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胡偉航（浙江醫院ICU主任助理）
時間：2020年2月13日
胡偉航是大年初一馳援武漢的浙江省緊急醫療隊中的一員。對口支援武漢四院。“每天我們都忐忑，最怕就是剛剛還好好的一個人，一轉眼就救不回來了。”
以下內容為胡偉航口述，記者電話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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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就是剛剛還好好的一個人
一轉眼救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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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浙江第一批緊急醫療隊，一共有130多個醫護人員，年初二凌晨到達武漢。
經過嚴格的崗前培訓，大家帶著急迫而又擔心的複雜心情，進入了武漢四院的隔離病房中。武漢四院共10個病區，一開始，我們接管2個，隨著病人的增加，現在共接管了3個。
浙江醫院來了4個醫生，我，還有呼吸科和ICU的3個。一開始，我想200多號病人，我們這些精兵強將調出來，幫忙控制住了就好了，不承想確診病人越來越多，現實遠比我們想象中嚴峻，醫務人員不夠，隔離病房改造時間緊迫。
醫護人員的壓力也很大，像我這種本身在ICU的還好，其他醫生看著病人一個接一個地病情轉危重，甚至死亡，內心受到的打擊還是蠻大的。
前兩天我收治了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雖然年紀大點，但來的時候生命體徵都是好的，也沒有基礎疾病。家人說，就是買了個菜回來，感冒了，在社區掛了7天水，逐步逐步加重，這才送到了我們這裡。中間我輪休一天，第三天再去查房，老太太已經沒了。
這種無力感，對我們重症搶救團隊來說，真的打擊很大。每天我們都忐忑，最怕就是剛剛還好好的一個人，一轉眼就救不回來了。
胡偉航正在照顧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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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歲阿姨擔心一鬆手老天就收了她
臨終前還拉著護士的手久久不願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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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重症醫學科的醫生，每天看著受病毒侵襲躺在病床上面色灰暗的病人，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一個54歲的阿姨，1月7日入院，氧飽和度70多，呼吸頻率四五十次，喘不過氣，這種情況已經很嚴重了，但阿姨神志竟然還清楚，而且在這樣瀕死的邊緣掙扎了兩個星期。
她有很強的求生欲。她總是拉著我們護士或醫生的手，只要拉著我們的手，她就覺得安心，一鬆手，我們一離開，她就覺得老天要收走她。
“醫生救救我，我想活下去。”她努力地吸著氧氣，緊緊拽住我們的手，拼了命說出這句話，灰暗的眼裡只剩下對生命的渴望。
可惜的是，醫院裡沒有插管的防護，沒有呼吸機，沒有氧源，我們也不敢給她轉院，因為她的情況在轉院路上隨時會有風險。我們想方設法，給她拖了10多天，最終還是沒有辦法。
1月的最後一天，她走了。臨終前，她還拉著護士的手，久久不願鬆開。
其實這樣的患者有很多，病人看到我們，無力但很努力地抬一下手，眼裡都是淚水。每一次我一步一步退到門口，輕輕開了門又輕輕關上門，直到看到病人閉目養神，才走向下一間病房。
這裡的病人，大家都知道SARS，都經歷過SARS，都怕死。雖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低於SARS，但重症病人們心裡還是很清楚，他們只有兩個結局：要麼好了，要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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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遺體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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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四院工作了將近兩週，我印象最深的患者，是一個47歲的男性。他在病房裡20多天了，呼吸急促，氧飽和度才80多一點，正常人85以下就要死了。但是我們這裡沒有ECMO，做了很多努力，還是沒法緩解他的痛苦，得想辦法給他轉到金銀潭醫院。
非常幸運，金銀潭那邊正好空出一張床。我們跟他和他老婆實話實說，路上有風險，有可能因為缺氧而心跳停止。兩人商量了五六分鐘，同意一定要轉過去。
做了這個決定後，這個病人在很缺氧的情況下，開始寫類似遺書的紙條。白紙黑字，歪歪扭扭地寫下：我的遺體捐國家。
我不知道那一刻他是怎麼想的。我看了看他的資料，職業一欄只是顯示在職。我完全沒想到，在那樣的時刻，他寫的第一句話，是遺體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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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檢測陽性後，整夜整夜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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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裡，生離死別時時上演，大部分人是焦慮的。
早期試紙比較少，有些還沒確診的患者可能身體情況還可以，心裡存著點僥倖，不至於崩潰。而一旦檢測結果為陽性，很多病人就無法接受了，他們會覺得，啊我得這個毛病了，這個毛病是要死人的。
