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而發】
作者：陳澤環（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在全國上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時刻，作為具有極強社會實踐責任的倫理學者應該努力發揮倫理學學科反思、規範和引導作用，在倫理道德方面為抗擊疫情提供建設性意見。令人欣慰的是，已經有倫理學者從政治倫理、市場倫理、角色倫理、慈善倫理、公共倫理等方面進行了思考，本文則從生命倫理學的角度，呼籲倫理學界積極參與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的鬥爭當中來。
在我國包括道德哲學、倫理思想史、倫理社會學、應用倫理學等在內的倫理學學科體系中，生命倫理學屬於應用倫理學範疇，主要研究衛生健康領域中的重大公共性倫理問題及其道德衝突，以供決策參考並影響公眾。面對當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勢，生命倫理學者應以人民群眾的安全健康問題為中心，進行深入反思、合理規範和正面引導。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非常豐富的敬畏生命的精妙論述。例如，醫學典籍《黃帝內經》雲：“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唐代孫思邈說，“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等等。這些觀點，也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高度關注，德國哲學家阿爾貝特·施韋澤提出：“中國倫理是人類思想的偉大成就。較之其他任何一種思想，中國思想都走在了前面……並且賦予了愛還要涉及生靈及萬物的內涵。”他認為中國的倫理學者早就確定了人對動物的義務和責任。例如，他指出孟子以感人的語言表達了對動物的同情，列子認為動物心理和人類心理的差別並不很大，楊朱反對動物只是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見，《太上感應篇》包含了許多善待動物和植物的格言，甚至提到了《月令》“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的要求。
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施韋澤明確提出敬畏生命的概念，指出：“善是保存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他基於歐洲傳統思想認為道德關係只限於人類自身，把動物、植物等生命形態置之度外的缺陷，認為世界不僅是過程，而且是生命，一切生命都是神聖的，倡導一種對所有生命都承擔起責任的倫理學。我國學者朱貽庭也認為，生命作為敬畏的對象具有崇高的價值。人們因其崇高而敬，因敬其崇高而畏，即畏己之冒犯崇高也。唯有對崇高價值之敬畏才會有維護崇高價值的使命感和責任心。這裡的實質在於，人把生命作為至高的價值。因此把“敬畏生命”作為當代生命倫理學的核心範疇是可行的。
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在於行動，特別是從個人行動擴展成全體公民的行動。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全國人民已經充分動員起來，團結奮鬥，打響了一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正在取得積極成效。特別是廣大醫護人員弘揚“敬佑生命、救死扶傷、甘於奉獻、大愛無疆”的精神，主動請戰、不怕犧牲、不辭辛勞、攻堅克難，成為阻擊疫情的中堅力量，也是全社會學習的榜樣。而從當代生命倫理學話語體系構建的角度看來，這也是一個從敬畏生命到敬佑生命的深化、豐富和發展過程。如果從釋義上來理解“敬佑”這個詞語，可以說它綜合了“敬畏”和“佑助”兩層含義，強調對生命不僅要敬畏，而且要佑助，並且把重點放在了佑助上。這就更突出了在生命倫理學領域中，人們採取實際行動的重要性。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在攸關全體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時刻，倫理學工作者要與廣大人民群眾一起，“在事上磨鍊”，把“敬畏生命”的信念落實為“敬佑生命”的行動，向面對重大傳染病威脅義無反顧、捨己救人的醫護人員學習，團結一心、排除干擾，直至最終戰勝疫情。中華民族有通過道德行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傳統，不僅敬畏人的生命，而且敬畏自然的生命。生命倫理學工作者應該把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應用到抗擊疫情實踐中，進一步深化生命倫理學學科的研究。我們要為此努力！
《光明日報》（ 2020年02月17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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