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笑
政府無為而治，則百姓自然恢復發展，文景之治出現。
但另一方面，不干預政策最有利於權貴，他們富者連田阡陌，而貧者已無立錐之地了，詳情請見晁錯《貴粟疏》。
權貴富裕，百姓因為當時增量尚未分完，也有所得，自然就是盛世了。
歷史的行程
被歷史所稱道的“文景之治”是孝文、孝景父子兩代帝王掌政的時代，歷時近四十年，人口增長，經濟復甦，國庫充盈，社會安定，儘管因工商業主的崛起和權貴的搜奪有貧富懸殊之弊，諸侯國的幾次叛亂形成局部的震盪，但中央政權日益鞏固，社會依然充滿了活力。
歷史有很多的偶然性，一連串的偶然性規定了歷史的走向。呂后死，諸呂滅，倘若庶子外王劉恆沒有入主朝廷，用他寬厚仁愛的性格和持重穩健的國策開其端，其子劉啟自然也不能繼位人主承其續，那麼，歷史上也就不會有什麼“文景之治”。
劉恆之被選為新君，自然因為他作為高祖劉邦活著的兒子排行居前，但這不是主要的，因為有一位起兵討呂的高祖長孫齊王劉襄同樣有競爭力。由誰入繼大統，是權臣們根據自身政治利益反覆權衡的結果，任何具有皇家血統的劉氏子孫都可能成為新的君主。
劉恆歷史有很多的偶然性，一連串的偶然性規定了歷史的走向。呂后死，諸呂滅，倘若庶子外王
劉恆沒有入主朝廷，用他寬厚仁愛的性格和持重穩健的國策開其端，其子劉啟自然也不能繼位人主承其續，那麼，歷史上也就不會有什麼“文景之治”。
劉恆能夠勝出，他的母親薄夫人為其加了關鍵的一分，這一點，薄夫人本人不知道，但恰恰是因為她，才成就了其子孫後來的帝王之業。不止是她，文帝之後景帝之母竇太后同樣重要。
薄夫人，高祖劉邦之姬，文帝劉恆之母。生於秦代，其父吳人，與原來魏國宗室之女私通生女。不久，其父死，葬于山陰（今之紹興）。此時六國已滅，秦皇一統，薄氏女在這樣的時代漸漸長大。至秦二世，天下叛秦，諸侯蜂起，已滅六國
想趁機死灰復燃，魏豹起兵，自立為魏王。薄女之母原既為宗室女，當然知道女子入宮乃是博取富貴權勢的最佳途徑，於是，將女兒送進了魏王宮。有相者許負，為薄姬（魏豹之姬）相面，雲將來當生天子（此姑妄聽之）。
當時項羽和劉邦相距榮陽，楚漢戰爭處於相持階段，勝負未分。魏豹本是漢之盟友，幫助劉邦打項羽，及聞許負言，心中竊喜，沒想到薄夫人後來成了劉邦的女人
竇太后，文帝劉恆之後，景帝劉啟之母。呂后當政時，竇女以良家子選入宮中。竇皇后有一個弟弟，名叫竇廣國，四五歲時，被人販子拐賣，家裡遍尋無果。廣國連著被轉賣十多家，到了宜陽，為其主人進山燒炭。夜宿崖畔下，山體崩塌，所宿百餘人盡死，唯廣國得脫。大難不死，求人算了一命，說不久將要封侯。
廣國流落長安，聽說皇帝新立了皇后，皇后早年家在觀津，竇廣國被拐時年雖小，還記得家鄉和自己的姓氏，猶記小時與姐姐採桑，從樹上摔下的往事，於是上書自陳，說當朝皇后是自己的姐姐。皇后言於文帝，立即召見，所言父母家鄉皆合。又問及當年情景，廣國說起姐姐被徵入宮的往事，說姐姐臨行前和我訣別在官家傳舍之中，曾要了一個澡盆給我洗了澡，又親自餵我飯，這才哭別而去。
竇皇后聞聽，抱著弟弟大哭，姐弟相認，左右的人無不下淚。這個“三言二拍”中才有的故事並非小說家言，而是記於正史的。
竇廣國自此封侯驟貴。竇氏有三人封侯，除竇後之弟廣國封為章武侯外，她的一個遠房侄子竇嬰在吳楚七國叛亂時為大將軍，破吳楚有功，封為魏其侯。至漢武帝時，竇嬰還當過丞相，後被武帝所誅。竇皇后，景帝時為太后，武帝時為太皇太后，高壽，得三朝之尊。
晚年時因患青光眼，雙目失明。她篤信黃老之言，所以，為帝王的兒孫都要讀老子的書，對漢初朝政有重大影響。
《漢書·儒林傳》記載一個有趣的故事：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博士轅固生，轅對曰：此乃民間私家之言耳。他的話是對老子之書的輕蔑，認為不足以作為王朝施政的指導思想（王官之學）。
竇太后大怒，其喜怒塑笑不僅關乎朝政，關乎大漢帝國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還關乎一些人的身家性命。
竇太后直到晚年，對朝政還有決定性的權力。
薄、竇二後，不僅因為她們生育了文、景二帝，也因其性格、好惡乃至個人命運戲劇性的變化決定了漢王朝的歷史走向。
