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者：格林斯潘傳》中文版序
（《知者：格林斯潘傳》中文版即將由湛廬文化策劃出版）
當年，林則徐在邊城伊犁送別老友時，寫下了“白頭到此同休慼，青史憑誰定是非？”的詩句，有幾分悲壯，也有幾分迷惑。確實，評價一個人、評價一件事，往往時代不同、環境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評價可能就會有巨大的差異。我曾經參與過香港金融博物館的中文文稿的統籌工作，切身體會到評價人和事的分寸把握之不易。
在實際金融市場運作中，如何評價同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商業銀行在評估資產質量時，要求要經歷完整的經濟週期起落的檢驗，這樣才可以更為全面地看到不同經濟環境下、經濟週期的不同階段資產組合的完整表現。我們在評估一家基金經理是否優秀時，更強調的不僅僅是短期一兩年耀眼的明星業績，而是可以持續的在不同市場條件下依然相對平穩的壽星一樣的表現。巴菲特在他五十多年的投資生涯中，保持了年化19%的收益率，在50多年的複利增長驅動下，伯克希爾哈薩韋的淨資產上漲了1.8萬倍。
如何評價格林斯潘，本身就經歷了許多戲劇性的變化。回過頭來看，離格林斯潘卸任已經十多年，格林斯潘在任時如日中天的聲望、金融風暴爆發之後對他的遷怒與指責，都曾經在先後出現過。現在，應當可以相對客觀與冷靜地把格林斯潘放到更宏大和長遠的歷史背景下來評價了。
2008年，金融風暴發端於美國，迅速席捲全球，彼時距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正式卸任美聯儲主席已有兩年。在這場金融風暴中，破裂的不僅僅是美國資產價格泡沫，還有格林斯潘在任內的種種金融神話。一時之間，似乎在美國又掀起了一場批判格林斯潘的潮流，大師還是謊言家，孰是孰非，一時間，格林斯潘成了極具爭議性的人物。
從1987年到2006年，格林斯潘一直擔任美聯儲主席，任期橫跨6屆美國總統。在其聲譽之巔，《財富》曾在1996年的美國大選前夕的一期封面上這樣寫道，“誰當美國總統都無所謂，只要讓格林斯潘當美聯儲主席就可以了”。2000年，前參議院菲爾· 格拉姆(Phil Gramm)稱讚格林斯潘為“我們有史以來最棒的央行行長”。更有甚者，“經濟沙皇”和“美元總統”等讚譽也紛至沓來。然而，劇烈的改變始於2008年金融危機。格林斯潘所奉行的寬鬆貨幣政策被一些人視為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監管不力，貨幣政策失當，一時間輿論批評十分激烈。《紐約時報》把格林斯潘稱為“泡沫先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就稱格林斯潘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前央行行長”。
格林斯潘有句名言：“如果你們認為確切地理解了我講話的意思，那麼，你們肯定是誤解了我的意思”。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他本人也確如他的講話般充滿爭議，市場對他的也有多樣性的解讀。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評價格林斯潘的美聯儲主席生涯呢？ 2016年，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歷時五年寫作的傳記《知者：格林斯潘傳》問世，為格林斯潘繪製了一副生動的肖像畫。馬拉比從格林斯潘的童年時光開始落筆，講述他對共和黨政治的參與以及擔任美聯儲主席的18年光陰，直到金融危機後其個人名望的一度坍塌。同時，藉助豐富翔實的資料，馬拉比還原了格林斯潘的經濟思想及其信仰的嬗變歷程，再現了美國經濟發展史上的許多精彩場景，讀者還可以清晰地瞭解到過去四十多年美國的政策變遷。
艾倫·格林斯潘在1926年3月6日生於紐約的一個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股票經紀人，母親在零售店工作。4歲時，父母離異，他一直跟隨母親生活。受母親的愛好和當時音樂潮流的影響，他在少年時代著迷於爵士樂。但是很快，格林斯潘意識到自己在金融領域有更飽滿的熱情。他告別了樂隊的夥伴，進入紐約大學學習經濟學，後來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
在格林斯潘學習經濟學之時，凱恩斯主義盛行，但他對凱恩斯為政府開出的經濟處方毫無興趣。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是美國企業家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鐵路、鋼鐵和汽車行業的巨頭是美國那個時代的英雄，也是格林斯潘學生時代所崇拜的對象。格林斯潘相信，只有在無限增長的環境下，經濟才能充分發揮潛力。當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艾茵·蘭德(Ayn Rand)等自由主義者都舉起了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旗幟，格林斯潘毅然成為他們堅定的支持者。
