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何時結束，至今仍未看到隧道盡頭的亮光，但有一點似乎已經漸漸明朗：這遠不只是一次公共衛生事件，也大幅度衝擊、修正、改變了中國社會原先的權力與權利的邊界。不論好壞，這一切正在發生，但它將留下什麼遺產，則是我們現在必須面對的。如果不借此契機釐清這些邊界，那麼，現在的緊急狀態就可能被永久化。
▌被清空的宿舍與被焊死的大門
為了收治隔離疑似病患，武漢緊急徵用幾所高校的學生宿舍。這原是好事，但看到武漢軟件學院粗暴清空學生宿舍的視頻，觸目驚心。每到這時，總會出現一種聲音認為，都這時候，你個人受點委屈算啥？正如很多人都已經指出的，問題是這裡“受委屈”與局面改善之間沒有任何關係，這純粹只是對個人權利的漠視。
不過，這種辯解能被許多人公然宣之於口，仍表明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在很多人看來，“大局為重”，要“識大體”，不存在不能為大局犧牲的個人利益——尤其如果是別人的利益。這很自然地把對個體權益的侵犯正當化了，而往往不去、也來不及辨別哪些舉措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結果常常是在“毀家紓難”的崇高名義之下，無謂地犧牲、浪費，“毀了家”，卻對“紓難”未必有多大幫助。哪怕是在浙江這樣曾被讚賞處置得當的省份，也出現了將疑似患者鎖門乃至焊死的情況，廣東則通過條例准許徵用私人財產——這些其實都已接近戰時狀態，公權力以緊急事態為由，越過了日常時默認的個人權利邊界。這再一次提醒人們，這個邊界不僅模糊，而且防線極其脆弱，很輕易地就被突破了。
儘管如此，年輕一代的權利意識畢竟已比上代強多了。這條“請別用疫情綁架學生”視頻，在B站上已有330萬播放量，評論和彈幕幾乎是一邊倒地譴責學校無視學生財產。儘管其中夾雜著大量“垃圾學校”的謾罵，但這種情緒反彈本身表明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從學生的呼籲來看，只要確實對隔離病患有幫助，他們並不反對宿舍被徵用，而是反對徵用過程中的粗暴做法，質疑這樣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 B站某Up主發佈“請別用疫情‘綁架’學生”的視頻譴責高校暴力征用學生宿舍，損害學生個人財產，引發廣泛關注。 © 嗶哩嗶哩
換言之，問題的癥結在於如何在保證公共利益的同時，也確保個體權益不被公權力“誤傷”。這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常被視為是一個“度”的問題，但確切地說，我們首先必須明確某個不可侵犯的“硬邊界”，否則執行者就不清楚那個“度”在哪裡。
▌強制隔離中的權力博弈
看到豆瓣上武漢女孩“郭米兔”近日的記錄。她1月底生病，體溫忽高忽低，但服藥後退燒了，恐懼之下她也做了核酸檢測，從未確診。然而社區每天打無數電話催促，她還是被強制隔離，她擔心自己原本只是普通感冒，反而因此被感染了。
2月13日，她在網上抱怨：“沒有任何道理，普通病患也被定義成疑似冠狀肺炎。我不發燒不咳嗽，家裡人都健康正常。我從未被確診，就被強制隔離，跟這些發熱病患一同關在學校宿舍裡。之前社區採取哄騙的卑鄙手段，大半夜不讓人睡覺，折騰病人，現在知道這裡根本沒有醫生沒有藥物也不會給你做核酸檢測，只是被關在這裡，不見天日。我目前的狀況就是從離開家之後，吃不好睡不好，身體狀態每況愈下。我十分絕望。”
與此同時，武昌湖街道茶港社區桃山村小區數百業主聯名舉報鄰居陳北洋，說這一家在春節前後發病，核酸檢測下來已確診感染新冠肺炎，但他們卻拒絕入院治療，而是憑個人關係開藥後，在家隔離。他們原住張家灣小區，後因小區裡多戶感染，管理較嚴，周圍人又都認識他，均已發熱患病的一家三口遂從2月4日起陸續搬到桃山村居住；此後，陳本人經常出入小區，完全無視是否傳染他人。
2月12日武昌區、司法廳、社區一行十餘人勸說4個小時，這一家才開門“接見”，還提出在家核酸檢測等等無理要求。在被貼封條後，他們又將封條撕了。這引起整個社區的恐慌，聯名要求儘快將這一家收治，甚至建議取消陳氏副廳級待遇，開除公務員隊伍。次日，他們終於上公務車，被接去隔離點。