有一個37歲的男病人，確診後就表現出不好好配合，坐立不安，在病房裡走來走去。通常情況下我們要求病人在病房儘量少走動，病房門要關上，這位患者堅持要打開房門，還嫌戴口罩悶，不要戴口罩。一到晚上，整夜整夜不睡。
不少人的狀態都跟這個患者差不多，我們護理人員和醫生除了看病治療，還有很大的精力要花在安撫病人上。
有些病人本身毛病不重，通過疏導，能夠有一個較好的心態來對待病情。我們會跟病人說，他們的病情屬於“普通型”，自身免疫力好轉後能痊癒，不大可能留下後遺症；叮囑他們晚上睡不好時，可以向醫生要“安眠藥”。有些病人求生慾望很強，儘管每天加重，但精神面貌沒垮掉，慢慢也能穩定下來。
有的是陰性或者可疑陽性，會一個勁問：“大夫，檢測結果陰性的，但吃藥、輸液都好幾天了，還是發燒、咳嗽和拉肚子，我是不是新冠肺炎？”我們會耐心解釋，核酸試劑檢測本身有一定“陽性率”及咽拭子取樣的誤差，也有可能陰性就是病毒載量低，等症狀消退、體溫正常連續三天，核酸檢測連續2次陰性，就可以出院了。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患者在聽了我們的話後，長長鬆了口氣，原先暗暗握緊的拳頭小幅度甩了甩。
我還發現了一點，好像男性患者普遍比女性患者容易出現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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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熱盒飯省下給患者
醫生自己吃泡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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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時期，醫院限制家屬探視，城市裡的外賣也很少，盒飯成了緊俏的物資。醫護人員好多都會把自己的熱盒飯省下來給病人，然後自己偷偷吃泡麵。
對於我們來說，病人如果主動說想吃什麼，我們是非常開心的。生病後人食慾差，消耗大，營養很快會跟不上，有的重症病人連水都不要喝。當病人還有想吃的東西，這說明這個病人還有希望。我們的護士都會忘了傳染的風險，靠近病人，詢問他們有什麼想吃想喝的，認真記下來，出去後打電話，一定想辦法幫他們辦到。大家千方百計增加病人的食慾，改善營養。
病魔無情人有情，武漢當地有些志願者和本地的餐飲企業會給病人送些雞湯、雞蛋羹等可口且有營養的飯菜，這讓我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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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歲高血壓的科主任
最危險的事衝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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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浙江醫療隊到了武漢，我聽到武漢本院的醫生說得最多的話就是：謝謝，你們到了以後，整個醫院和戰友都有希望了，你們把最好的人和物資帶來了。
武漢四院內分泌科主任，年紀50多歲了，血壓高，190/110，降壓藥都吃光了，也不肯下戰場。他天天在醫院，只要病房有事情，馬上穿上衣服衝進去。
給病人採咽拭子去送檢，是最危險的事情，這個時候病人嘴巴張開，呼氣、咳嗽，病毒通過飛沫傳播很厲害。我所在17樓的病區，所有咽拭子都是這個科主任自己去採，永遠衝在最危險的一線。有天他實在頭暈得站不住了，院領導死活都沒把他拉下來。
醫護人員感染中，首先倒下的是內科醫生。所以他總是說，“我是唯一一個內科醫生，我最有經驗，我要先把外科的小朋友們教會了。”
是的，現實就是一個內科醫生要帶著一批外科醫生衝鋒陷陣，你知道你的感染風險比別人大一兩百倍，但仍然要鼓足勇氣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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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聽到消息的女兒哭出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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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年廿九接到要去武漢的通知。那天下午，我還想著，不要跟家裡人講了，就當是去出趟差。那天我跟浙一的好朋友鄭霞通了電話，她說她已經要去了。
我上網看了新聞，想想應該是瞞不住家人的，下班回到家，跟妻子和女兒說了我要隨著浙江醫療隊去武漢。
女兒當場就哭了，她很害怕。她雖然只有9歲，但比一般的孩子懂事、早熟，那些天她看到了不少關於武漢的消息，我也跟她聊過冠狀病毒，聊過SARS。她哭著說，“冠狀病毒的傳染性很強，武漢好多人已經被感染了，感染人數越來越多。那裡的醫生工作條件十分艱苦，你稍有不小心，就有被傳染的危險。”
那一刻我有些後悔。作為醫生，我經常跟女兒講一些搶救室的事，比如今天這個病人出現了什麼感染，用了ECMO；哪天去搶救20歲的小孩；偶爾遇到救不過來的，我也會跟她說。怪我過早跟她講了這些生死的事情，使她對我的擔憂又多了幾分。
我開玩笑哄她，你看爸爸這次還有充足的時間跟你告別，平常我深更半夜去醫院，你第二天早上都見不到我。
這個假期，原本打算帶著家人去南邊溫暖的地方轉轉。我的爽約，讓女兒很失落。我和她媽媽跟她約定過，只要數學考得比期中考好，過年就帶她出去玩，過去兩個月她一直很努力，生活習慣也改了很多，就為了獲得過年的獎勵。
倒是我夫人還蠻平靜的，這種突然的任務不是第一次了，她習以為常，只說了句：“東西給你準備好，自己保護好。”
我說，你衣服不要準備太多了，準備兩套，一套穿一套換就行，進了疫區，以後都帶不回來。拿著四五套換洗衣服的她，欲言又止。
今年的年夜飯，是最特殊的一頓，大家心裡都藏著話，卻什麼也不說。那時還不知道年初一就要出發，結果初一早上7點接到電話，馬上要走。匆匆告別，家裡人說了多少遍“保重”，我不記得了。
記者 張煜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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