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將它同化就寄生於它，大不了一同腐化
——薛之謙《動物世界》
韓國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寄生蟲》從上映以來便毫無懸念的被奉為經典，但是其能橫掃奧斯卡，一舉奪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國際電影四座奧斯卡獎盃，併成為奧斯卡史上首部非英語最佳影片著實出乎許多人的意料。
《寄生蟲》情節流暢，幾個反轉劇情設計巧妙，石頭、階梯、蟲子等隱喻隱絲毫不顯違和。以貧富差距與階級固化為主題，將窮人的渾渾噩噩與富人的迂腐傲慢描寫的入木三分，容易讓觀眾產生共鳴。電影中的種種隱喻和設計巧妙的矛盾衝突從各個角度引起人們的思考。然而，關於這部電影最根本的思考在於電影名字本身，我們首先要理解何謂寄生，而誰又是《寄生蟲》？
寄生，是一種生物學現象，兩種生物在一起生活，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後者給前者提供營養物質和居住場所。寄生不同於互利共生，共同生活的兩方並不會因為一起生活而相互獲益，相反，一方的獲益必須以另一方的利益受損為代價，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共同生活的雙方不能創造任何增量價值，而只是爭奪存量價值。
關於《寄生蟲》的所指，表面上看這一切十分明確，就是窮人代表基澤一家人，他們生活在閉塞的地下室，僅僅靠著摺疊一些披薩盒來勉強度日，連wufi都要去蹭別人家的，以欺騙的方式住進富人樸先生家中，並迅速反客為主，以樸先生家的東西去體驗短暫的富人生活。他們全家為了能夠“寄生”到富人樸先生家而絞盡腦汁，機關算盡，這確實十分符合寄生蟲的特性。
但是，若從另一個角度看，每天都在賺取鉅額財富的IT企業社長樸先生似乎並沒有每天忙於工作賺錢，享受生活似乎才是他的工作，錢進入他的口袋似乎是理所應當的，毫無疑問，樸先生一家能夠獲得錦衣玉食的生活一定是因為他，他們寄生在了大量為他工作的人的身上。從這個角度上講，二者都是寄生蟲。
無論從藝術設計還是主體表達上看，《寄生蟲》都是難得的佳作，它在奧斯卡的大獲全勝是韓國現實主義電影走向巔峰的標誌，事實上，韓國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在這些年不斷湧現，而且質量越來越高。以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為原型的《辯護人》、反映韓國軍政府問題的《出租車司機》，展示財閥壟斷下的韓國政商醜態的《局內人》都是展現出了較高的質量。
韓國電影《辯護人》
在大多數中國人對於韓國藝術作品的印象還停留在人造美女和長腿歐巴的時候，韓國人已經在現實主義題材開闢出了一條新的航道，並且，在社會大環境的作用下，這條航道就越走越寬，接下來，我們從韓國現實主義電影的崛起和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異軍突起兩個角度去看一看《寄生蟲》背後的世界。
異軍突起的韓國電影
二戰後，隨著戰爭的結束和經濟的發展，韓國電影業開始起步，但是，最初的韓國電影沒什麼亮點，以抄襲模仿為主，抄襲的對象包括香港和好萊塢。但是20世界最後一個年頭，韓國電影開始崛起，那一年，韓國的國產電影《生死諜變》取得了史上最高的579萬人觀影人數的有成績，一舉超過了好萊塢經典影片《泰坦尼克號》，《生死諜變》作為一個開端，成為了韓國電影在21開掛式發展的序言，1999年也成為了韓國電影的分水嶺。
但是優秀的作品絕不是憑空出世的，其誕生必定是因為有孕育它的土壤。而對於韓國來說，促進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大放異彩的是兩件事：
第一，是1984年韓國政府大幅簡化了電影的審核制度，在此之間，韓國電影的審核制度冗長而死板，極大的限制了作品的靈活性，而這種限制在1984被解除。
第二，則是1996年的分級制度，放寬審核的確會電影以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但同時也容易使電影作品因為失去限制而產生各種亂象，而分級制度則構成了一種新的規範，但這種規範更加柔和，有時反而會成為電影的一種保護。
上述兩點，如果再加上一些靠譜的導演和演員，大致可以保證一些成功作品的產生了，但是，這種成功大概率會侷限在本國。而韓國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在最近幾年先是在東亞引起不錯的反響，而後直接於今年拿下奧斯卡四項大獎，這背後的原因也只能是一個：韓國人的所面臨現實，也是世界上大多數人所面臨的現實，或者說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在面臨著與韓國人相似的問題。
童話時代的終結，現實世界如螻蟻般的窮人
除了《寄生蟲》，DC公司出品的另類超級英雄片《小丑》也有所斬獲，主演華金·菲尼克斯獲最佳男主角，影片也獲得了最佳原創配樂獎。而可怕的是，《小丑》與《寄生蟲》反應的幾乎是同一個問題：
階級固化導致的社會整體撕裂。