在凱恩斯主義的眾多反對者中，格林斯潘也顯得與眾不同。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非凱恩斯主義思想的主流是“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的貨幣主義，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倡導者。芝加哥學派尊重數據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同時也強調理論於經濟學中的地位。與之相比，格林斯潘似乎從來沒有將自己是侷限於某一特定的經濟學派。格林斯潘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亞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如同他的導師，格林斯潘十分重視統計學：他們強調的是經濟理論應當源於獨具慧眼的數據模型，並嚴格從屬於經驗性數據源頭。
格林斯潘從數據研究中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金融市場在商業週期的發源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959年，格林斯潘發表了一篇有影響力的論文《股票價格與資本評估》 (Stock price and Capital Evaluation)，論述了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並解釋了股票價格對投資和消費的影響。相比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格林斯潘賦予了金融更重大的意義。亞瑟·伯恩斯以及其他經濟週期理論學者將股票市場視為對經濟狀況的一個很好的預警；但格林斯潘在他的文章裡提出，股價“並不是對經濟狀況的預報，而是經濟活動的一個關鍵決定因素”；當時的經濟學家們也漸漸開始明白，貨幣才是導致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政府支出或生產中遇到的瓶頸。通過上述機制，高股價會導致經濟繁榮，而低股價會導致經濟放緩。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後來也半開玩笑地表示過，諾貝爾委員會應該將詹姆斯·託賓(James Tobin)的一半獎金分給格林斯潘，以此來紀念他的這一觀點。
五十年代初，格林斯潘通過第一任妻子結識了客觀主義運動領袖艾茵·蘭德，並開始了他們持久的友誼。在蘭德的影響下，格林斯潘的經濟思想在自由主義觀念中找到了歸屬。1966年7月，格林斯潘在蘭德的期刊《客觀主義者》上發表題為《論黃金和經濟自由》的文章，極力反對通貨膨脹並捍衛金本位制度。雖然當時的美國經濟欣欣向榮，格林斯潘卻預言美國將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兩年後，昔日的樂隊夥伴倫納德·格爾曼(Leonard Garment)邀請格林斯潘加入尼克松的競選團隊。格林斯潘把這稱作是“計劃之外的冒險”，並由此開始轉身步入公共領域和政治生涯。儘管格林斯潘對1968年競選的積極影響相當大，但在尼克松執政的六年裡，尼克松總統遠離了格林斯潘和他秉持的自由主義思想，甚至以更為激進的姿態實施了工資和價格管制，更沒有在意格林斯潘關於通貨膨脹的悲觀警示和預言。1974年，格林斯潘的預言終於應驗，尼克松的繼任者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任命格林斯潘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但從實際政策決策看，福特實際上也並不十分了解貨幣政策實際上是導致通貨膨脹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如同他的前任尼克松，福特也與格林斯潘背道而馳。
1981年，深受米爾頓·弗裡德曼影響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當選為總統。同為自由市場的支持者，里根看起來似乎是格林斯潘的天然盟友。格林斯潘開始擔任全國社會保障改革委員會主席，1987年8月，保羅·沃爾克辭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一職，格林斯潘被裡根任命為繼任者，並開始了長達18年5個月20天的任期。
甫一上任，格林斯潘就遭遇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道瓊斯指數在開盤後3個小時內，狂跌508.32點，美國金融市場一時間風聲鶴唳，美國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8、股市市值當時約5000多億美元一下子灰飛煙滅。《國際先驅論壇報》刊登了這樣一幅漫畫：一頭公牛倒地而斃，手持利劍的鬥牛士百思不得其解：“正炒得起勁，怎麼突然就死了呢？”經過一整夜的思考，格林斯潘做了也許是他一生中難忘的決定——命令聯儲在星期二交易開始前 50 分鐘發表如下的簡要聲明：“作為這個國家的中央銀行，聯儲遵從自己的責任，今天重申它時刻準備著發揮其清償來源的作用和功能，以支撐美國經濟和金融系統。”聯儲暫時放棄信借貸緊縮政策，傾其所能向銀行系統“緊急輸血”，以確保銀行信譽，防止金融崩潰。在10月20日和21日短短兩天內，市場恢復了在10月19日虧損中的57％。正如《福布斯》所描繪的那樣，“這是格林斯潘最輝煌的一刻，他高舉起喇叭，告訴銀行把錢借給華爾街，然後降低短期利率，而長期利率也隨之下降”。
