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本月17日在最新一期的《中華流行病學雜誌》上發表論文，題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論文分析了截至2月11日的全國報告數據，稱：在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診治服務的422家醫療機構中，共有3019名醫務人員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1716名確診病例），其中5人死亡。
論文稱：“武漢和湖北的一些地區發生了嚴重的醫務人員感染，但迄今為止，醫務人員感染以及防護失敗的具體原因仍有待深入調查。”
逾7萬病例樣本
這篇論文，對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國內地報告所有病例（超過7萬）的流行病學特徵進行描述和分析。
中國內地共報告72314例病例，其中確診病例44672例（61.8%），疑似病例16 186例（22.4%），臨床診斷病例10567例（14.6%），無症狀感染者889例（1.2%）。
在確診病例中，大多數年齡在30~79歲（86.6%），湖北省（74.7%），輕/中症病例為主（80.9%）。
在44 672例確診病例中，共有1023例死亡，粗病死率為2.3%，病死率密度為0.015/10人天，即平均每個患者觀察10天的死亡風險為0.015。在≥80歲年齡組的粗病死率最高為14.8%。男性的粗病死率為2.8%，女性為1.7%。按職業劃分，退休人員的粗病死率最高為5.1%。湖北省的粗病死率（2.9%）則高出其他省份（0.4%）7.3倍。未報告合併症患者的粗病死率約為0.9%，有合併症患者的病死率則高得多，心血管疾病患者為10.5%，糖尿病為7.3%，慢性呼吸道疾病為6.3%，高血壓病為6.0%，癌症為5.6%。重症病例佔13.8%，危重病例佔4.7%。危重病例的粗病死率為49%，病死率密度為0.325，即平均每個危重病例觀察10天的死亡風險為0.325。
首次描述2019新冠肺炎發病流行曲線
這篇論文首次描述了2019新冠肺炎的發病流行曲線。
新冠肺炎的總體曲線呈現暴發流行模式，2019年12月發病的病例，可能為小範圍暴露傳播模式；2020年1月，可能是擴散傳播模式。這種暴發流行的時間趨勢與先前調查結論一致，即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可能有野生動物交易，使得新型冠狀病毒從一種仍然未知的野生動物傳染到人類，繼而實現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
截止2020年2月11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報告日期、發病日期流行曲線
個案調查結果提示，疫情在2019年12月從湖北向外傳播，截至2020年2月11日，全國31個省的1 386個縣區受到了影響。流行曲線顯示在1月23－26日達到峰值，並且觀察到發病數下降趨勢。
論文認為，數據顯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播流行迅速，從首次報告病例日後30天蔓延至31個省（區/市），疫情在1月24－26日達到首個流行峰，2月1日出現單日發病異常高值，而後逐漸下降。
論文還表示，新冠病毒與SARS-CoV和MERS-CoV雖然有相似性，但截然不同。早期病例表明，可能不如SARS-CoV和MERS-CoV嚴重。但是，發病數迅速增加以及越來越多的人際傳播證據表明，該病毒比SARS-CoV和MERS-CoV更具傳染性。
論文作者認為：總體流行曲線的下降趨勢表明，限制人員流動、減少接觸、多渠道高頻率地傳播關鍵的預防信息（例如，洗手、戴口罩和求醫信息），以及動員多部門快速反應，有助於遏制疫情。
武漢發生了嚴重的醫務人員感染
論文特別關注了醫務人員感染病例。
疫情暴發的早期令人聯想到SARS和MERS，發現了一種與冠狀病毒密切相關的、以前從未描述過的病原體，預示了潛在的醫院傳播和所謂的“超級傳播者”事件，即一次性暴露造成10人以上的續發病例。不幸的是，新型冠狀病毒確實通過醫院傳播感染了醫務人員。
但論文也稱：截至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在任何一家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提供服務的醫療機構中發生了超級傳播者事件。
2019年12月8日至2月11日全國、湖北、武漢報告醫務人員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重症病例及與死亡情況
醫務人員病例發病的高峰期可能出現在1月28日。
截至2020年2月11日，在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診治服務的422家醫療機構中，共有3019名醫務人員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1716名確診病例），其中5人死亡。可能存在非職業暴露造成的感染。
本研究還對1688名有病情嚴重程度的醫務人員確診病例進行了分析：武漢有1080例，佔全國醫務人員發病總數64.0%，湖北除武漢外的其他地區394例（佔23.3%），除湖北外全國其他30個省（區/市）214例（12.7%）。重症比例在武漢為17.7%，湖北10.4%，全國除去湖北外為7.0%。按照不同時段，武漢醫務人員重症比例從最高時38.9%，逐漸下降，到2月上旬12.7%。
這1688例醫務人員確診病例中，大多數病例為輕症患者（85.4%），病死率低於其他病例。其主要原因與年齡有關，醫務人員都是在職人員，一般都在60歲以下，而死亡主要發生在60歲以上的患者。
此項研究的侷限
論文作者也沒有諱言此項研究中存在的侷限：
首先，分析的數據中相當比例的病例沒有經過核酸檢測確診，因為核酸檢測耗時、耗力，需要專業的設備和技術人員。但所有病例都得到了臨床學診斷，相當高比例的病例經過專業流行病學工作者的調查。
其次，研究中部分病例缺失了一些限制研究結論的變量數據，例如武漢暴露史，伴隨疾病和疾病嚴重程度。
第三，在病例的流行病學調查中，可能存在回憶偏倚的問題，特別是發病時間作為關鍵變量分析的結果可能存在時間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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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經點科學工作室
記者：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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