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杂志编辑发来短信，提问道：您是怎样定位自己的散文写作，您的散文跟经学家的散文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这个问题提得好。说句实话，关于散文以及散文的写法，很难回答，也很不好回答。因为，“文无定法”。也许，某种散文写法对某个作家来说，运用之妙，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的地步，其所写出的散文作品，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甚至可以影响一代散文的风格和美学追求。
有不少的散文作家，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涌现出来的的一些优秀和杰出的散文作家，取得的巨大的散文艺术成就就可以证明这个观点。然而，“文有定法”，不管是多么优秀和杰出的散文作家，还是散文写作爱好者，如果仔细分析他们的散文艺术特点，不难看出，在他们的散文作品里，多少会呈现出来一些固有的散文艺术规律，这就是传统散文艺术的美学特征，有的偏重于抒发自己浓烈的情感和艺术感受，有的偏重于描写现实中的具有时代精神的生活片段，有的善于复活遥远历史中精彩的“过去时”的精彩细节和人物形象，有的善于阐发对我国悠久的文化和思想的向往与揭示出与当今世界相“契合”的精神特质——这些，如果在艺术上予以归类的话，不外乎抒情、传记和议论散文的套路——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我国古典散文三大主流》长篇文章，大致揭示出古典散文发展的主要艺术路径。在今天来看，近几十年的散文艺术潮起潮落，基本没有突破着这样的散文艺术藩篱。
散文写作，入门容易，起步也要求不高。但是，当你实实在在地进入这个艺术领域，并且，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之后，才忽然发现，散文的艺术境界简直太高远了，太难以达到令人比较满意的地步——清代的文章学家，从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里才挑选出周代至明朝的222篇散文精品（有的篇章是否精品，还有待商榷），可见，散文要达到真正的艺术境界，非常非常难。
难在什么地方呢？简单来说，难就难在思想上。何谓思想？思想就是理性认识。如果没有我国古典和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基础，没有世界古典和近现代的哲学思想的基础，是注定产生不了具有思想力量的散文作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既就是具备了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寻找出能滋养和培植当代哲学思想的“有益”的精华，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何况，还要表现出新的见解，就更难了。很不赞成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散文作家的看法，他们不主张“文以载道”，而认为散文就是写性灵，大力提倡晚明的散文风格，认为这才是散文发展的正路，其实，事实并非这样。我国古典散文，有两个发展高潮，这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的散文和唐宋散文。这两个高潮期的散文，突出的特点是“文以载道”。先秦的散文，诸子百家面对“礼崩乐坏”急剧变化的社会局面，各自在散文写作中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儒家讲“仁”，墨家讲“兼爱”，还有法家讲“刑名”，阴阳家讲“阴阳”和“五行”等等，都支撑起自己的散文精神骨架，气势恢宏，滔滔不绝如春潮决堤，给人以思想的冲击和震撼。唐宋散文，尤其是韩愈、王安石、欧阳修、曾固等人的散文，一改魏晋六朝以来的柔靡之气，企图恢复先秦散文强悍的思想阵势而已。至于说到魏晋六朝的散文，从语言的优美简练和艺术方面来讲，确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与当时崇尚老庄以及玄学思想不无关系，为什么崇尚老庄以及玄学思想呢？除过当时的社会因素而外，主要是两汉以来“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领整个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而排斥非主流的学术观点，这势必遭到受到老庄以及玄学思想和佛学思想影响的人的反对，而后者成为散文的主要思想底色——因此，魏晋六朝时期的散文，缺少前秦时代诸子百家各自秉持自己所宣扬的社会政治理想的锋芒，显得有些柔靡之气，原因也许就在这里。韩愈、王安石、欧阳修、曾固等人，之所以要振臂一呼，提倡恢复秦汉散文而反对魏晋六朝以来的散文风气，实际上，还是要恢复儒家成为主流思想，他们的“文以载道”之“道”，也就是这些。“唐宋八大家”，主要还是韩愈、王安石、欧阳修和曾固几个，而苏东坡呢，相比较起来，思想显得广博一点，除过提倡儒家思想，也张扬着老庄以及玄学和佛学思想，他们合力把古典散文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宋代以后理学开始盛行，到了晚明，理学或者新儒学，尤其是王阳明的“心学”，不能成为推动哲学思想前进的强大动力，加之佛学和道学愈来愈显示出强盛的气象，出现了一部分恪守正统仍然坚持儒家学说，而有的则采纳了佛学或者道学的思想，表现在散文写作上，由于“道”的不相同，散文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各呈风采，不过，各个流派的散文成就不能与先秦与唐宋时期相比较。这个时期的散文，以袁宏道等人的“性灵派”最为引人注目，还有后期的张岱等人的小品文，也冠绝一时。周作人甚是推崇晚明的散文，认为在解放人的观念和思想上有莫大的功绩，于是，不断著文予以倡扬。周作人的散文很得到大家的认可，认为是达到了现代文学比较高的“成就”，然而，周作人基本上却未曾沿袭晚明的散文路径，而是从《颜氏家训》里找到自己的散文美学追求。有的在学者早就看破这一点。他的散文集子很多，其自编散文集有36种之多，假如能静下心来通读，不难发现，他与晚明散文风格没有多少关联。即就是晚明散文，并非完全是由着“性灵”去写的作品，即就是袁宏道、张岱等人，其散文的思想仍然是以正统的儒学为底色，而又包装了文采飞扬的老庄思想以及精致的佛学思想。不认识到这层，就不会正确看待晚明散文——由此看来，晚明散文也是十分讲究“文以载道”的。周作人的散文也不例外，只不过他的“文以载道”的“道”不是传统的“道”了，而是具有新质的思想主宰了他的散文精神而已。
新时代散文的发展，觉得还是有必要提倡“文以载道”，最基础的先得学习古典哲学思想，这是我国文化的根系所在。离开了这个根系，散文就显得缺少精神骨架。而要支撑起这个精神骨架，应该先学习经，经学。这里的经，指的是我国传统的经学所涉及的内容，明确地说，就是读点儒家经典。因为，经，经学，是关于我国数千年以来的主要哲学思想的载体，不读经，很难学习和理解我国古典散文，也不能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只有在经，经学的血脉的滋养下，散文才会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
至于我的散文写作，目前还是处于散文的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散文艺术风貌，也仅仅属于喜欢散文写作而已。要说的话，我的散文探索，主要是想学习和承继先秦与唐宋散文，很少写单纯的抒情散文，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阐释外国古典与近现代哲学思想和我国古典哲学思想上，而在后者，经与经学自然是要学习的主要内容，也许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散文的写作形式大多属于散文化的论说文，与经学家散文相靠近。前不久接受《西安晚报》的一位学者兼记者的采访，《散文原来可以这样写》这篇报道，非常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确实是我散文写作的美学追求吧。这样的散文写作，可能属于小众散文写作，只想搭建一座散文的象牙塔而已。
柏峰，陕西蒲城人。著有多种文学理论专著、散文集。曾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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