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20日，魯迅先生在《致許壽裳》的信中，言簡意賅地述說了自己創作《狂人日記》的旨趣：
“《狂人日記》實為拙作，又有白話詩署‘唐俟’者，亦僕所為。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流行。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後以偶閱《通鑑》，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見，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我個人覺得，這樣一段“心心相印”的摯友間書信交流，很是耐人尋味，除了“心向知己者訴”這個根本立場以外，可以在三個層次來琢磨：
（1）告白於知己。《狂人日記》這篇小說，魯迅先生是於1918年4月創作完成的，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首發，第一次使用“魯迅”這個筆名。同時，也發表了幾篇白話詩，署名“唐俟”。所以在信中言“實為拙作，亦僕所為”。
（2）探討於政治。當時，許壽裳是在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為政府教育官員。該是在與魯迅通信中言及“中國根柢全在道教”，即傳統中國政治的根本是在道家的“無為而治”。魯迅先生在此信中予以附和，——“此說近頗流行。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在此一層，就有值得探討深思的問題了。今日之人，在言論政治時，也有中國傳統政治在“道教”而不在“儒教”的言論。為什麼呢？中國文化傳統是儒家“內聖外王”的主流治學與政治取向的，何以會實際上的“內聖”而“外道”？此即奧妙了。如何解也？我個人的思想可以簡化為兩個要點，一個是所“思”為傳統官場科舉取士，均為“內聖”者，各有其獨特的“儒教論”，真若以之“外王”即是非常複雜了，故而不如道家的“無為而治”來得省心省力；另一個所“想”則是基層民眾嚴重缺乏真正的“儒教”——教育不普及、不發達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硬傷”，故而，與其“內聖外王”的儒家，不如“無為而治”的道家來得簡便。我即是這樣理解魯迅先生“多種問題可以迎刃而解”的。
（3）告知新發現。“偶閱《通鑑》”中的《通鑑》即《資治通鑑》，“偶閱”則是魯迅先生的謙辭，實際應為“時時而閱之”（此亦是一種“偶閱”）並獲得系統的識見，否則，是不會有“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的獨特“發見”的。怎樣看待這一發現呢？魯迅先生說“關係甚大，知者寥寥”。關於“食人民族”，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是這樣寫的：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將書信中的“食人民族”與小說中的“吃人”聯繫起來看，我以為，不僅在那時，即使今天也是振聾發聵的，而且是引人深長思之的。當然，作為一名讀者，最該“慎思”與“審問”自己的還是——真的會看書嗎？真的能夠“從字縫裡看出字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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