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颠覆了我们很多的习以为常。
对我来说，感触最深的颠覆是我自己对态度和语言的力量的认知。
正月十二这天一大早，躺在被窝里的孩子搂住我的脖子，有气无力地说：“妈妈，我的身上很烫，我感到很不舒服。”
巧合的是：就在前一天，全副武装的医生刚到邻村一户人家里进行上门诊断。
后来，村委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经过再三诊断，判定该户人家的女主人只是普通感冒。
在这样的背景下，孩子的话令我一瞬间手脚冰凉，脑子里升腾起无数问题，嘴里脱口而出：“完蛋了！难道真的中招了？”
六神无主之际，我无意中回头看了一眼孩子。
我大概这辈子都很难忘记他那样惶恐不安和无助的样子。
他，真的害怕了。
就像一只弱小的动物，在地震来临之前能最先感受到大地震动一样，孩子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惊慌失措和恐惧。
他蜷缩在被子里，显得比刚才更加发蔫。
我的心缩得紧紧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看到我这样，孩子脸上的恐惧更加明显了。
我命令自己冷静。
这大概是我做出的第一个正确选择。
积极的话语和态度果真是一剂良药
接下来，告知父母并强迫他们都戴上口罩、向村委说明情况、收拾简单的衣物水杯等物品、给家里喷洒消毒剂……
孩子从被子里探出小脑袋，盯着我坐这做那儿，他一句话也不说，整个人像一个破旧布娃娃躺在那儿。
尽管我当时并不相信言语真能起到什么作用，但在无它计可施的情况下，我只能尝试着和他说点什么，为他鼓劲儿。
我搂住孩子：“不要怕，妈妈做这些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外公外婆，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你！并不代表你的发烧就一定是病毒引起的。”
孩子一声不吭。
我继续说：“你还记得钟南山院士说的话吗？发生疫情后，院士就向全国人民发出告诫‘武汉的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没有特别情况就不要去武汉’。
他这样说，是因为从武汉出来的人就一定携带病毒吗？到武汉去就一定会感染病毒吗？”
孩子摇摇头：“我不知道。”
我向孩子解释“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接着说：“院士发出预警和妈妈现在做的这些措施，都是这个道理。就算真的是病毒，去他的！我们一定可以战胜它！”
孩子若有所思，轻轻地点了点头。
而当我为了安慰孩子而说出这些词语时，我的内心也变得平静了很多。
这时，外婆捧来了清汤面，家人们都陪在孩子身边，鼓励他。
说也奇怪，他的脸慢慢地不像之前那样烧得厉害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唏哩呼噜”吃掉了一大碗面。
村医终于来了！
仔细测温和检查后，村医十分肯定：只不过是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发烧和不适。
我们如释重负。外婆高兴得一把扯下口罩：“我就知道是白戴了！”
孩子摆摆手，调皮地说：“不是！不是！万一墙倒了，就不会压到您啦。”
外公外婆一脸茫然，我欣慰地哈哈大笑。
水知道答案，孩子也知道
村医临走反复交待，一定要按时给孩子吃药，清淡饮食多喝水。万一到第二天发烧还控制不下来，非得去医院就麻烦了。
听完医生的话，庆幸孩子没有感染新冠状病毒之余，我又开始忧心忡忡：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孩子不烧个三四天是好不了的。
我决心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和言语当辅药，和孩子一起度过难关。
吃药时，“呀！援兵又来了！宝宝身体里的免疫系统打起战来就更有劲了！” “快！快！报告大脑指挥部，第二批援兵及时赶到！”
喝水时，“天哪！喝了这么多啊！估计病毒细菌都淹死得差不多了吧！”
孩子每次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到中午时分，孩子除了仍然有轻微的发烧之外，精神状态已经完全恢复了。
他还坚定地告诉我：“”妈妈，要是我害怕了，我的大脑就会光顾着害怕，不敢命令免疫系统去打败病毒！”
下午天气暖和些，我备好大量的水，带着他在菜园里山地上到处玩儿，呼吸新鲜空气。
到了晚上，孩子的体温总算降到了36.7度，吃过药就早早睡下了。
我却久久心绪难平。
此前，我知道日本一位科学家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名字叫《水知道答案》。
书中展示了水的晶体在受到各种语言刺激时的不同状态。
当接收到诸如“谢谢你”，“我爱你，“你会好的”之类的词语时，水无一不展示出舒展美丽的形态和纯净的颜色。
而在“我要杀了你”，“垃圾不如”，之类的恶毒话语的刺激下，水的状态是扭曲和蜷缩的，颜色也随之发生可怖的改变。
有一位美国的华人妈妈，她和我一样，对这套言论嗤之以鼻。
但是在儿子的坚持下做完实验后，结果令她大为所惊。
而儿子的这次发烧，也带给了我太多的触动和新的认知。
孙瑞雪教授曾提出：“人是生命体，同时也是情绪、感觉、心理、认知和精神的载体。”
我想，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仅仅只是经由语言和态度的改变，我们就可以带给孩子、周围的人乃至其他生物如此重大的改变。
《美丽人生》和《科比的缪斯》带给我的启示
孩子香甜一觉睡到天亮。
此后几天，他没有出现反复发烧的情况，喉咙里的红肿也逐渐消退。
这一关，我们终于涉险而过。
我把这一切归功于：及时就医、医生的准确判断和用药，还有我们一直给予孩子的积极的心理暗示和鼓励。
至此，我也对电影《美丽人生》的寓意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纳粹集中营，男主人公圭多身处人间炼狱，却时时刻刻保持着幽默和坚强。
哪怕最后，他难逃被纳粹军官枪决的命运，当路过儿子藏身的铁箱时，仍然面带笑容，昂首挺胸地大踏步往前走。
在孩子童真的眼里，大概真以为是德国士兵在陪着父亲做游戏吧。
处于集中营的非人环境下，圭多不害怕吗？内心不曾绝望和动摇过吗？
他一定知道：如果孩子能幸运地长大成人，总有一天会明白残忍真相，那他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去隐瞒和撒谎？
当我重看《科比的缪斯》这部纪录片时，我发现：科比给出了圭多没有正面给出的答案。
纪录片的开片—“伤疤”—部分，播放着导致科比受重伤退役的那场比赛。
伤势之重，令他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意味着自己作为篮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要结束了。
就在他躲进更衣室痛哭流涕时，妻子带着女儿们进来了。
科比的这一段讲述，是对圭多的勇敢行为给出的注解，也是我掩藏内心恐惧，鼓励生病的孩子振作起来时的心理写照：
“看到你的孩子害怕，你第一件事，就是希望她们不害怕。我告诉她们，爸爸没事，一切都会好的。尽管当时，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我说的这些话，但孩子们需要听到这个。”
是啊，就像科比说的，爸爸妈妈们，无论何时，别光着惶恐和不安，就算你一时无法相信，感到迷茫，也请别忘了：孩子们需要从我们这里汲取力量和勇气。
越是艰难处，越是守心时。
我将长久记得这次经历，并提醒我自己：
不论和什么人相处，我们都可以选择从自己嘴里出去的语言，让它一直带着善意和积极的力量。
在任何特定环境中，我们都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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