這兩件事視角不同，但處理手法相似。乍一看，兩例最關鍵差異在於前者並未確診，而後者明明已經確診，但在實際執行中則被“一刀切”了；不過公平地說，郭米兔按政策的確也屬於應被隔離的群體，只是由於隔離條件比較差，也不夠人性，她有很多不滿。雖然她早已不發燒，但現在發燒篩查已經不保險了，而且，由於樣本可能有偏差，核酸檢測結果也不一定準確。
▲ “方艙醫院”的概念是指使用大型場所集中收治輕症病患。2月15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首批17位患者出院。 © 高翔/中新社
更棘手之處在於：在這些事件中，每個人主要是關心自己的情境有沒有得到足夠的關照，被強制隔離既可以被理解為是對個人權利的侵犯，但如果已經感染，且有可能感染他人，那這就不再是個人的事，而變成了一件公共事務，此時個人意志就失效了，這也是桃山村小區居民聯名上書要求強制隔離患者的邏輯出發點。
也就是說，這裡的“疑似”本身存在某個模糊爭議的地帶，而執行隔離的又並非專業醫護人員，而是採取行政手段，於是，公共醫學上的界定問題就變成了權力是否越界的爭議。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被隔離收治的過程中，普通人是社區人員“連哄帶騙”、軟磨硬泡地做工作，而面對一位司法廳退休幹部，則需要出動更高層級、更多人上門，且仍未能當場強制隔離，以致要鬧到小區數百戶聯名上書。這是我們這個社會運作的縮影：無論是個體權利還是權力，依據的不是專業意見或法定條款，最終都取決於複雜的權力博弈。
▌公共/私人領域的邊界在哪？
武漢女孩“小杭”因一家三口被感染，絕望之際上網求救；她父母先後病重去世，她自己也危在旦夕。然而，她滿含血淚的痛苦呼聲，被自媒體作者“亦忱”借用過去，渲染之後竟然變成一篇10萬+的網文，而文末“讚賞”所得一分錢也沒給她。
看到自己的痛苦被人利用，是加倍的痛苦，她要求對方尊重自己的隱私權，將之刪除，很多人也譴責這是在“吃人血饅頭”，但得到的竟是一句傲慢的答覆：“這饅頭我吃定了。”
很多朋友在談及此事時都氣到發昏，連平素向來溫和的人都說“真的是沒見過這麼無恥的人”。對於無恥的人，僅僅泛道德的譴責其“無恥”通常沒多大殺傷力，但由此形成的輿論壓力，可以將這種口頭的非正式制裁轉變為正式制裁，例如微信公眾平臺對此做出的懲處。
回到事件本身，與其說這是個人道德（“無恥”）問題，不如說是個人權利問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事，說到底是因為在網絡時代，個人事務與公共事務的邊界十分模糊。這在某種程度上接近於娛樂明星的處境：他們的任何個人私事，都可能被公共化乃至娛樂化。這種沒有隱私空間的生活當然不好受，所以范冰冰才說：“萬箭穿心，習慣就好。”
在法律上有“強制性坦誠”的概念：公民有知情權，即有權瞭解與自己有關的事務。像總統等公共人物是國家事務的操縱者，那麼他們就不該享有一般普通公民的那種隱私權；因為他們的任何隱私（例如疾病）都有可能造成國家事務的變化，也就是說，他們的私人領域其實也是公共領域。
對普通人而言，私人領域的事當然屬於隱私範圍，甚至在網上談論可能也在此範疇，但社交媒體的傳播，卻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越出這一分界。像李醫生本來也只是在親友群中悄聲告誡大家注意，結果卻變成一個公共事件；個人在網上的求救，如何界定這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
本來中國社會隱私權利就未確立，現在更出現了公共/私人之間的大片模糊地帶。但無論如何，不能以“這是公共的”來為自己的侵權行為辯護，在當事人說出要求刪除時，就已明確其本人感受到權利受侵犯，如果他本不屬於“強制性坦誠”的公共人物（換言之，其私事並不涉及公眾利益），那麼尊重其隱私權利是唯一正當的做法。
所有這些事例都透露出同一個信息：權力與權利的邊界仍處在模糊、動態變化之中，這不僅有待權利意識覺醒的一代參與博弈，而且本身就在考驗當權者的治理水平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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