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2月14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他強調，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項重大任務。既要立足當前，科學精準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更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該堅持的堅持，該完善的完善，該建立的建立，該落實的落實，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習近平強調，要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強和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評估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儘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生物安全指的是什麼？
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現代生物技術開發和應用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的潛在威脅，及對其所採取的一系列有效預防和控制措施。基於生物技術發展有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人們提出了生物安全的概念。所謂生物安全一般指由現代生物技術開發和應用所能造成的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的潛在威脅，及對其所採取的一系列有效預防和控制措施。
生物安全攸關民眾健康、社會安定和國家戰略安全。國際生物安全形勢發展正處於大動盪、大變革的重要轉折期。短期內，生物安全風險總體可控，但面臨生物襲擊威脅、新發突發傳染病、兩用技術風險等棘手問題；長期看，戰略安全風險加大，亟須加強戰略引導和技術攻關。
國際生物安全形勢
國際生物安全形勢基本走勢是2000—2014年間總體保持溫和可控狀態，但2015年以來形勢轉向相對嚴峻。生物威脅已經從偶發風險向現實持久威脅轉變，威脅來源從單一向多樣化轉變，威脅邊界從侷限於少數區域向多區域甚至全球化轉變，突發生物事件影響範圍已經從民眾健康拓展為影響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傳統生物安全問題與非傳統生物安全問題交織，外來生物威脅與內部監管漏洞風險並存。
一是傳統與新型生物威脅模式暗流疊加。全球生物軍控治理處於“雞肋”狀態，實施生物襲擊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反而有所增強。生物戰理論已見雛形，美國防部開展20YY生物戰戰略研究。此外，新型的生物恐怖投送方式不斷出現，追蹤溯源面對嚴峻挑戰，防範生物恐怖襲擊難度大增。
二是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不斷出現。近十年來相繼出現了甲型H1N1流感、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高致病性H7N9禽流感、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徵、中東呼吸綜合徵、登革熱、埃博拉、寨卡等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疫情傳播更快更廣，即使遠在世界另一極，就只是一趟航班的距離。寨卡病毒自2015年開始不到一年時間，就從巴西傳播至全球，感染了40個國家約50萬人。
三是生物技術發展帶來的雙刃劍效應與風險加大。科學家已在哺乳動物中首次實現“基因驅動”，基因驅動系統使變異基因的遺傳幾率從50%提高到99.5%，可用於清除特定生物物種。隨著基因編輯和基因驅動技術的發展，基因武器風險越來越高。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對生物科技負面作用的管控體系和能力有欠缺，有明顯的內部性威脅，同時生物科技在許多戰略方向存在“卡脖子”現象，有隱性的外部性威脅。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深刻演變，經過由外到內和由內到外的層層傳導、相互作用，發展中國家面臨形勢通常更加嚴峻。
四是人類遺傳資源流失和剽竊現象持續隱形存在。人類遺傳資源是國家戰略資源，具有巨大的戰略安全和經濟利益。但國際上圍繞人類遺傳資源的獲取和使用，還存在各類“明取暗奪”現象。據俄羅斯多家媒體報道，美國系統蒐集蘇聯地區傳染病、菌株庫以及俄公民生物樣本，特別是美空軍還試圖蒐集俄羅斯公民的滑膜組織和RNA樣本。實際上，聯合國《名古屋遺傳資源議定書》雖然定義了“與生物資源交換相關的獲取和惠益分享義務”，但其打擊生物剽竊的宗旨的落實，還需要相關國家立法推進。
國外生物實驗室（網絡圖）
國外生物安全戰略
科技日報記者此前採訪了天津大學生物安全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張衛文教授。
“首先在國家層面，美國已經形成了系統性的生物安全防控戰略規劃。”張衛文教授表示，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關注生物威脅，特別是2001年發生炭疽生物恐怖事件以來，美國對生物安全的關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來連續出臺了多項國家層面的生物安全戰略，部署實施各類生物安全防禦計劃。
2004年4月，時任總統布什簽署《21世紀生物防禦》總統令。2009年12月，布什的“接班人”奧巴馬簽署《應對生物威脅的國家戰略》，全方位闡述了美國未來應對生物威脅將採取的七種“武器”。
“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發佈《國家生物安全防禦戰略》。”張衛文特別指出，這是美國首個全面應對各種生物安全威脅的系統性國家級戰略，由美國國防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國土安全部和農業部共同起草並將在未來共同負責相關計劃實施。該戰略提出增強生物防禦風險意識、提高生物防禦單位防風險能力、做好生物防禦準備工作、建立迅速響應機制和促進生物事件後恢復工作共五大目標。其次，美國生物安全戰略非常強調整體性和系統性，如生物安全戰略與其他國家安全戰略，如網絡安全戰略的協同等。
張衛文認為，美國生物安全法律法規責任劃分明確、可執行性強、覆蓋面廣，對其他各國相關法律法規制定有較強的參考價值。
“近年來，美國部署了一系列長期穩定的生物安全科技計劃，其中包括‘生物盾牌’‘生物監測’‘生物感知’三大計劃。”張衛文教授介紹，“生物盾牌”針對用於生物恐怖襲擊的病原體，研發疫苗、藥物、診斷與治療方法；“生物監測”重點資助生物監測預警關鍵技術；“生物感知”則旨在縮短從探測危險病原體到開始反應的時間。
“美國還十分重視生物安全設施的建設與力量整合。”張衛文教授談到，一是建立大量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美國公開的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已達15個，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多達1300多個；二是加大對核心生防研究機構進行重點建設的力度，美陸軍傳染病研究所在已有生物安全三級和四級實驗室的基礎上，又投入6.83億美元，新建包括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在內的生物安全設施群；三是建設軍民融合式綜合性生物安全研究園區，美國於“9·11”事件後組建“國家跨部門生防園區”，整合了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國立衛生研究院等單位的生防研究力量。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政府針對生物安全威脅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國家戰略與部署。”張衛文教授表示。
來源：央視新聞、中新網、學習時報、科技日報
摘選：《面向2035年的國際生物安全形勢》作者王小理 周冬生，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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