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奉俊昊和他的《寄生虫》，拿到了韩国电影的首座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2020年伊始，《寄生虫》又横扫奥斯卡。
囊括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四个奖项，成为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大的赢家。而且还是奥斯卡92年以来第一部非英语片的最佳影片。
导演奉俊昊
凭借《寄生虫》，韩国电影荣耀至极。
但和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一次别离》个人天才式的发挥不同。
《寄生虫》并非完全是奉俊昊个人的灵光一现，而更多是建立在韩国电影诞生百年来勤勤恳恳努力的结果上，是韩国电影百年发展的厚积薄发。
始于1919
1919年，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上映了第一部国产电影《义理的仇斗》。
这是一部舞台剧默片，也是韩国电影的起点。
在《义理的仇斗》诞生后的7年时间里，韩国先后拍出了《月下的盟誓》、《长恨梦》、《云英传》、《开拓者》等17部电影。
这些影片除了无处不在的民族忧愁，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模仿当时的西方电影与日本电影。
值得一提，韩国电影这种模仿强者的姿态，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对好莱坞商业类型片的全面模仿，成为了后来韩国电影蜕变的催化剂。
时间来到1926年，一个名为罗云奎的电影人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叫《阿里郎》的电影。
这部电影就厉害了。
影片以1919年“三·一”民族独立运动为背景，反应了日据时代沉重的民族苦难和对自由、独立的向往。算得上韩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大片”，在那个时代简陋的条件下，拍摄用时超过三个月，前后动员了800位群众演员。
最后也是异常的卖座，达到了一个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成绩：连续5年在韩国上座率排名第一。
《阿里郎》主创合影
罗云奎因此一举奠定了自己在韩国影史的地位，此后接连自编自导自演了《风云儿》、《野鼠》等影片，韩国影坛进入了罗云奎时代。
后世认为，《阿里郎》是最早提出韩国电影民族主义理念的电影，而民族主义最好的表现手法则是<strong>现实主义。
罗云奎电影中鲜明的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像钢印一样被打进了韩国后世电影中，被誉为<strong>“韩国电影传统的根”。
罗云奎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韩国电影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现实主义”，电影中常常思考人性的伟大和卑微，随处可见对公权力和社会的批判。
比如那部促成韩国立法的电影《熔炉》，公映之后，引发了全国上下的法律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了对残障人士、未成年人性侵犯罪加强惩罚的“熔炉法案”。
而奉俊昊在《寄生虫》里，对韩国社会阶层鸿沟的犀利表达也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所以，自1919年起，“韩国电影传统的根”一脉相承。
走向国际
然而电影艺术总逃不出历史的圈束。
20世纪30年代日本进入军国主义时代，作为殖民地的韩国也受到了更为严厉的精神打压。
国家不幸，诗家也未必幸，刚从默片时代进入有声电影不久的韩国电影便逐步沦为了殖民工具，并进入到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庆幸的是韩国电影人的传承并未中断，他们只是在黑暗中静默等待。
终于，新一轮的朝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暖照大地，不但如此，这一次他们还等到了走向世界的机会 。
随着战争结束，1955年，一位叫李圭焕的导演拍了一版《春香传》，结果创造了12万观众的上座纪录。
《春香传》的大获成功，预示着韩国电影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其显著标志就是韩国社会战后兴起的自由主义浪潮，以韩滢模的《自由夫人》、李炳逸的《自由结婚》为代表，伦理情感剧深受观众喜爱，观赏度的提升很快带动了票房收入。
于是整个电影产业一片繁荣，电影年产量也从1955年的15部猛增到1960年的111部，影片制作也很快由个人草台班子向财团注资转型。
这一时期的作品集中反映了人们战后心灵遗留的创伤和种种社会问题，资本的引入和电影人的职业化让影片制作的越来越精良。相比罗云奎时代，不但在艺术价值上得到了提升，题材也更为宽广。
而这一切都使得韩国电影走向国际成为可能。
1956年李炳逸的《出嫁的日子》入围第7届柏林电影节，是韩国电影第一次走进国际主流电影节。虽然最后铩羽而归，但李炳逸也许不会想到，64年后会有一个叫奉俊昊的晚辈会代表韩国电影在国际影坛创造出前无古人的历史来。
《出嫁的日子》
随后1958年和1959年，《钟阁》、《即使云在动》分别再次入围柏林。
但直到1961年，姜大振执导的《马夫》才终于在柏林捧回了特别银熊奖，成为韩国电影在重要国际电影节上的第一次获奖。
与此同时，韩国电影走向国际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一如20年代起步时那样，在快速的向西方学习。
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
