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北辰
“能不能開發一個服務社區抗疫的軟件，這比捐十個億還管用”，2月10日新聞發佈會上，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司司長陳越良坦誠地說。
我猜許多科技媒體聽到這句話，應該還是蠻感慨的。平日，媒體熱衷報道科技帶來的喜悅，讚美技術變革之快，總是超乎保守者的想象，說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是新時代的水電煤——但當特殊時期來臨，當全社會急迫地想將“水電煤”轉變為新能量時，才發現，一切並沒有那麼簡單。
嗯，疫情肆虐為政府治理帶來了新難題與新挑戰，而現在，恰恰是將新技術“兌現”成新希望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一些往日被媒體稱讚的科技排頭兵地區（譬如杭州），確實已彰顯出對疫情聯防聯控相對較好的效果。
所以——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期間，我們有必要完成一次系統覆盤，從三個方面，看看to G領域的技術短板，場景空白，以及更可期的未來。
智慧衛健的缺失
儘管2003年的SARS為全社會留下一道難忘傷痕，但過去數年，在全國各地風風火火的“智慧城市”建設中，卻很難聽到將公共衛生健康和傳染病控制等領域作為主要建設目標。
自八年前住建部發布“關於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近千座城鎮提出建設“智慧城市”——具體而言，有超過94％的省級城市副省級城市，超過71％的地市級城市，超過20％的縣級市及城市群提出要建設智慧城市。
但就像你在科技媒體上看到的那樣，它們智慧的重點，主要圍繞安防和交通等日常方面，很少涵蓋那些“防患於未然”的智慧維度。
這次疫情就極大凸顯出智慧城市建設的短板，哪怕更像是一種事後追因，在許多人看來，“智慧衛健”確實是智慧城市需要補足的一環。
怎麼補？
首先疫情感知是基礎。對各類卡口的發熱數據監測，對疑似病人的人臉識別監測，對特定車輛的卡口監測 ，都屬於這一環節。
更重要的是，建設智慧城市，不僅需要對疫情防控工作起到支撐作用，更需要全盤洞察城市數據，讓不同維度數據快速，真實地流動。以杭州為例，杭州市依託城市大腦平臺，融合交通樞紐，疾控，醫療，出行等80多個維度數據，搭建高危易感染人員模型，高精度鎖定確診患者及其密切接觸者，按照風險等級高低開展滾動研判。
在大年二十九，浙江省就基於大數據，在全國第一個啟動了“重大突發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成功利用大數據分析出人群聚集熱點分佈，人群跨區域流動等信息，提前預測疫情發展趨勢，指導醫療資源的合理調度。
所以有理由相信，當疫情過後，智慧城市將可能會補上“智慧衛健”這一重要板塊。
疾控中心的進階
2003年非典過後，作為公共衛生的重要一環，“疾病預防控制”這個詞進入大眾視野。
而無論是受益於技術平臺進步，還是觀念水位上揚，與17年前輿論缺位的“非典”相比（當年大多數人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幾乎只有電視和廣播），今天面對疫情，每個人都開始希望能更“主動”地掌控安全感，至少在局部彌合關於疫情的信息差，更好地做好疫情防護措施。
但大眾對主動掌控防疫信息的旺盛需求，也意味著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事實上，傳統疾病防控方式的最大不足在於其實時性，流行性傳染是與死神賽跑，而利用大數據對疾病傳播進行更先進的監控，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現狀。在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不妨瞭解下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是怎麼做的。
防止流感疫情擴散是CDC的重要工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該中心使用了大量數據瞭解疫情。早在數年之前，他們就與斯科爾應對全球威脅基金會進行合作，共同推出了一款名為“FluNearYou”的應用程序，用於收集流感症狀的發展信息。