歷史天天說吧
文景之治”是指在漢文帝（公元前179年）和漢景帝（公元前140年）兩代帝王的統治下所出現的那段政治穩定、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的時期。“文景之 治”是中國古代社會出現的第一個太平盛世，它是在黃老“無為而治”的治國論指導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也被稱做“黃老之治”。
在漢朝建立之初，社會經濟極為衰弱，朝廷推崇道家的黃老之術，採取“與 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這種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成果，生產逐漸得到恢復 和發展，整個社會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
史書上有這樣的記載： “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 可食。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時漢王朝的物質基礎也大大增強， 出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
文景之治更是為後來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 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文景之治的出現說明道家的黃老之學對恢復社會生產、迅速提升國力、改 善人民生活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道家思想對封建王朝政 治決策的巨大影響力。
放學別走我去叫人
“文景之治”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被高度推崇的一個時代，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名的一個盛世。既然是“文景之治”，其治理手段和政策措施，肯定是這個盛世之所以出現的重要原因。然而，當一些歷史老師在給孩子們講這個“治”的時候，卻讓孩子們非常迷茫。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先來看看“文景之治”究竟有哪些“治”的內容。
一是“輕徭”。“徭”就是徭役，也就是政府把老百姓徵集起來，修建大型工程。比如修水利工程，修道路交通，修邊防設施，修皇家宮殿等等。
在徵集老百姓的過程中，有一些是老百姓義務勞動，也有一些會發一定的補貼。不過這些並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要搞國家建設。
而“輕徭”，就是很少徵集老百姓幹這些事，當然也就是很少搞國家建設。
二是“薄賦”。“賦”就是稅收。“薄賦”就是減免稅收。漢文帝在位期間，有兩次“除田租稅之半”。漢文帝十三年的時候，還全年免田稅。
漢景帝雖然在收稅上略有增加，但大致也是照搬漢文帝的政策。
三是“減刑”。秦朝的時候有很多嚴酷的刑罰，漢文帝的時候，把很有嚴酷的刑罰都減輕了。而一些包括“黥、劓、刖、宮”這樣的肉刑，漢文帝都予以了取消。
四是“節用”。也就是從上到下講究節約。漢文帝非常講究節約，他在位期間，基本上沒有修過什麼房子。衣服也是穿了又穿，有時候甚至穿著草鞋上朝。
如果我們仔細看上面的四條措施，我們會發現，其實根本就不叫什麼措施。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不做事。或者用一個比較書面的語言，就叫做“無為而治”。
我們都有個概念，一個政府要把當地的經濟搞上去，那必須大幹苦幹。修橋補路，搞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推進等等。只有這樣搞，經濟才上得去。