彼时韩国电影人充分汲取了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电影拍摄手法，并引入了新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电影语言非常接近西方，这与同时期的香港电影有明显的不同。
在香港邵氏电影制片厂做导演的郑昌来，于60年代中期从韩国来到香港，1972年他拍摄的《天下第一拳》成为了第一部席卷西方的中国功夫片，位列当年全球票房前十。
究其原因之一，就是郑昌来在镜头语言使用和剪辑技巧上颇具好莱坞范，相对容易被西方观众理解。
《天下第一拳》
这一时期韩国电影人西风东用的作法深刻影响了后世韩国电影的风格，而《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就深谙西方商业类型片的拍摄技巧与表现手法。
整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都是韩国电影全面快速发展的时期。到1969年时，韩国电影全年制作数已达233部，观影人次突破1亿7800万，这个数据到2005年才又被打破。
值得一提，1969年还是奉俊昊出生的那一年，而后来代表韩国电影走向国际的领军人物朴赞郁（1963年生）、金基德（1960年生）也出生于60年代，他们的童年都是在韩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中度过的。
蝶变
自1973年《小岛的尊严》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后，韩国电影此后10年未再有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影片出炉。
为什么？
因为同年政府通过了《电影法》第四次修正案，政治局势的变化，严格审查导致了韩国70年代电影产业走向衰落。
《小岛的尊严》
道路虽曲折，前途却光明。事实证明这不过是韩国电影百年历史的一段插曲。
进入80年代政策更迭，韩国电影又逐步复苏，有韩国斯皮尔伯格之称的裴昶浩凭《赤道之花》、《猎鲸》、《那年的冬天特别暖》等电影常年雄霸票房榜，而裴昶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有着好莱坞式干净利落的技法，和韩国电影里少见的快节奏叙事。
裴昶浩
<strong>裴昶浩的风格和成功影响了后来的韩国电影人。进入90年代，因为面临市场开放后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冲击，式微的韩国电影开始了对好莱坞类型片的全面模仿与借鉴。
但和同时期香港电影人单纯形式上的模仿不同，韩国电影不但学习模仿好莱坞的拍摄技法，还学习美国人的电影工业体系。
并将这种好莱坞商业类型片风格和本国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取向相融合。
于是90年代中期韩国电影人明确提出了“优质电影”的概念：既最大限度活用类型片框架、明星体制，但又要兼顾导演的个人风格，成为得到大众认可的高质量商业电影。
简而言之，就是<strong>作者电影和<strong>商业类型片的高度结合。
韩国电影自20年代起不断学习先进电影技巧的一脉相承，在90年代抵达了理念上的巅峰。而后来奉俊昊的《寄生虫》也正是这种概念的极致产物。
《寄生虫》
从这一时期往后，韩国的影视教育倾向于“重实践，轻理论”，影视院校都要求执教老师有一线工作经验。
而韩国导演也往往不会轻易蹭热点，基本上一线导演打磨个三四年才会出一部作品。
终于，在1999年以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为标志，
韩国本土电影再次崛起。
《生死谍变》
《生死谍变》是90年代韩国电影潜心学习好莱坞的集大成者，是一部极其成功的商业片，上映后共吸引了660万人次走进电影院，打破此前《泰坦尼克号》417万人次的观影纪录。
而电影中的主演宋康昊与崔岷植也成为了后来韩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男演员。
于是整个80，90年代在国际影坛几乎快销声匿迹的韩国电影，在《生死谍变》催化下，进入21世纪后开始了全面的爆发。
2000年，有着韩国电影教父之称的林权泽和他的新版《春香传》代表韩国电影首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此时，距离1955年李圭焕版《春香传》创造当时票房纪录已过去整整<strong>45年。
次年，林权泽便凭借《醉画仙》拿到了韩国第一座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而后，朴赞郁、李沧东、金基德、奉俊昊、洪常秀等人更是成为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常客。
林权泽
在电影票房上，本土电影也常年刷新国内影史票房冠军。2019年韩国就成为全球少有的几个没有被《复仇者联盟4》攻陷票房冠军宝座的国家，国产片《极限职业》取代同为国产片的《鸣梁海战》成为了新的票房王者。
韩国电影从“谍变”开始，至此真正完成了<strong>“蝶变”。
到了2019年奉俊昊的《寄生虫》，则终于成为新时期韩国电影积累的终极爆发。
《寄生虫》艺术水准跟商业价值的完美融合，是建立在整个韩国电影百年功业的基础之上，既继承了韩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精神，又是韩国电影对于作者个人表达与商业类型片结合的伟大实践。它就像是那个得了全村最硬鳞片的希望，最后载誉而归。
奉俊昊和宋康昊
遥想100年前《义理的仇斗》们的稚嫩技仿，《阿里郎》现实主义的传统之根，再到半个世纪前“西学东渐”的全面发展和90年代“优质电影”的极致定义，最后抵达21世纪的全面开花。
在《寄生虫》的盛况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百年电影事业的开枝散叶和厚积薄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韩国电影这一路走来终于由量变完成了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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