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Amy Wang
正如這部電影自身描摹的貧富兩極，第92屆奧斯卡也徹底引領韓國電影由“貧”入“富”，實現在世界電影層級中的階級升格。
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影片4項大獎，全部被韓國電影《寄生蟲》收入囊中。頒獎典禮上全體亞裔電影工作者起立致敬。
這種計入世界電影史冊的偉大事件，是韓國電影的絕對高光時刻。不僅打破了韓國電影在奧斯卡歷史上零的突破，更是成為首部非英語的最佳影片獲得者。
在這次升格裡，是多方力量的共同勝利。如韓國電影20年分級制改革推行、如韓國財團對文化事業的財力傾注，如韓國導演對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學成與改良，如奧斯卡跌跌宕宕多年的多元化評審制度改革等……
百因必有果。對於整個白人電影產業而言，《寄生蟲》的大獲成功是一隻肥碩的“黑天鵝”，而對韓國電影而言，它的成功是韓國電影人上上下下二十年如一日共同奮進與累積的結果。
在得獎後的3天，奉俊昊代表的韓國電影產業、韓國政府、韓國民眾正傾注最大力量慶祝成功，當然不能免俗的是該部電影本身商業價值的驟升，每一位參與者身價上漲，數不盡的榮譽獎章及溢美報道，當然還有留給同根同祖亞裔同胞和電影上流階級白人們的爭論。
一、 票房
根據票房網站Fandango的統計，《寄生蟲》獲獎後，美國和加拿大的影院將這部電影的放映地點增加了一倍，其在線票房比上週猛增了443%，現在是Fandango上第三大賣座電影，僅次於《冰雪奇緣2》和《好萊塢往事》。
事實上自5月30日在韓國上映以來，《寄生者》在全球範圍的票房成績就已經很成功了。這部由韓國Barunson E&A和CJ Entertainment製作的影片耗資約1100萬美元，摘奧獎前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了約1.7億美元的票房收入。
《寄生蟲》在法國(1190萬美元)、墨西哥(390萬美元)和俄羅斯(150萬美元)等地均刷新了當地上映韓國電影的票房歷史紀錄。《寄生蟲》2月7日在英國上映時，似乎正是為了抓住奧斯卡這個機會選擇的檔期，在香港上映的頭兩天就獲得了130多萬美元的票房，創下了非英語電影的票房紀錄。
在德國，《寄生者》自去年10月上映以來就沒有離開過影院，迄今已獲得380萬美元的票房。獨立發行公司Koch Films的莫里茨•彼得斯(Moritz Peters)表示:“我們知道它有潛力，但沒人料到會這樣。”科赫公司正在擴大這部電影的放映範圍，以利用奧斯卡的機會，將放映場次增加了一倍多(達到250多場)。
《寄生蟲》並不是第一部衝擊全球票房的亞洲電影，但自從李安的《臥虎藏龍》贏得2001年的四項奧斯卡獎(不包含最佳影片)，並獲得2.13億美元票房以來，已經過去了近20年。張藝謀的《英雄》在2002年緊隨其後，雖然只是提名，沒有獲獎，但在全球獲得了1.77億美元票房。
與2004年張藝謀的《十面埋伏》不同，《寄生蟲》不是一部武俠片，它是一部技術高超、逼真反應現實的類型片。《十面埋伏》曾獲得奧斯卡提名，全球票房達9200萬美元。奉俊昊的諷刺作品很大程度上以現實世界為背景，紮根於韓國社會問題，但也用極其犀利的劇作和鏡頭語言反應著全世界都存在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對立問題。
它出生於韓國，但野心並不是表達韓國生活和文化，這是奉俊昊和張藝謀的不同之處。
二、 榮譽
得獎消息一出，文在寅當日即在個人社交媒體上表示，對導演奉俊昊和所有演員們、工作人員，感到很自豪。他稱，今後，政府將進一步為廣大電影人提供能夠盡情發揮想象力、能夠放心大膽製作電影的環境。
2月13日，韓媒報道稱，奉俊昊將受總統文在寅的邀請，在本月20日訪問青瓦臺，青瓦臺正在與奉俊昊商議隨同人員，是否與文在寅共進午餐等訪問細節。
此外，為紀念《寄生蟲》獲得奧斯卡四項大獎，導演奉俊昊的出生地韓國大邱南區將建造一條“奉俊昊街”，預計會成為觀光名跡。奉俊昊在大邱的緣分始於他的父親、已故的前韓國設計潮流學會理事長奉尚均，奉尚均曾在孝成女子大學(現大邱天主教大學)和嶺南大學任美術大學教授，奉俊昊在大邱度過了童年。
大邱南區廳也不斷接到居民的電話，他們建議建設“奉俊昊街”和“奉俊昊故居”。區廳相關人士表示，將建造以奉俊昊導演為主題的、含有多樣內容的“奉俊昊街”。
很有意思的是，在奉俊昊高光下，就連他25歲的英文女翻譯都走紅了網絡。
以上種種只是對於《寄生蟲》和奉俊昊榮譽中的一小部分，過眼煙雲罷了。後續對於他來說，即將撬動的是更加大力度的財團支持、政府政策及全球電影頂級資源的傾斜，後續作品更值得拭目以待。
三、 爭議
社交媒體上關於《寄生蟲》的討論很快變得兩極化。先不提那些不喜歡該片，認為奧斯卡過譽的一派，畢竟投票產生於8000多名評委，裡面肯定大有未給予支持的人在。針對這個問題，可以用《看電影》雜誌主編阿郎的發表在朋友圈的一段話來說：你喜歡哪部電影，和它獲沒獲得奧斯卡沒關係。你不喜歡哪部電影，和它獲沒獲獎也沒關係。看電影時，你的直觀感受永遠是最大的獎項。