但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文景之治”，秘訣竟然是“無為而治”，竟然是“不治”，這個怎麼還能稱作“治世”呢？
當然了，也不能完全說沒有提倡的東西。“文景之治”的時候，非常提倡一點，就是“德”。選拔官員的時候以“德”為先，官員要做道德修養的表率，同時在地方治理上要“以德化民”。
不過，“德”卻是屬於文化的範疇，是務虛的東西。這對促進經濟的發展，看起來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幫助。
所以說，當孩子們在學習這個“文景之治”的時候，會覺得迷惑不解。歷史老師在講這段歷史的時候，也有些說不清，因為實在沒什麼“治”可講。
然而，恰恰是什麼也不做的“無為而治”，是中國古代社會非常重要的一種治理經驗。
中國古代社會和其他地區的古代社會不一樣。比如中國古代北方的遊牧社會，其能夠強盛，那就是要出一位戰神。只有出現了戰神，他才能帶著大家結束北方四分五裂的狀態，征服別的地區。這樣，北方才能富裕，北方的社會才會出現盛世。歐洲古代，由於處在非常複雜敏感的地域，又是海洋文明，大致和中國北方的遊牧社會是差不多的，也是要能打。希臘能打，所以戰勝波斯，強盛起來。羅馬能打，所以戰勝希臘，強盛起來。英帝國能打，所以到處都是其殖民地，讓它強盛起來。
但是中國古代不一樣。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是自給自足的社會。不打仗，不搞大型工程修建，讓老百姓安心在土地上進行農業生產，糧食生產自然就會豐收。糧食生產豐收了，人們自然富裕。人們富裕了，國家自然會強盛。
所以說，不做事的“無為而治”，恰恰就是“文景之治”最重要的“治”。
當然了，這一條經驗，其實並不適合現代。因為現代社會是工業社會。工業社會，要是不做事，搞無為而治，那就只有落後。當然了，雖然不該“無為而治”，卻也不該折騰老百姓，“文景之治”的經驗，也是應該借鑑的。
海洋說歷史
話說推翻秦朝暴政之後，又爆發了許久的楚漢戰爭，後來劉邦獲勝成立漢朝，劉邦也被稱為漢高祖。雖然劉邦上任之後勵精圖治，但是國家，百姓都苦於戰亂，很難在一定時間內恢復元氣，經濟蕭條，民生哀怨!
劉邦死後。剛成立的國家又經歷了系列的小規模動盪，史稱諸呂之亂，在經歷了這些動盪使得剛得到恢復的國家又面臨的極大的危機，農民食不果腹，傳聞更是出現了“人吃人的可怕事件”後來眾人推舉劉恆即位稱為漢文帝，平定了諸呂之亂。漢文帝時期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這才穩定了動亂的國家局面。
後來漢景帝劉啟上位之後吸取秦朝衰敗的教訓，大力發展農業減輕賦稅勞役，政治上實行無為而治，注重以德服人，使得國家經濟方面得到蓬勃發展，雖然經濟得到大幅度恢復，但是國家憂患尚在，各諸侯國的實力還是非常強，這對中央集權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後來頒佈法令收回了各個諸侯國的官職任免權只保留了收稅的權利，雖然如此，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後來推行的措施只能恩施並重逐步收回權利。
內憂解決之後外患依舊存在，匈奴看到西漢這塊肥肉還是蠢蠢欲動，但是此時的漢朝也不是軟柿子，部隊積極準備反擊，促使匈奴只能在邊疆活動，為了避免匈奴的騷擾只能用和親的政策去緩和關係，但是老單于(匈奴的首領)死後，新的繼任者不買賬，依舊對漢朝發起了戰爭，但是漢朝也是積極備戰，新首領看到漢朝防備力量精良便作罷，後來漢景帝對匈奴也採取一系列的經濟聯合措施，使得在雙方在關係上得到很大的緩和，最終內憂外患都得到相對的解決，漢朝也達到了相對的穩定發展，歷史上也稱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為後世的漢武帝文治武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也是功不可沒!
