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之后，武汉变成一座围城，也变成一座“空城”。面对持续蔓延的新冠疫情，谨慎的市民选择坚壁清野、侧身斗室。除非购买生活必须的物资，大部分人罕有出门。从最初疫情爆发、城市锁闭带来的恐慌，到如今逐渐（有时几乎强迫性地）适应禁足、回归日常，他们表现出难得的理智、静定与坚韧。虽然，拐点尚未到来，无声的死亡每天在切近发生。虽然，每天只能隔着窗户，看一角寂寥的天空和久违的暖热冬阳。
在市民当中，作家、诗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最能自律地接受宅家生活，同时又最忧心忡忡、敏感多思，面对时代的风暴“如同风中的旗帜”。在“封城记”系列里，南都记者连线多位留守武汉城内的写作者，请他们讲述身处灾难中心，一个正直的灵魂所经受的历练。
口述/刘洁岷（诗人、《江汉学术》编审）
1月14号，一个北京做媒体的诗人给我打电话提醒我注意最近的传染病，我随即推掉了到15号与医院的预约。后来因为牙科医生的预约比较多，医生通知我后我不好意思，17号还是去了。那会儿已经有点紧张，虽然戴着口罩，但牙科看病其实不能戴口罩，挺危险的。牙科医生和病人接触，诊疗椅上飞沫乱溅，也相当于是在一线了。去了以后有段时间我和家人还挺担心中招的。
我们这些人完全被“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公开信息误导了，大多数市民起初都对这次疫情认识不清，谈不上重视。到了19号，我去的那个医院有人告诉我，当天发热门诊就去了一两百个病人。我刚好赶在最强的潮流前夕去了趟医院。我去的那个医院还不是主流医院，而只是一个二甲医院。三甲医院平时人就多。19号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小医院更是爆满。
封城很突然。钟南山到了武汉，说会人传人，大家彻底紧张了。第二天早上知道封城，赶紧出去买东西。我沿途观察了一下，那天一千多人里面可能有三四个人没戴口罩。现在不戴口罩的人已经看不到了。封城以后我出去给家里人买药，在药店问了一下。只有棉纱的口罩，别的没有，各种有“清毒”字样的中成药堆放在药店门口。我有个同事在汉口那边，初一在药店里花580元块买了两包口罩，是日本牌子的KN95。
诗人刘洁岷
60%的人在生计意识上是不安稳的
我父母年龄大，身体有病。我主要随着他们的作息时间，日复一日做饭、做家务，核查督促他们吃药。其他就是浏览网上的东西，看看书，偶看电影，没看电视。我看的书也是比较杂乱，没有系统化，有一些翻译小说、诗集，以前看过的一些书也在看。专业方面没怎么看，历史类的有《现代世界史》《忽必烈的挑战》。
我实际上是心神不定，没有集中时间阅读。那些书平时就堆在身边，有空就翻一翻。这个期间，我看到我周围的朋友，包括远方的朋友，都在关注每天的抗疫的“网络直播”现场，转发一些觉得需要转发的救援信息，参与募捐等都是在同步进行。它比读书带来的头脑风暴更揪心，也更加重要一些。
禁足在家对我个人来说无所谓，只要自己和家人不发需要看医生的病就可以了。因为我是学术期刊的编辑，本身做的就是案头工作。另外我和外头的接触面比较广，沟通也比较便捷频繁，自己看书写作都是兴趣，有时候做一下家务，冒险出去集中买一点东西——封城以后我就不再坐电梯了。除了不能出去散步，不能出游及和别人聚会以外，对我来说这段时间倒是相当清静的。
但另外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和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聊天，他女儿老在旁边几度打岔，热情和我打招呼。实际上她没见过我，但她老要和我讲话。小孩的反应是更加感性的。她肯定觉得这人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她就希望插进来和我讲几句。这大概就是典型的人在封闭的状况下希望和别人交流的本能。
封闭在家，估计60%的人在生计意识上是不安稳的，比如民企或者小店主，需要每天外出工作的“不稳定”职业职工，他们在生计上是有担忧的。另一些人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中断了工作而堪忧，工作实际上也不会中断，可以在家办公。包括我们接触的大部分朋友、老师，因为工作性质原因，都不会有压力太大的变化。这些人可能有点恐惧，有点忧心忡忡，这些情绪都是很抽象的，没有落实到生计上来。
封城后的武汉街景 刘洁岷供图
但中国还有大部分人会在经济上遭到或多或少的打击，陷入未知的惶惑。经济实际上就是生命延续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心态真的不能代替别人的心态。
气溶胶传染让恐慌达到新高峰