1989年至1992年，美國經濟遭遇信用危機，格林斯潘果斷地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支持了美國的經濟復甦；在1990年到1991年間，海灣戰爭造成石油價格猛漲，為維護國家金融穩定，格林斯潘不顧布什總統的反對，毅然實行收緊銀根政策；1992年到1995年，面對正值增長狀態良好的美國經濟，格林斯潘7次提高儲蓄利率，從1992年7月的3%的最低點調至1995年2月1日的5.25%的最高點，以圖扼制美國的通貨膨脹，增強經濟後勁，被視為是為克林頓總統就任後維護了長達八年的美國景氣週期； 1997年，亞洲陷入經濟危機， 1998年危機擴散到拉美，深化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格林斯潘果斷地在10周內連續三次減息，創造了美國曆史上最快的減息速度，及時的行動穩定了世界經濟和全球股市。2001年，股市網絡股泡沫破裂，恐怖分子襲擊美國本土；格林斯潘又開始急速減息──短短一年間由 6.5%減至1.75%，幫助危機之中的小布什總統刺激經濟。
縱觀格林斯潘就任時期的美國和全球經濟運行，在格林斯潘上任18年之間，美國只出現過兩次輕微的經濟衰退，卻出現了歷史上最長的增長期，還在克林頓時代一度創造出所謂“零通脹型”經濟的奇蹟。美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3%左右，平均失業率僅徘徊在5.5%。在市場看來，格林斯潘似乎總是獨具慧眼，在阻擊通貨膨脹和刺激經濟增長兩者之間優雅地走著鋼絲。他在任期間，一度被視為是成功指揮著美國經濟巨輪駛過了暗礁叢生的80年代，使美國在90年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
當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也試圖在本書中以相對客觀的態度看待筆下的格林斯潘。本書並無對格林斯潘連篇累牘的讚揚，更多的是對格林斯潘得失的總結和反思。他研究和梳理了格林斯潘所處時代的複雜性，並對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的部分決策做出了不少的批評。例如，在他看來，格林斯潘未能將注意力從通脹轉向金融的脆弱性，是其作為美聯儲主席犯下的最重要的錯誤。馬拉比認為，在設定利率時，央行應該考慮價格穩定和金融穩定，而不僅僅是價格穩定。通過整理格林斯潘早期的寫作、演講以及格林斯潘在任時美聯儲的會議記錄，馬拉比認為格林斯潘長期以來對資產泡沫並非沒有深入的見解。這證明了格林斯潘是一位知道金融穩定重要性的聯儲主席，但他卻沒有對他的所知採取實質性的行動。“格林斯潘任期內的悲劇就是將自己對金融的擔憂貫徹得還不夠……格林斯潘性格特質的組合——一方面是睿智的誠實，另一方面卻是不願採取強有力的行動——定義了其擔任公職期間的所作作為，也導致了金融危機悲劇的發生。”
馬拉比為我們繪製了一幅格林斯潘的肖像畫，這幅肖像畫具體生動，又充滿了複雜的矛盾。在這幅肖像畫中，年輕的格林斯潘和年長的格林斯潘似乎總有不同的選擇。年輕的他認為美聯儲的成立是歷史性的災難，之後卻成為美聯儲任期最長的掌舵者；年輕的他信奉金本位制，之後卻成為了權衡性貨幣政策最重要的倡導者；年輕的他相信自由市場，之後卻又積極參與對破產機構和遭受危機國家的援助。正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所言：“我們每個人在每一個年齡段都會有很多想法，當時都會覺得無比正確，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會發現之前的想法豈止是錯誤，簡直是荒謬。”格林斯潘是一位“知者”——知道事實，知道如何去分析，並最終知道了央行必須要面對資產泡沫；他也是一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的“知者”，作為美聯儲主席，他也不得不狡黠地承認：“‘我們真的不知道’貨幣體系是如何運作的。”
本書的作者塞巴斯蒂安·馬拉比曾任《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等記者和編輯，現為紐約外交關係協會的高級研究員。著有《富可敵國》(More Money than God)和《後種族隔離時代》(After Apartheid)等。
本書的翻譯由我主持和組織，並由我和陳劍博士共同進行翻譯的協調和統稿校訂工作，張悅、路揚、嶽淑媛、朱茜月、巴茜等參加了翻譯並進行了四輪交叉校訂與統校工作，梁炳培、劉璐、孫團結、丁昭、餘淼、陳康潔、張小雨等亦對本書做出貢獻。整個翻譯出版工作歷時近兩年時間，我們力求以專業嚴謹的態度來進行這項工作。當然，即使再細緻的工作也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疏漏與不足，還望廣大讀者在閱讀的同時不吝批評指正，以便我們不斷改進完善工作。
《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曾對此書評論道，“也許我們能從格林斯潘身上學到的最重要一課就是——瞭解導致貨幣及金融不穩定的力量何其強大。而即使教訓如此慘痛，同樣的錯誤再次發生也許只是時間問題。” 在格林斯潘任內，我曾經到過美聯儲總部，美聯儲的工作人員當時說，格林斯潘不僅在美國廣受關注，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知名度也出乎他們意料的大，格林斯潘一出現，受關注的程度似乎不亞於搖滾明星出場。觀今宜鑑古，在中國金融市場蓬勃發展又迅速變革的重要時期，謹以此譯作與一度也十分關注格林斯潘的讀者分享。
是為序。
巴曙松
2018年5月12日
（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作為一位研究人員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機構的意見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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