小編覺得文景之治時期兩位皇帝做的都是值得認可和肯定的，最起碼我覺得他們在外交方面就做的非常好，總結出來就是能好好談就不動手，真動手咱也不怕!真的是為百姓著想，畢竟沒有人喜歡戰爭，小編為這兩位皇帝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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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指的是漢文帝和漢景帝兩代帝王的統治，時間從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0年，差不多40年的時期，這段政治穩定,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的時期。之所以會出現文景之治，一方面是主觀上文景二帝推崇黃老無為而治，希望與民修休養生息，另一方面卻是根本的客觀原因是，經過戰國後一統的秦，仍然是對內大搞基建 對外連年征戰。一統15年之後秦滅，繼而楚漢相爭天下再一次打亂。漢高祖劉邦開國後面對的內部局面其實已經是一片凋敝。再加白登之圍後，對外部匈奴的“朝貢”又是增加了百姓的負擔。綜上，主客觀不得不也需要相當一段時期休養生息恢復民生國力。於是出現了文景之治這可謂是第一個太平盛世，為漢武帝的霸業提供了強有力的國力基礎。
老豆講歷史
“文景之治”是指在漢文帝（公元前179年）和漢景帝（公元前140年）兩代帝王的統治下所出現的那段政治穩定，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的時期。“文景之治”是中國古代社會出現的第一個太平盛世，它是在黃老無為而治”的治國理論指導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也被稱做“黃老之治在漢朝建立之初，社會經濟極為衰弱，朝廷推崇道家的黃老之術，採取“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這種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成果，生產逐漸得到恢復和發展，整個社會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史書上有這樣的記載：“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時漢王朝的物質基礎也大大增強，出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更是為後來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文景之治的出現說明道家的黃老之學對恢復社會生產，迅速提升國力、改善人民生活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道家思想對封建王朝政治決策的巨大影響力。
方大傑
文景之治的出現有三個方面原因。
（一）文帝和景帝重視農業生產。他們多次減免田租賦役，定田租為三十稅一，開放山林川澤，鼓勵農民進行副業生產，活躍商業市場。
（二）改革法律，廢除秦朝的株連，關心民眾疾苦，用笞刑取代某些傷殘肢體的。這裡還有一個緹索救父的故事。緹索，漢太倉令淳于意的小女兒。淳于意沒有兒子，只有五個女兒。文帝時，淳于意有罪要受刑，詔命解送長安，當時肉刑尚未解除，淳于意臨行罵他的女兒說：“我沒有兒子，遇到急事，你們一點用處也沒有。”緹索便跟著父親到了長安。上書給皇帝，表示願意賣身為官婢來贖父罪，文帝憐憫她，下令廢除肉刑，赦免了淳于意。景帝繼續減輕刑罰，各級官吏亦斷獄從輕。
（三）提倡節儉，反對侈糜，減省財政支出。文帝統治期間，宮室苑圃，車騎服飾，都無所增益。史載文帝為了節省黃金百斤罷建露臺，他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景帝尚節儉，對地主商人中正興起的侈靡之風，多少會起一些制約作用，與的大興土木，“，八百里”，確實是不可同日而語。
多爾袞愛新覺羅
《漢書·景帝紀》中關於西漢文景之治有這樣的記載：“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足可見，史論家對文景之治的評價有多高。
一、儒家思想對文景之治的影響
文景之治是漢文帝與漢景帝均推崇儒家思想，施行仁政的結局。而文、景二帝之所以廣施仁政，與儒家思想息息相關。對於政治儒家一直主張仁政思想。在儒學中“仁”主要指道德非常廣闊，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從人的層面來說，儒家指出真正的人是品德仁義的人，反之，則為人形獸。可見儒家強調仁義思想，人際間需做到“親親為大”。特別是孔孟之道，更將儒家仁義思想推至極高的位置。在兩漢時期儒家仁政思想的影響非常深刻。
漢初有許多傑出思想家，比如主張儒家思想的賈誼，其深受漢文帝賞識，同時其儒家思想也對文帝影響頗巨，使文帝樹立了廣施仁政的強硬信念，這就是漢文帝之所以自覺施行仁政的根本。而之後的漢景帝，更是對與民休息方針推崇之至，這無疑使儒學發展及恢復獲得了更大空間。
二、文景之治主要施行仁政
1．正法省刑。
文景之治期間各種嚴苛刑法均被取消，該時期正法省刑，以寬容、慈愛厚待子民。封建社會最慘無人道的法律即連坐法川而漢文帝即位後，很快連坐法被取消。從文帝的行動上來說，他認為正法省刑是仁政的核心，若法不正刑嚴苛，則無法禁暴導善，最終發展為暴政。封建社會的誹謗妖言罪專司禁人心，鉗人口，對民眾思想言論予以處罰的律法。但這種律法對國家社會健康發展破壞極大，官吏不受輿論的監督，只會迎來不斷的改朝換代。正是由於這一弊端，漢文帝即位後誹謗妖言罪被廢，民眾獲得了暢所欲言的空間。