昨天（2月8日）武汉市民的恐慌心理达到最高峰。刚开始说没有症状也传染，现在说是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染（刚出现这个说法时被辟谣，后来却写入了第五版的官方防病指南）。气溶胶的传播方式也是根据已经感染的病例实际情况反推的。比方说，一个感染病人在某个地方打个喷嚏或者呼吸了，形成悬浮在空气中的小颗粒，他离开以后，如果空间不是特别敞开，你到这个空间也可能被传染。一旦用气溶胶来解释提醒，市民确实是惊悟和害怕了。
我们业主自发组团购物，让邻居们下楼去取团购的消毒液，有好几家的人也不敢下楼去拿，因为据说有对面党校有病人在转移。感觉昨天到今天应该是恐惧的新高峰。
从我个人来说，包括家里的亲戚，比如到单位有什么临时任务，到底出不出去，都要到家族群里去讨论，还有这个期间家里有发烧的人，也是让所有人惊慌。
现在外面也还是有人。我今天出去拿消毒液，顺便想去小区隔壁的菜市场买点菜。去了之后我发觉，排队排得太密了。在图片上上海人排队都是1.5米以上。我去的时候4点多钟，菜场快下班，大概还有15个人吧，这些人挨得很近，还是像平时一样，只不过在排队。目前按照道理来说，相隔没有1米都是危险的。我索性不排队了，我家里还有点菜。武汉的市民在日常生活上是随意性比较强，比较马虎的。不像上海那边的人那么注意细节、训练有素。可能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最恐惧和最自律的状态了，但其实还远远不够。
我常去上海。上海人很规范，做什么事情，该排队排队， 有什么冲突就是相互之间吵一下骂一下，不至于动手。他有比较强的规矩意识，人也不容易失控，比较理性。在我们国家来说，上海人比较接近于文明和理性的状态，不会说一言不合拔刀相向。武汉人听口音吧就是比较粗放的，而且目前来看，大家也见识到了，市政管理的文明规范程度与一线城市隔得有点远。哪怕和江浙一些城市也隔得有点远。
封城后的武汉街景 刘洁岷供图
目前封了那么长时间，基本上没发病的也就没有感染，所以大家的心就渐渐稳住了。可听说气溶胶传染之后，只要出门，大家还是很惊恐的。对于有些不得不出去的人，比如超市的收银员，医院的医护，环卫工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这些人还是很惊恐忐忑的。这种滋味没有切身体验感觉不到。包括一些前线采访的媒体也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前线真有点像打仗的前线。病毒是以灭门之势而来的，它不是个人的恐惧，而是导致一个个家族的恐惧。
灾难诗歌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每当灾难降临，就有“写诗是可耻的”与“此刻不写诗就不是真诗人”两种话语的尖锐对立。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我写过一文，《面对灾难或重大社会问题：诗歌何在，诗人何为？》提交给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一个相关会议，后来修订后以《诗歌面对灾难与诗人身份的再确立》在刊物上刊发。那个时候我有过认真思考。当年有首诗名叫《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当时诗人黄礼孩也编了一本书，全是关于地震诗歌的讨论。很多学者、诗评家和诗人都来谈论。那首诗被多人当做言说的范本。
后来我把那首诗放在我的文章里进行了细读。虽然其诗的反观自我、忠实内心的意旨是不错的，但我不赞同那诗中透露、呈现出的某些情绪和观念，比如质疑诗歌在所谓特殊状况下的“合法性”，比如无视灾难伦理的二重性。阿多诺有句话“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某些诗可能是受到阿多诺的触发。但是阿多诺是有前提的，算是极端性的激愤之辞、警世之言，存活于特定语境的“营养液”中，只是一次性的“真理”，其言外之不可模仿和套用。当然他也不是提出一条戒律，到了灾难时期就一定不能够读诗写诗——把“诗”当做附庸风雅享乐癖好，而不是当做可舒缓情绪、抚慰心灵，平息灾难发生时与灾后造成的普遍的心理应激障碍即心理危机的一味良药。
大部分平素活跃的的诗评家和诗人，他们对灾难和诗歌文本的想法，一方面很雷同，另一方面特别文艺腔，有些是想当然地引用了一些名人名言。包括一直以来他们认为的成功之作，我觉得还是不够。正如这次灾难期间，大家热读的还是一些国外的杰作比如帕斯捷尔纳克《二月》、里尔克《沉重的时刻》、沃尔科特《虚构六种》、阿米亥《太多》、霍基亚克《在墓地》、里皮特《邻居帮我写了一首诗》、戴姗卡《幸福》等。真的是缺乏一个深入的探讨。2008年发生了汶川地震，那之前有“911”和“SARS”等等，这个时候又来大灾难。现在大部分诗人，要不就闷着，不能写了，要不就暂时不想写。但是有很多人他就不知道怎么写，看来是有难度。还有的以“人”为宇宙中心，以自私为自然法则，污名化野生动物的诗歌也是不可取的。
