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游”形式丰富多样，有“游学”、“宦游”、“游商”、“游道”等等。而所谓“游艺”，便是源自孔子之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琴人之“游艺" ，则表现为物理学意义上的移动。故“游艺”主要指琴人四处游历，进行与琴乐有关的游历活动，其既指一种常年在外游艺的生活方式，也包含短暂性的游历或偶尔的一次外出交流。

“游艺”是清代琴人的常态生活方式，清代各琴派代表性人物均有游艺经历。《历代琴人传》清代部分直接记载了八十多位琴人琴家“游”之事迹，而通过进一步资料核查发现，失载“游”事迹的琴人数量比重相当大。并且，清代琴人的生存方式与传统意义上的琴乐生活有了蜕变。大多数琴人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琴书自娱、琴书自适”，他们生活穷困，辗转周旋于达官贵人之侧，陪伴于酒会宴集之中，扮演着一种亦友亦伎、亦雅亦俗、亦道亦术的角色。

一、清代琴人的游艺行为分类与本质

1、上层文士琴人

从游艺目的性来看，清代琴人的游艺行为分两类。第一类是上层文人集团琴人，包括王门贵族、官宦、名士乡绅等等。其游艺活动属于伴随性游艺。

对于四民之首的“士”而言，游历是一种生活需要和精神诉求。一方面文人群体或已入仕为官，或正寻求入仕，因此出现为官者游宦羁旅，求仕者远游求仕，在权责势要前帐之中从事文字或谋划工作，并随着游宦官员辗转他乡。从另一方面来看，文人都有一种“远游求道，适彼乐土”的情怀。理学大师周敦颐晚年就过着"襟怀飘酒，雅游高趣，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或徜徉终日”平的生活。

文人群体为了标榜自我的身份性，表现出“游”的高雅和格调，出游多“琴书相随"。这种游艺方式属于伴随性游艺，游艺者非职业琴人,其主业为从政或业儒，“琴”是一种闲暇自娱的工具或者仅是一种文人标志。文人们在游宦、游学和游览中所伴随的古琴活动并非清代琴史的新特质，而是沿袭了历代文人传统，故此不赘述。

2、中下层民间琴人

第二类是中下层文人集团琴人，包括生员僧道琴师、幕客及其他治业文人，其游艺活动属于主体性游艺。他们生活穷困，依赖琴技四处游艺维持生计，辗转于达官贵人，陪伴于酒会宴集，过着时显时隐、职业或半职业的游艺生活。由于琴乐活动往往成为其游艺生活的主体内容，所从事的艺术活动也较为频繁，故他们的游艺行为对清代琴乐艺术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直接、正面和重大的。

至晚明清初，由于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大批举业无望的底层文人分流，寻找新的际遇出路的文人们开始以己所长得进行商品交换。而随着这种

《历代琴人传》所载834名清代琴人中，官阶较高的琴人仅寥寥数人，其余多为监生生员方外逸士、幕僚塾师、画师、手艺人，以及百余名无法确定身份地位者。也就是说,清代存在大量既无官职、又无恒产的琴人，他们生活穷困，以琴技为他人服务。从而维持生计。如清代民间琴家韩晶因善鼓琴往来吴越间大半生涯都游艺于官府，还有以琴游公卿的南京琴家吴官心、扬州琴家吴虹等等。可见，清代琴人群体的琴乐生存方式正在发生蜕变。

3、游艺行为本质

当然， "游艺”并非“卖艺”，虽然二者都是“以货取”、“稻梁谋”的商业行为，但与靠表演杂技、武术、曲艺等四处游历谋生的民间卖艺者不同的是，琴乐文化是中华礼乐文化的典型代表。古琴是众音之首，是最具文化品格的高雅艺术，所谓“天地之灵器、太古之神物，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是实现“礼乐之治”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也是文人规范礼仪、教导伦理、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标志。

故出于琴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即便是颠沛流离的游艺生涯，但若是持守琴乐精神和文化传统，便不可能如卖艺者那样，站在闹市街头的底层市民之间赤裸裸地叫喊着“有钱的捧个钱场”之类的话。故游艺琴人的职业较为隐性化，文人琴人的游艺行为有着较为复杂的文化心理和行为表现。

二、清代琴人游艺市场化与收入手段

1、被达官贵人长期豢养

古代王公巨卿们于府中长期资助或豢养批文人，以图享乐或用于交际。鲁迅先生曾在《帮闲法发隐》《二丑艺术》等文章探讨清时盛行的清客帮闲风，将主人清闲的时候陪着念念书、下下棋画儿笔画的这些人称为“清客”或“相公”。

清代梁章钜《归田琐记》“清客条”云: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 六出昆曲，七字逐诗，八张马钓，九等头衔，十分和气。”

清客们盘端王公贵族府上，等主人退公独处时，迎合主子的文化教养和兴趣好尚，进行一些艺术娱乐活动。如《红楼梦》描写贾府清客“詹光”、“单聘仁”“胡斯来”等人，不过是追随着贾政游园，给主人捧捧场，唱赞歌，干些锦上添花的事，以图主子高兴。帮闲文人过着依傍权贵,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是有有志气的文人所不屑的谋生方式，但在人仕无门、家无无恒产的情况下，这种生活方式似乎又是能维持他们文人斯文体面的唯一途径。