後期的漢景帝即位後繼承了漢文帝的意志，其即位之初(公元前156年)即減笞刑，諸如此類的正法省刑事例數不勝數，為文景之治的盛世形成奠定了良好
2．其他仁政。
廣施仁政主要是為官民同樂，富民強國，避免民貧官富造成的暴政。漢文帝與漢景帝為達到富民共樂的目的，制定實施了重農政策。漢初受戰爭之亂，地荒民飢，至文帝時仍不見善。故文帝接受賈誼重農富安九州的意見，連番下詔強調要重視農業生產，並對力田者給予相應獎勵，恩准民眾用糧食贖罪買爵等後期的漢景帝同樣不忘漢文帝遺志，大力推廣重農富民政策，甚至在病逝前還下詔全國凡不重農者必嚴懲。正是由於這些仁政的實施，使得漢代經濟得到了極快的發展，為文景之治形成創造了諸多便利條件。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知，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形成，與儒家仁政思想之間關係密切，可以說，若是沒有儒家仁政思想，則文景之治不成。
歷史上的新鮮事
由於秦末農民戰爭和四年楚漢之爭，社會動盪不安，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致使西漢初年社會經濟非常貧困。史書上記載：老百姓無法在田地上生產，到處是饑荒，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百姓死者過半。那時連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純一色的馬拉的車子，將相們只能坐牛車。面對著這種形勢漢高祖劉邦採用休養生息之寬鬆政策治理天下，讓士兵復員歸家，豁免其徭役，重農抑商，恢復了殘破的社會經濟。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恢復和發展君主專制社會經濟成為鞏固統治的當務之急。
漢高祖死後，漢廷經過一段的動盪，爆發了諸呂之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與朱虛侯劉章等宗室大臣共誅諸呂，迎立劉恆為帝，史稱為漢文帝，朝政逐步穩定下來。其後漢景帝劉啟即位，漢高祖及其後的漢文帝、漢景帝等，吸取秦滅的教訓，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減輕農民的徭役和勞役等負擔，著力於恢復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注重發展農業生產。文景時期，提倡節儉，重視“以德化民”，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發展。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的“盛世”，史稱“文景之治”。
漢初至漢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文、景二帝仁慈恭儉，篤信黃老，以清靜不擾民為政策，海內富庶，國力強盛。為漢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政治領域
無為而治
漢帝國建立之初，利用民眾對秦王朝殘厲法制的不滿，順從民意，進行了政治改革。為與民休養生息，採取了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這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所謂“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原道》篇就闡述了這一思想原則。在行政實踐中推行這樣的原則，就像《淮南子·覽冥》中所說“除苛削之法，去煩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齊俗》中所說“上無苛令，官無煩治”。無為政治看起來有消極保守的傾向，從另一種種角度看，卻透露出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精神。這種政策強調行政上不妄為，少有急切的舉措，避免苛政擾民，使社會生活在自然的狀況下得以安定。這種政治風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進步。
文景時期，繼續推行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各項政治措施實際上都圍繞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展開，並適當補益損革，使得漢朝國力逐步恢復。文景時代比較寬和的政治空氣，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漢書·食貨志上》說，“文帝即位，躬修位節，以安百姓”，對於當時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穩定局面
漢代歷史相關圖片
文帝即位不久，就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 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於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詔廢除並且聲明：百官的錯誤和罪過， 皇帝要負責。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
