友情
文丨林海音
似乎只有春夏两季的岛上生涯过得真快，一转眼间就是三年了。今天，白天听着巷子里叫卖椪柑的声音，晚上按摩的盲者又拖着木屐，吹着笛子从窗前经过，和三年前自基隆舍舟登岸后，借住在东门二妹家的情景一模一样。
邻居的一品红开得正盛，陪伴着高大的橡皮树，在墙头迎风招展。在北平，这是珍贵的“盆景”，此刻正陈列在生了洋炉子的客厅里，和冷艳的蜡梅并列。
想到了北平，便不能忘怀扔在那里的一大片，家搬到那里二十多年了，可留恋的东西实在很多，衣服器物，只要有钱原可以再购置，但是书籍，尤其照片，如果丢了就没有法子补偿。更可怀念是那一帮朋友——那一帮撇着十足京腔的朋友，他们差不多都没舍得离开那住进去就不想走的古城，现在不但书信不通，简直等于消息断绝。
这些朋友，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乡，有的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的资格。我们从梳着两条小辫儿一同上学到共同做事养家，又到共同研究哺育子女的方法，几十年都没有离开这城圈儿，现在却分居在两个世界里，不知何日重见。和这些朋友彼此互悉家世，了解性格，而且志趣相投，似乎永远没有断交的可能。
我刚回到台湾时，幸运的是家人大部分团聚，甚至还多了许多亲戚长辈。不过寂寞的是友谊突然减少，偶然有剩余的时间，觉得无所寄托，认识的人虽多，可以走动的朋友却极少，值得饮“千杯酒”的知己更少。所以我那时常对人说：回到台湾，理论上是还乡了，实际上却等于出了远门儿，因为只有到一个新地方才感觉到没有朋友的寂寞，“出门靠朋友”，没有朋友便有流亡身世，无所依靠之感。
幸亏第一个来填补这个“感情的真空”的是乡情。我所能感觉到的乡情有两种，一种是台湾的，许多亲友听说我“少小离家老大回”，都来接风叙旧，对于我的“乡音未改”，尤其感到愉快。
另一种是大陆的，例如山东朋友明明听到我是“京油子”，却坚持要称我是“老乡”，广义地说，都是从大陆上来的；再狭义一点儿，好像我们都有资格参加华北运动会，他却不晓得我是回了“本乡本土”的呢！反而是到了台湾人的面担子上，老板娘却坚持说我连“半山”都不像。
第二个是友情之门忽然开放，许多“不速之客”闯了进来，这完全是因为偶然在报章杂志写写稿子的缘故，日子一多，纸上也熟悉了。以文会友，一封表示“久仰”的信便可以建立了友情。这许多新朋友是分住在各地的，有的在热闹的城市，有的在安静的小城镇，有的在风景区。台湾的交通便利，旅行成了极平常的事，再远的地方也不过朝发夕至。无论新朋友老朋友，都是到一处，搅一处，一地有一地的情味，一处有一处的风光，虽然台湾的恶酒不足以论文，甚至会吓跑了文思，但是做客异地，秋窗夜话，已经够得上是件乐事了。我常常感觉到，即使从小看大，乃至天天见面的老朋友，有些共同生活反而不容易产生，例如昔人说“联床夜话”，想一想，越是亲近如邻居，反而不会有这样乐趣的。
木屋生活是有趣的，榻榻米上可以许多人拥被围坐，中间放一只矮脚桌，烟茶果点，有备无患。如逢冬夜，加上火盆一只，烧着熊熊的相思炭，上面烧水、烤薯、煮咖啡，无往而不利。战火余生，得到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真该谢天谢地了。
两年来，在台湾交的新朋友，寄来的信已经塞得满满一抽屉。台北的电话太少，本市的朋友也要靠绿衣人联络，所以写信也成了伏案生活的一部分。写信有好处，“物证”在手，闲时可供消遣，必要时也可资复按，比起话说过了不存形迹，另是一番趣味。将来我“王师北定”之后，把这些信整理发表的话，也称得起是“避秦书简”呢。
信笔至此，风正吹着门窗咯咯作响，雨打椰树发出沙沙的声音来。若有足音到窗前而止，敲着玻璃问道：“海音在家吗？”我必掷笔而起，欣然应道：“在家在家，快请进来坐，乌龙茶是刚沏好的啊！”
林海音（1918-2001），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苗栗，生于日本大阪，不久后返台。1921年时随家人居于北平。毕业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
曾任《世界日报》记者、编辑。30岁回台湾，1953-1963担任《联副》主编期间，抵抗政治压抑的风气，发掘了林怀民、七等生、黄春明、郑清文、锺理和等新人，鼓励停笔的杨逵、钟肇政、廖清秀等老作家再度写作。1960年《城南旧事》出版，写北京城南的童年，奠定了林海音在文学界的传世地位。1969年创办纯文学出版社。林海音家的客厅是半个台湾文坛，文坛尊称她为 林先生。病逝于台北。
本文选自《岁月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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