只要年滿13週歲，任何人都可以進行註冊，報告自己的流感症狀。而每週一次的調查報告則能幫助防災組織，研究人員以及公共衛生官員為流感疫情的擴散做好準備。更重要的是，這一數據共享應用程序，對預測未來任何有可能的流感疫情爆發，會帶來極大幫助。
另一方面，CDC還從移動運營商收集移動通訊基站的活動數據，找出那些打求助熱線最多的地方，通常情況下，求助熱線呼叫次數的激增意味著疫情的爆發。
要知道，即使是在西非這種資源嚴重匱乏的地區，手機數據也能夠為疫情防控提供幫助。譬如在埃博拉疫情爆發後，奧林奇（Orange）電信公司向一家叫做弗洛明德（Flowminder）的瑞典非營利組織移交了從15萬部手機裡提取的匿名語音和短信信息，弗洛明德根據這些信息繪製了該區域典型人口遷移的詳細地圖，政府可以通過地圖看到建立治療中心的最佳地點。
在世界衛生組織，關於防保的經濟回報是：防保投入1元，可節約醫療費用8元。而在美國疾控中心，這個比例是1:10。換句話說，投錢給疾控防保是個性價比更高的事情。
或許當疫情過後，疾控中心的大數據應用將獲得更多預算，完成更智慧的進階。
網格化治理的升級
疫情期間，“網格化”這一拗口詞彙頻繁出現，其實它並非一個新概念，而是近年來增進基層治理能力的創新理念。
但至少在現階段，據我所知，許多地方的網格化管理仍以人工排查為主，效率低，且浪費人力。
以武漢為例，眾所周知，為達到“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目標，排查“四類人員（即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的新冠肺炎患者，無法明確排除新冠肺炎可能的發熱患者，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是社區防疫工作重點——這八個字背後，是社區基層人員各種道不盡的事必躬親。
我印象很深，《俠客島》在一篇報道中曾提到某社區書記的抗疫感言：“我們克服物資短缺、人員不足的困難，每天忙著防控宣傳、轄區巡查、測體溫、送醫協調、張貼通知、排查、登記造表、上報信息、送藥、送生活物資、消毒、聽取群眾意見、諮詢、居民勸導、物資發放、關注群內信息、突發事件處理、學習文件、迎檢、困難幫扶等等（你看完這一串頓號有多煩，基層幹部的真實工作就有多累）。”
不難發現，信息化程度較低，是基層工作者又忙又累的關鍵。
當然，網格化管理的信息程度亦在局部範圍提升。譬如，很多社區已開始用微信搭建疫情消息推送與服務觸達的社區官方平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區的管控和服務壓力。
但未來依舊任重而道遠。在非常時期，該如何提供技術支撐，如何監控隔離人員，如何保障大眾正常生活，都需要通過技術手段運籌帷幄，因地制宜施策，不搞一刀切。
結語：拉開序幕，露出微光
業內皆知，不同於美國ToB市場的興旺，中國最大ToB公司或許連最大ToC公司十分之一都不到，很大程度上，中國互聯網過去龐大的人口紅利，在無意中“吞噬”了中國ToB巨獸們的崛起路徑——而大概從2018年開始，在科技媒體的選題列表裡，400多年前莎士比亞提出的那個深邃問題：“To B or not To B”，將變得不再是問題，沒人會懷疑，未來十年中國科技的新戰場將向ToB一端轉移。
而若無意外，其中會有相當大比例屬於ToG。就在不久前，IDC根據2020年全球政府行業數字化轉型十大預測，給出了中國版的趨勢分析，其中一條就是：“如果沒有智能的、安全的、可擴展的數字化轉型平臺，到2022年，60%的中國政府機構將無法增強組成服務、簡化操作、授權員工和完成任務。”
儘管在圈內人看來，不同於其他市場的可複製和確定性，ToG市場看起來更多是“需求驅動”而非“產品驅動”，但隨著新技術的不斷崛起，以及政府數據化戰略的逐漸升級，從現在到未來，政府採購的單子會越來越大，不同細分領域的國產化替代將從趨勢變為現實。
嗯，我相信，相比更奪目的未來，今天中國ToG市場，也許只是剛剛拉開序幕，露出一道微光。
歸根結底，是因為我相信，技術，就是社會進步的最大變量。
作者：李北辰，獨立撰稿人，國內數十家媒體專欄作家，曾供職《南都週刊》《華夏時報》《財經》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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