漢初統治者認為秦朝郡縣制並不成熟，在國體上實行了郡國並行制。
漢文帝即位之後，首先封賜推舉自己上位和誅殺諸呂的有功之臣。漢文帝前元年（前179）十月，封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灌嬰為太尉，組成新的漢廷中央。除了保留舊有的諸侯王之外，漢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趙幽王劉友之子劉遂為趙王；徙封原琅邪王劉澤為燕王。後來，又立劉遂之弟劉強為河間王；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東牟侯劉興居為濟北王；立皇子劉武為代王，又徙封為淮陽王，後徙封為梁王；封劉參為太原王；劉揖為梁王。
漢文帝根據群臣的建議，立長子劉啟為太子。這樣，自漢高祖以來，預立太子就成為漢家的定製。
漢景帝即位後，加強中央集權，重用御史大夫晁錯，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國之亂”後，絕大多數諸侯王國僅領有一郡之地，實際地位已經降為郡級，國與郡基本上趨於一致。諸侯王國領郡由漢高祖時的42郡減為26郡，而中央直轄郡由漢高祖時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漢郡總數大大超過諸侯王國郡數。
漢景帝抑貶諸侯王的地位，剝奪和削弱諸侯國的權力，收回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僅保留其“食租稅”之權，並且收奪鹽鐵銅等利源及有關租稅。
但是諸侯王勢力並未徹底解決，以致後來漢武帝不得不繼續採取相應的措施。
虛懷納諫
文景二帝還十分重視有識之士，聽取和採納他們有利朝廷的建議。思想家賈誼提出農業生產是立國的根本，只有把糧食積貯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錯提出重農輕商的主張，提出使農民附著於土地的觀點，文帝都採取了措施加以實行。
修改刑罰
秦朝時期大多數犯罪的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滿，免為庶人。秦代法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為官奴婢，稱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廢止。秦代有黥、劓、刖、宮四種肉刑。漢文帝下詔廢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減輕了笞刑。
這些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後兩項在當時和以後並沒有認真執行。文帝時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漢景帝在法律上實行輕刑慎罰的政策：其一，繼續減輕刑罰，對文帝廢肉刑改革中一些不當之處的修正。其二，強調用法謹慎，增強司法過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對特殊罪犯給予某些照顧。
實行“賣爵令”及“黷罪之法”。這兩項措施都是在文帝時由太子家令晁錯提出，並被文帝批准實行的。景帝即位後，繼續執行了這些被證實是有效的措施，並使它更為完善。大批徙民充實於邊地，成為一支兵農混一的墾戍隊伍，不但減輕了內地百姓的徭役，而且爭取到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
軍事領域
強化軍權
軍權是保障皇權最重要的權力，漢文帝在進入長安的當天夜裡，就命令親信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二軍；命張武為郎中令，巡察保衛宮中。有司衙門分別誅殺少后帝及其三個弟弟於各自的府第。皇帝回到前殿，連夜頒佈詔令，大赦天下。
漢文帝知道自己在漢廷並無雄厚的政治基礎，有的宗室認為他是“摘桃派”，僅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擁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臨的是不斷壯大和日益驕橫的諸侯王勢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務是採取恩威並施的兩手策略來鞏固皇權。
維護統一
漢文帝
由於漢王朝大力推行無為政治，對諸侯王勢力的惡性發展，起了催化作用。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必然使劉氏宗室內部在皇權和王權的分割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個矛盾從文帝即位後就開始激化了。文帝三年（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叛亂，首開王國武裝反抗漢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鎮壓，叛軍頃刻瓦解，劉興居被俘後自殺。
只過了三年，淮南王劉長又舉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動，即被朝廷發覺。文帝派人傳訊劉長入京，罷去他的封號，將他發配蜀郡。途中，劉長絕食而死。