清代曳裾豪门的琴人清客并不少见，如《松风阁琴谱》谱主程雄自序“客曹秋岳司农书室",《蓼怀堂琴谱》谱主云志高被指“云君曳裾王门”，徐青山正传弟子夏溥“客于湖南巡抚蔡毓荣幕下”等等。一般情况下，琴人们并非长期寄居于某一户人家，如有人相邀，游艺琴人则或盘踞王府数月年余，或频繁穿梭于各大官邸，居豪宅、饮美酒;如无人相约则寄宿于寺庙旅舍,或舟车劳顿之中。少数情况下,

而作为豪门清客的待遇似乎没有一个具体标准，<strong>有的是月俸制，有的是恩主代为谋取官职，有的则只是提供食宿等等。清代晚期北京琉璃厂有个叫张春圃的琴师，初为慈禧弹琴，慈禧曾命太监传语，命他用心供奉，并许诺其官职，可在内务府差遣，被张春圃拒绝。后来,肃王听说张春面的名声,召他至府邸弹琴，月俸三十金，可不住在府上,需早去晚归。

通过恩主代为谋取官职，此乃终南捷径，但终究不是冠冕堂皇之事，故一般提及也较隐晦。如清初游艺琴人云志高获取六品官职一事，则仅见其友人在琴谱序中提及“云君得一官 从制府伯成吴公归粤”，并“得以六品官秩赠封父母如典制" ,使其同乡“粤人莫不荣之”。至于其推官者是否即为这位吴伯成公，代为谋取官职的细节等则不得而知。还有江西南昌名士涂居仁,他因善琴被其荐至京，康熙帝授其工部屯田司主事六品官职，后官至福建兴化知府。

2、受雇临时入府奏琴

清代邀游艺琴人人府教琴或赴宴奏琴都需要奉金或赠金数两。靠弹琴赚钱乃伎工伶人所为，琴谱题跋或文人文集中对此事是绝口不提的。清代文献中虽无琴人收受钱财酬劳的史料，但有关琴人拒绝酬劳的史料很多，但这种消极史料反而能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上以琴获资的市场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否则不会写于史料之中传扬。如“谭宗，初名立卿，字九，性孤峻,不妄交。遇俗客辄面壁坐，非其人，虽厚币亦却”。

再如“为里人延致,酒澜乐罢，请鼓琴，程雄怫然径去。有以百金求指授者，程雄掷金骂曰:“若钱奴耳,奈何辱榈君?”等。

3、不论对象的有偿传授琴艺

清代琴人为谋生存，最具代表性的行为即不论对象的有偿传授琴艺。如清末琴家黄景星“壮岁以后，为期口计，或混速鱼盐，或劳形馆谷”。“馆谷”指作馆，以整师的束修指代教私整的先生。信谷先生相当于现代的小学老师，虽然侧身于知识分子之列，但不太受人尊重。道光年间北京街头小巷传唱的一 首竹枝词《散馆》是这样描写塾师的:“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修。”

游艺琴人馆谷生涯并不光彩，他们为了谋生计常常做出有悖古训之事。如琴学传统中有“琴不妄传”之说，不仅讲究弹琴的环境、时节、气候、仪容等外部条件，尤其强调宁愿对牛弹琴都不要对商贾、僧人、优伶、妇幼等人群弹琴，更遑论传授琴技。但史料中反映出此类琴人却非常之多。

清末著名琴家孙晋斋自言其“待至二十五岁以后，先严去世，宦囊清冷，家计日艰，生平别无所好，唯喜操缦，稍知音律，不忆都中公侯王伯、士大夫及僧道、官吏、商贾、国秀皆从学琴”，以至于“世之有三教九流，诸子百家、 士农工商、琴棋书画、鱼樵耕读、王公官宦、闺阁庶民、僧道欲尼、娟优隶卒，一倍尝之矣”。

4、贩卖琴器

也许是馆谷束修实在无法满足生活需求，一些游馆琴师在授课之余，还在学生与琴友之间当掮客，进行卖琴器及古董琴中介交易、倒卖之事。孙晋斋就在琴序中自言:“于是教蒙童于家塾，卖琴卜于长安。”

孙晋斋卖琴例子:《二香琴谱》谱主蒋文勋的儿子将父亲花1500两银购得的唐琴，“李阳冰篆”以300两银贱卖与南货高姓客人，其辗转又以300两银卖与文安涛，孙晋斋后以200两从文安涛手中购得此琴，复以250两银子价格转卖予江西吉安府农部主政彭湘峰，孙晋斋最终盈利50两银子。

有史料记载的做买卖的琴人还有张文祉、余上达、张春圃等人，均为清晚期琴人。如张文祉为光绪时大兴人，初学琴于庆辉山，继又师孙晋斋，设肆售琴，日“焦叶山房”，同时又以操缦为业。

5、收取广告费用

除此之外，清代琴人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业行为。例如，在刊刻琴谱中加印广告，以赚取一定费用。如琴人蒋文勋所撰《二香琴谱》卷一的琴谱文字中竟有<strong>“童叟无欺、真不二价，无耻之徒、贾冒图章”

三、总结

明代中晚期处于从传统小农社会向近代多元社会转型的阶段，社会变革必定会衍生出新的社会习俗、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职业和思潮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文人琴人的社会地位与际遇出路也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艺术文化生产方式蜕变，游艺成为满足大部分底层文人生存需求的谋生手段。当然游艺现象极为复杂,不仅反映了清代琴人职业化的问题，还深刻揭示出社会变革下文人琴人群体的文化价值观文化心态、生活旨趣及人格追求。

参考文献：

1、吴安宁《游艺:清代琴人生存的重要手段》

2、吴安宁《清代琴人游艺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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