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灾难，它是非常戏剧化的，非常荒诞的，非常传奇的，是一个史诗性的悲情大片，且每个人头脑里都在日夜剪辑。诗歌在其间肯定具有很大的酝酿空间。但目前的诗歌总体来看是比较苍白和单薄的。不过有“诗疗”之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读诗和诗写也是宣泄情感的一种渠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质量上的得失就是其次的了。在我有限的视野下，我目前还是随手搜集到了我喜欢的一些这次疫期创作的作品，吴晨骏《抽烟》、汪剑钊《英雄这个词还是太轻》、杨小滨《蒙面者》、臧棣《液体导火索简史》、于坚《无常》、古马《戒牒》、沈方《蝙蝠》等。算是为我们编的《21世纪两岸诗歌鉴藏（辛丑卷）》初选一下。这次我写的时候也是即兴写的。因为当时出来一些“诗”，山西一位诗人说武汉没有诗人。我想，既然这样我就写吧。我在封城后的第五天用一个上午写了《口罩之城》。应该说还是被激发后赶写的急就章。李文亮逝世那件事，头天晚上发生的，《永不明白：纪念一位医生》是我第二天早上写的。在当时那个状态下，虽然是即兴，但是以前可能有一点的思考和“学术”准备。
诗人刘洁岷
现在许多颂诗或“抗疫诗”（一如当年的“抗震诗”）都出来了，多家出版社杂志社还有任务。如果完全以那种面目，诗人的群体或者文学的群体就出丑了。那是和苦难完全不对称的一个轻飘飘的飞沫，是伪诗、假诗、反诗，是当年臭名昭著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的翻版。这样的缺乏反省之痛的诗的规模化生产对灾难下的众生也是一种轻慢甚至亵渎。所以后来我看到平素认真写诗的诗人不再纠结该写的问题了，他们不得不写了。不在于写多，但是要在急切中沉淀，认真地贴心写，穷尽技艺，尽量地写好一点吧，毕竟诗歌的精神与审美，尤其是见证的力量有可能非常久远。诗人的职责之一是必须抵达并超越人性的深渊，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世界上有众多的母语会在废墟和焚尸炉上诞生诗的语言。诗的“抗疫”亟需“归位”诗的效用，杀死同样捉摸不定的精神上的“病毒”。
把所有疑似归拢，再去判断拐点
我们学校是一个市属高校。最开始说要把学生宿舍腾出来接纳1000人，后来突然又改成说接纳3000人。现在除了展馆、党校以外还有高校，不在武汉的湖北其他高校也有被征用的，据称也是千人规模。现在进入方舱的都是确诊的病患。估计这次武汉政府在上上下下的高压下，是真的下定决心了。疑似患者里有百分之七八十就是感染者，现在第二步就是把疑似的人也集中起来隔离，然后边确诊边用药。
诗人刘洁岷
昨天晚上我又从三四个渠道上听说，美国的一种药物瑞德西韦在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试用后接着在金银潭医院试用，效果很好。金银潭医院是200多人试用，现在扩展到700多人。这么大面积地使用，效果肯定是明显的。我今天看财新网也谈了这个药的来龙去脉。其他还有各个渠道在说，这个药有可能准备大面积使用。从规模上来说，从300到700，应该是40个小时见效，有的是十几个小时就见效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其他的药可以辅助，但还不能够与它比肩吧。
另外，我通过资本市场也看出一点端倪。股票第一天暴跌8个多点，第二天低开高走翻红，有反转趋势。第三天后一直红盘。它就像面对一个偶发事件。股市这种表现和整个灾难严重程度不太相称。而且第一天海外资金就进来了180个亿，第2天又大举买进。我觉得这个揣测也是一个点。因为资本是真金白银，不会在刀口上舔血的，现在也不是当年垃圾股炒上天的时代，资本入场肯定是从经济、科技、信息大势各方面有所判断的，它建立在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信心，也是对疫情的走势某种判断。
现在任何人都不要轻率地去判断拐点，到2月20号再去判断。因为建方舱医院，只是轻症患者进来了。从方舱医院建立开始算，刚好算到20号。另外，瑞德西韦的试用在扩展试用范围。药物见效之后，也会有很多人出院。现在即便有每日数据的小波动，也没有多大的供判断的意义。
我原本计划在4月份去参加有一个两岸诗学的会，也计划借这个会到扬州那边玩一下。我现在好像不能寄予希望了。如果有一天疫情结束，可以出去了，我个人是想到武汉以外散散心，到湖北以外，国外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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