賈誼獻策兩起叛亂雖被平息了，但漢初諸侯王勢力的惡性發展，實際上已成為對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勢力。朝廷中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到了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的時候了。賈誼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時年28歲的賈誼上《陳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兩點：第一，親疏不是主要問題，即同姓諸侯王不比異姓王可靠。第二，是強者先反叛，弱者後反叛，在這樣的封國條件下，最後都是要威脅中央集權政權的。賈誼提出解決的辦法就是“眾建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諸侯王國的勢力，從而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
漢文帝十分欣賞賈誼的《治安策》，然而，當時他正用心於穩定政局，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形勢不允許他與諸侯王公開對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齊王劉則死，無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齊國為六國。又封劉長的三子劉安、劉勃、劉賜等為王，將淮南國一分為三。賈誼關於眾建諸侯的建議，至此才得以實施，但皇權和王權的矛盾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分權和集權的問題依然存在。由於漢文帝對同姓諸侯王基本上採取姑息政策，所以導致了景帝時期的吳楚七國之亂。
漢景帝即位後，先提拔晁錯做內史，然後又升晁錯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晁錯經過分析，告訴劉啟要特別提防諸侯勢力最強大的吳王劉濞。
漢景帝知道了七國反叛的消息，就派太尉周亞夫帶領三十六個將軍去攻打吳國、楚國；派曲周侯酈寄攻打趙國；派將軍欒布攻打齊國；派大將軍竇嬰屯兵滎陽，監視齊國、趙國的軍隊。
竇嬰向漢景帝引見曾擔任過吳國丞相的袁盎。漢景帝召袁盎進宮相見，趁機勸說漢景帝殺掉晁錯，以保國家安全，平息叛亂。漢景帝採納了袁盎的計策，便殺了晁錯。
而七國之亂並沒有因此而停止，漢景帝調派周亞夫等將領領兵平叛。周亞夫採用截斷叛軍的糧道然後堅守不出的戰略，最終擊潰了叛軍，用三個月將叛亂徹底平定。
七國之亂平定之後，漢景帝將各諸侯王國的權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諸侯國的官吏數量。諸侯王不再有行政權和司法特權。經過七國之亂，諸侯王的割據問題得以徹底解決。
安定邊疆
漢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匈奴右賢王背棄和親之約，率數萬大軍侵佔河南地（今內蒙古伊克昭盟地區），並進襲上郡（今陝西綏德地區），殺略漢民，威脅長安。雙方雖未交兵，但這次用兵是西漢自白登之圍後對匈奴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表明西漢王朝並不甘於和親政策。
漢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冬，老上單于親率14萬大軍入侵漢地，前鋒直抵岐州雍（今寶雞鳳翔）、甘泉（今陝西淳化西北），距長安僅200裡，直接威脅西漢王朝的統治中心。文帝得報，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屯駐長安附近，防衛京師；又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遫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灶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上郡、北地、隴西等處兵馬車騎迎擊匈奴，苦戰月餘，老上單于方退出塞外，而漢軍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從此，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西漢王朝深以為患，不得不遣使者復與匈奴修好和親。漢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單于死，其子軍臣立為單于，仍以中行說為親信，積極準備攻漢。
漢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軍臣單于絕和親之約，對漢發動戰爭，侵入上郡及雲中郡。文帝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率軍進駐飛狐（今山西上黨）；以原楚相蘇意為將軍，將兵入代地，進駐句注（今山西雁門關附近）；又派將軍張武屯兵北地，同時，置三將軍，命河內守周亞夫駐屯細柳，祝茲侯徐悍駐棘門，宗正劉禮駐霸上，保衛長安。此時，匈奴騎兵已進至代地句注邊，邊境烽火警報連連告急。漢軍經數月調動，方抵邊境地區。匈奴見漢軍加強了守備，遂退出塞外。
總體而言，受制於國力、統治思想和馬匹、武器等具體物質基礎，文景時期對待匈奴的入侵併不組織軍隊主動出擊，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負擔，使恢復不久的正常的經濟生活再次受到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