對左派來說，《寄生蟲》的勝利證明了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近年來採取的多元化舉措的有效性。著名的亞裔美國影評人、《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的賈斯汀·張(Justin Chang)謹慎地評論說，這“或許是一個跡象，表明學院多樣化隊伍、成為一個真正的全球性機構的努力，正在產生不完美但可以衡量的效果”。
早在第92屆奧斯卡出結果前，奧斯卡就因為過於政治正確的評審規則屢被詬病，去年最佳影片《綠皮書》得獎及前年《愛樂之城》《月光男孩》得獎烏龍事件等都讓奧斯卡每況愈下。隨著非英語系甚至從未獲得過奧獎的韓國電影成為最大黑馬後，全世界電影的眼光被打開了，它意味著奧斯卡再也不屬於美國，起碼最佳影片這個獎項再也不僅僅屬於美國，它屬於全球電影。只要電影夠好，國界和語言將不再是問題。
全世界與好萊塢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角逐奧斯卡，雖然仍有很長的時間，但《寄生蟲》開啟了一個夢想的鑰匙，這是舉辦92屆的奧斯卡新的“美國夢”，也是全球非英語電影新的奧斯卡夢。
“寄生蟲”榮譽的餘波將會滿足社會分裂雙方的一些希望和一些恐懼。左派認為，這部電影是關於99%的人是如何受夠了1%的貪得無厭的當下的非凡陳述，這種看法是深入人心的。在某種程度上，《寄生蟲》抓住了當下時代的精神，它抓住了對統治精英的不滿，畢竟正是這些人在2016年將唐納德·特朗普推上了總統寶座啊。
右派認為，奧斯卡金像獎是奧斯卡評委們懦弱的努力，是為了對《綠皮書》獲獎贖罪。
對於奧斯卡而言，《寄生蟲》獲獎順應了其自身的改革需求。已有92年曆史的奧斯卡獎常因被白人主宰飽受詬病，也因評審標準過於保守遭受質疑，急需打破禁錮、革新自我。美國電影協會本年度在獲獎作品投票中走向“多元化”，《紐約時報》說，這意味著8000多名投票人擺脫了過去對白人制作的“白人故事”與傳統電影手法的崇拜和偏向，擁抱“未來”。
但《寄生蟲》的獲獎也讓整個亞洲文化圈躁動了起來。顯而易見的是，這依然是韓國電影和好萊塢模式的雙重勝利，與亞洲文化共同體沒有毛線關係，何況那些生活在白人區的亞裔電影工作者。
日本電影銷售集團毛石製作公司的高松幸(Miyuki Takamatsu)稱《寄生蟲》的獲獎是“亞洲電影人的革命性時刻”。但她還不相信它的成功可以輕易複製的。“我們拍電影的人一直知道我們是無國界的，一部好電影就是一部好電影，”她說。“但看到它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在全世界面前得到認可，這是一個非常震撼的時刻。”
有一位著名亞裔電影評論家在《紐約時報》上毫不留情地認為：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在奧斯卡頒獎禮上獲得代表的最大希望不是《寄生蟲》(Parasite)，而是王璐璐(Lulu Wang)的《別告訴她》(the Farewell)。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一位年輕的亞裔美國女性的故事，她在個人危機時刻，面臨著自己與父母和祖母之間不斷擴大的文化鴻溝。遺憾的是，儘管《別告訴她》在金球獎(Golden Globes)和電影《獨立精神》(Independent Spirit)獎上獲得了廣泛地成功和認可，但卻沒有獲得奧斯卡提名。
由此可見，在好萊塢被排除在外的不僅是亞裔美國人，還有女性導演。
也許亞裔電影評論家和日本高松幸在對待《寄生蟲》獲獎和對整個亞洲電影的影響力上出現極為剋制的意見，也是中國電影人應該認真思索的。
亞裔電影人在好萊塢的工作地位是否會因此而有所改善？它是否值得除了韓國以外其他亞洲國家的驕傲？對於亞洲電影走入全球文化圈是否存在可借鑑性？
其實不僅僅韓國電影的分級改革制度是對好萊塢模式的深度學習，就連奉俊昊本人也深受好萊塢電影的影響。他拍攝的《雪國列車》(Snowpiercer)和《火線騎士》(Okja)都是由好萊塢大牌影星出演的，主要是用英語拍攝。
此外，在頒獎典禮現場，奉俊昊通過Sharon Choi的翻譯致敬了馬丁·斯科塞斯和昆汀，稱自己被馬丁教導的“最私人的作品就是最有創意的”所鼓勵。
奉俊昊雖然不能說流利的英語，但他始終虎視眈眈的從好萊塢身上汲取養分，然後搬到自己的電影上。我們可以為他感到開心，但不代表它是亞洲文化共同體的符號。
《寄生蟲》樹立了一個標杆，後背是日本、中國、印度等亞洲電影大國需要更加努力才可以自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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