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玄言诗的崛起
魏晋时期是“人的主题”和“文的自觉”时期，继先秦以来，在哲学思辨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一个哲学和艺术相融通的时代，一种作为哲学（以老庄学思想的玄学）与艺术（诗歌）的结合体——玄言诗就此产生。其孕育于正始时期，兴盛于东晋年间，而衰落于晋宋之际，在文坛上存活约两个世纪。
建安初年，随着政权的南移，为南方众多的文人士大夫们提供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实质上这个政权是动荡不安的，舞台的不稳定使得统治者要借助士族的力量来维稳政权，于是衍生出士族和皇室共同执政的局面。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让文人士大夫们异常纠结，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徘徊，内心也矛盾痛苦，当情绪反应到诗歌当中时，也就成了一种壮志难酬的抒发方式。
玄言诗的发展当以孙绰和许询二人为起点：孙绰喜欢用诗来阐述玄理，可以看做是对老庄学理的诗体化。如《与庾冰史》中的：<strong>“浩浩元化五运跌送。昏明相错，否泰时用。”
而许询则是通过在诗中展示玄学境界的方式来表达那种美妙、虚幻的感觉。所以前者仅仅用诗的形式表达玄理，就显得稍微世俗，后者则是加深了对玄学境界的描绘，把这种学理的气息表达得更为透彻，视为玄言诗的典型代表。
玄言诗的产生和门阀政治的关系
东晋的门阀政治格局，主要施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才能让士族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继续维持，进一步缓解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这种大的政治环境为东晋的玄言诗发展提供了平台。
（一）向上需求——世族需要玄言诗所营造的氛围作为门阀政治的合法外衣；
西晋末年，司马睿的政权南迁以后，北方的世家大族也陆续迁到了相对富饶的江南地区，江东土著吴姓氏族和其他的家族也大肆发展起来。在江东落脚的东晋政权。若要稳定政权，统治者不得不依赖北方世族的支持，同时又要借助南方世族的力量来取得平衡，如此一来，士族们在门阀制度的襁褓中有着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此前风靡于士族间的玄学思潮，经由魏正始时期、西晋竹林时期、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取得了霸权地位。
除此之外，东晋士族本身也是文化修养比较高的文化群体，加上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他们所推崇的“玄言诗”一时间成为了诗坛的风向标，也就进一步使其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如《兰亭集序》就是非常典型的玄言诗。
（二）向下影响——从世族主导的思想到诗体的玄学浪潮
玄学是魏晋世族文化的形而上思考和哲学实践，随着世族阶层的崛起而走向繁荣。所以世族玄学成了一种贵族文化，不再依附于皇权，也脱离了平民所希望的平均的物质主义思想。其滋生的玄言诗也成了世族阶层及其玄学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甚至可以说玄学和玄言诗都是世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又有着内在密切关系：
玄学致力于求解宇宙、社会、人生的玄奥，从而满足世族文化的思想需求；玄言诗书写着世族文人追求人生秘密的心灵之路，适应了世族文化的艺术需求。站在社会文化结构转型的角度看，世族、玄学、玄言诗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文化机体。
玄言诗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士族的形成环境需要文化要素有一定的优势，这种圈子的形成和固化让寒门子弟望而却步，也就不难理解一些寒门子弟为了受到士族的青睐，写了大量玄言诗相赠于门阀士族，其中以《赠温峤诗》为代表：
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与生。尔神余契，我怀子情。携手一壑，安知尘冥。
玄言诗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形式
实质上，玄言诗的发展阶段当是和世族文化发展同步的，诗歌体内容所折射的世族文化的精神世界：崇尚“得意忘言”的个体化言说；崇尚“诗可以群”的“共生”生存；指向“天人之际”的宇宙终极境界；
这种精神下的玄言诗发展到鼎盛时期竟然有了忽略意向而直接说道的弊端呈现。但是在东晋中后期，以王羲之等兰亭诗人为代表的世族名士和玄学诗人们逐渐将玄道寄托于山水之中，这本身也是玄学诗观念中的“山水以形媚道”“以玄对山水”发展的结果。
这个结果对后来的谢灵运的山水诗有着重大影响，谢灵运的山水诗中都隐藏着一颗玄心，只是因为作为高层世族文化的代表，他随之遭到了来皇权政治和平民政治文化结盟力量代表的刘宋政权夹击，导致最终难以超脱，故其诗在幽然的表象中深含着难以融入山水难以悟道的痛苦。如：<strong>“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就是在表达出身贵族世家的谢灵运无法忍受如沮溺执耕农田之苦，但他又嘲笑身处官场的杨雄言行不一，认为自己绝不能做那样的人，所以诗末乃语“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
在这样的挣扎之中，他只好钻进了道家的圈子，以道家之“达生”观来超脱现实，听从庄子“人生应听其自然，无所作为，不应去探求荣华富贵”的道理。
可以说，是山水顿悟了谢灵运的老庄思想，产生了玄理的火花，又因老庄思想的融化，使其更加趋向于山水，融借山水以表达玄理与志向。
而作为魏晋低级世族文化的代表的陶渊明，虽然受世族文化重门第之风的影响，也自矜于高族门第，但是无奈沦落为平民，最终他只能在安于现世身份的平民化中去保持世族名士的精神高贵。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陶渊明诗歌特色：借用儒家重用世、道家重自然、佛家重出世的不同思想相博弈，实现玄学精神在平民化的田园生活中共存。
如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一种看似平民生活而实为名士之隐的风流化身，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则是突出玄学名士得意忘言以玄学对山水的极高艺术境界的表达。
从盛行到式微——依附机体门阀政治的奔溃
从司马睿公元317年正式称帝到刘裕公元420年代晋自立，东晋走过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历程。这百年中特有的门阀政治制度和玄学土壤培育了玄言诗的成长，也见证了玄言诗的衰落，在东晋严酷的时代大背景下，此起彼伏的战乱促发门阀士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流露出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之感，并且着意于思索生命本身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所在，这就有了玄言诗在东晋王朝前、中、后三个阶段不同的表现形式。
当然依附在门阀政治制度的作用而兴起的玄言诗，当门阀政治出现了衰败的倾向时，此前受该制度庇佑的士族子弟也无法再维持自身在政治地位上的优越感，也逐渐摒弃了玄学的思想，而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又重新抬头，玄言诗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我们姑且抛开诗歌体裁和文体新变角度去分析其衰败到消失，而从作者和读者群体的变化入手分析，后面崛起的山水、田园诗歌并非不能和玄言诗共存，实质上玄言诗的精神在某些层面上渗透到了山水田园诗歌当中。
玄言诗真正衰败的根源在于作者和读者群落的消失，在于传统两级文化封闭结构的恢复，而不再属于魏晋特有的三级政治结构体背景下的文化生存。正是由于门阀政治和世族文化的衰退，平民的审美趣味开始兴起，作为世族文化代表的玄言诗也自然随之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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