而相較於《小丑》中窮人階級的徹底絕望，《寄生蟲》的巧妙之處在於在劇情設計上給了窮人代表基澤一家人一些虛幻的希望（這種希望還是以謊言建立的），而後再以殘酷的現實擊碎這種希望，原本生活生活在地下室的一家人再次回到地下室，以謊言建立起來的荒誕希望終究是幻象。
《小丑》與《寄生蟲》都以階級間的尖銳對抗將劇情推向高潮，這種對抗，於《小丑》是首富韋恩打在亞瑟臉上的拳頭與失敗者亞瑟射向高高在上的嘲諷著莫瑞的子彈。而在《寄生蟲》中，對抗的形式則是富人樸先生對窮人基澤一家人表現出的溢於言表的厭惡與蔑視和窮人家庭父親基澤刺向樸先生的刀。兩部影片中，富人分別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向窮人施加暴力，而窮人的施加暴力的方式都是直接暴力，而且，是以命相搏的直接暴力，也只能是以命相搏的直接暴力。
這兩部經典影片有一個可怕的共同點：窮人不再尋求以制度上、法律上的方式懲治富人，而是以直接暴力的方式與富人斗的你死我活，鬥個魚死網破。
反應貧富差距與階級矛盾的作品很多，經典之作同樣不少，但是，不同於以往的是，這兩部電影沒有沒有為窮人伸張正義英雄，無論是《老手》中那個打擊為非作歹的富二代的無所不能的警察，還是《辯護人》中那個百折不撓堅持為窮人打官司的律師都沒有出現，無人為窮人發聲。
窮人們不再能夠通過制度或社會的力量獲得幫助，他們原本的生存空間被極度擠壓只能依靠寄生於富人去生活，但是，這種寄生關係脆弱不堪，任何小小的意外都可能導致這種寄生關係難以為續，而這種脆弱寄生關係一旦破裂，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關係就會演變為最後的直接對抗，而這就是社會秩序崩塌的開始。
存量時代的現實主義題材異軍突起
如果要為《寄生蟲》和《小丑》這樣的反映貧富差距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之所以在近些年的受歡迎程度明顯上升找出原因，我想，最重要的一條還不是貧富差距在不斷拉大，而是世界正在進入“存量時代”。
上文說到，寄生關係是一種本身不創造新的利益，一方完全通過佔有另一方的利益而存活的關係，換句話說，東西大致就那麼多，一些人獲得的就是另一些人失去的，在二戰以後半個多世界的時間裡，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也同樣不小，但是在那種新價值能夠無時無刻被創造的“增量時代”，縱然富人拿走了大部分發展成功，窮人也總還是能夠分得一杯羹，窮人也總還是能夠從增長中看到希望，但自美國次貸危機以來，這種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健康的穩步的發展勢頭就已經出現扭轉，在這之後的增長大多依賴信貸擴張，而這種信貸擴張在近些年也已經達到極限，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均明顯放緩，新價值不再產生（或很少產生），舊價值大體等於全部價值的時代正在到來。
這也是韓國此類提出電影眾多且質量較高的原因。韓國的各項產業已經大致穩定，而且，這些產業又高度集中在某些巨頭財閥手中，韓國普通人已經很難憑藉自己創造出新的機會，他們能夠做的只能是依附於財閥，寄生於財閥，當然，財閥本身也在寄生，只不過，他們寄生的是整個韓國社會。
從這個角度上看，韓國語香港倒是十分相似，韓國有五大財閥，而香港有四大家族，而普通人縱然有孫悟空的本領，在一定幾乎已經穩定的社會經濟背景下也難以跳出五大財閥或四大家族的手心，二者不同的是，香港富豪們相對低調親民，所以香港電影經常以戲謔的筆調去調侃這些富豪；而韓國富豪們高高在上，盛氣凌人，所以韓國電影多劇烈的對抗來直接表現社會矛盾。這也是香港現實主義電影在最近不太景氣，而韓國現實主義電影井噴的原因：韓國人表現矛盾的方式更簡單直接，所以也就更容易被其他地方的人理解和接受。
電影的意義
電影的意義有很多，而對於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來說，最重要的一條無疑是反映社會問題，讓人們對社會問題產生思考，而後尋求解決方案。增量時代的人們往往更注重未來，很多時候發展本身就會解決掉很多問題，但在存量時代，人們並不再認為所有問題只要留到明天就會自動得到解決，現有的問題必須以現有的資源進行解決。現實主義題材的爆火也預示著未來的一段時間中，人們將更加關心現有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去暢想未來。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中，還會有許多現實主義題材的優秀電影出現，它們將為社會拋出一個又一個現實問題，而有些問題的解決可能恰恰是因為某一個電影，對於這猴子那個局面來說，可喜的是，一些積壓已久的問題可能會得到解決；可悲的是，人們可能會錯過未來更好的解決方案，但無論好與壞，如果沒有新的技術產生，再次帶來一次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一切將在不久的未來到來，《寄生蟲》的最大意義就是讓人們拿出一些時間去想一想，如果存量時代到來，我們該如何自處？
時代的主題隨著歷史的車輪不斷變換，有時，真的需要一部電影去記錄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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