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想象力丰富，<strong>在《罗刹海市》中继续脑洞大开，构建了一个“反乌托邦主义下”的场景

<strong>反乌托邦主义旨在批判乌托邦主义所宣扬的空想社会主义或者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国家，譬如我们所熟知的桃花源或者大同世界，都是乌托邦主义的表现。那么《罗刹海市》何以能够称之是“反乌托邦主义”呢？

从严格与标准意义上来说，<strong>《罗刹海市》并不是一部“反乌托邦主义”小说，但它有“反乌托邦主义”的一丝风格，譬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勾勒了<strong>一个衣食无忧，高度统一，生老病死的痛苦都被消除的美丽世界，但赫胥黎却借此抨击了乌托邦世界下人们在精神和行为上的极度麻木。

那么《罗刹海市》的“反乌托邦主义”风格是如何展现的呢？

至善至美和污浊世俗的矛盾

读蒲松龄的故事只有读到最后才会明白他想要说什么，在故事的末尾对故事做出总评是蒲松龄不成文的规则。在《罗刹海市》的结尾，他如是点评说：

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小惭小好，大惭大好。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

故事的设定是很有趣的，主人公马骥在海上失事后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异域国家罗刹国，这个国家的人们都是“以丑为美”，凡是越丑的反而官做的越大，越丑的女人越受追捧。而马骥在人类中并不算一个相貌十分丑陋的人。

这导致他初到异域时，便被这里的人误当做是妖怪。<strong>原文如是写“至一都会。其人皆奇丑；见马至，以为妖，群哗而走”，如果不看蒲松龄的点评是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实际上这个异域中的“丑”乃对应的是人类曲意逢迎的丑态。

何以证明呢？原文中写道<strong>“我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极者，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贵人宠”，那什么才是罗刹国的美呢？马骥后来见到了罗刹国的高官们，其情境如是明朗的描绘道：

“时值朝退，朝中有冠盖出，村人指曰：“此相国也。”视之，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帘。又数骑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职，率狰狞怪异。然位渐卑，丑亦渐杀”

<strong>罗刹国的相国大人完全就是一个奇丑无比的怪物，耳朵长在背上，有三个鼻孔，眼睫毛像帘子一样遮住了眼睛。但在罗刹国人看来，这就是美，所以他才能做到相国的位置。而后面出现的人都因为没有相国丑，所以官就做得不大。

<strong>实际上这自然是在隐喻相国大人是一个极为擅长溜须拍马，曲意逢迎的人，所以他才能加官进爵，位极人臣。可是那些不善于曲意逢迎的人，官因此才有芝麻粒大小。这也就不难怪为什么罗刹国人看到相貌正常的马骥时把他当成妖怪。

这是一个相当精妙的讽刺，马骥相貌正常，说明他不善于溜须拍马，这在小人马屁精中当然是异类般的存在。所以蒲松龄在点评中以拾到和氏璧的卞和为例子说<strong>“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

就是“卞和泣玉”，天下人都认为卞和在撒谎，君王也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下令砍去卞和的手脚。卞和很伤心，日夜为此痛苦，<strong>但他不是哭自己的不幸，而是哭世人把宝石看成石头，把诚实看做谎言。即所谓“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之所以悲也。”

可见蒲松龄之所以要把罗刹国设定为“以丑为美”的国度，<strong>实际上就是在讽刺现实的世俗人们把阿谀奉承，世故圆滑当做成功的捷径。通过曲意逢迎的拍马屁，这种人往往能够很快的加官进爵，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出色的个人能力，但偏偏能够身居高位，如赵高、秦桧和魏忠贤之流。

所以<strong>罗刹国所映照的正是这种世俗的丑态，而罗刹国的人把这种丑态当成美，蒲松龄自然是以此拿来讥讽世人。因此当马骥初入罗刹国的时候，人们都把他达成妖怪，<strong>这是因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是显得突兀和格格不入的。

就像那位死谏嘉靖皇帝的海瑞，因为宁折不弯的性格而自号“刚峰”，但海瑞这种人在官场中毕竟是极为稀少和突兀的，这就导致他在官场中评价普遍不高，但在民间却拥有“海青天”的美名。<strong>蒲松龄并非不明白这一点，他明白至善至美的完美主义在时间是行不通的，这是一种现实的矛盾冲突。

所以他最后很无奈的感慨说<strong>“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这句话看似很消极，<strong>但实际上是富有生活哲理的。字面意思好像是说荣华富贵只能从海市蜃楼般的虚幻世界里寻找，但它背后的逻辑正是指——

就像卞和那种诚实的人把美玉献给君王，但却被视为骗子，非但没有得到君王的赞美，反而遭受诬蔑和伤害，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想要在世俗里获得荣华富贵将是多么的困难重重。但像赵高那种溜须拍马的人，即便指鹿为马也能身居高位。

因此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想要获得荣华富贵，也就只能在海市蜃楼这种虚无缥缈的世界里得到满足了。所以马骥在罗刹国并没有得到重用，而是在龙宫里收获了爱情和欣赏。<strong>蒲松龄的感慨有一丝悲情的意味，这种悲情之所在则正是“反乌托邦主义”的体现。

何以见得呢？

从十九世纪社会主义的兴起，<strong>一个极为理想的国家形体开始被赋予更多的内涵，而乌托邦这个词汇也逐渐成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的指代。在对乌托邦的描绘中，在某个时间段，我们的社会将会进入一种矛盾和冲突，不公和贫穷完全得到消除的阶段。

<strong>正如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著作《乌托邦》

乌托邦不仅自由、民主、博爱，而且无比富有，那里的人都是长相俊美，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乌托邦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岛屿。它被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着，每天数以百万吨的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合金

<strong>乌托邦作为人们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终极追求和美好幻想，它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代表着一切整体所取得的圆满。可是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人们渐渐意识到乌托邦是一个渐行渐远的理想世界，要达到这种世界可谓困难重重，矛盾重重。

所以人们又从乌托邦主义中派生出一个新的词汇叫做“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strong>对于乌托邦主义的反思导致了反乌托邦主义的诞生，因此诞生了如《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这些反乌托邦小说。

但不管如何，乌托邦始终代表了人们对生活、对于社会的一种终极幻想和追求，<strong>就像人们希望世界充满善意、和平与公正，没有偏见、猜忌和欺压，每一个人都能自由而又幸福的生活着。但现实的矛盾显然并非浪漫的设想所能化解的。

对此，蒲松龄也不得不承认说“<strong>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小惭小好，大惭大好。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就是说曲意逢迎，溜须拍马实在是世间的普遍现象，<strong>如果一个人以诚实和正直的男子汉形象在人群中活动，人们对这种人不感到惊讶大概是非常稀少的吧。

这自然是说人们习惯看到这个世界带着“画皮”生活的一面，看到一个人坦荡诚实的生活，反而会感到非常的惊讶，实质上是反面讽刺世俗犹如罗刹国一样是一个以曲意逢迎之丑态为美的世界。<strong>但讽刺归讽刺，蒲松龄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桃花源般的美好世界是虚无缥缈的，而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要想有所成就，也只能在这种虚无缥缈的世界里得到实现。

所以屈原才在《楚辞·渔父》中歌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这算是对现实和理想的一种平衡吧，<strong>所以说《罗刹海市》虽然不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反乌托邦主义”小说，但它无疑具有“反乌托邦主义”的风格和气韵，那就是承认一种设想中的“乌托邦式的桃花源世界”是不存在的，至少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建构这样一个世界。

这也就不难怪儒家为什么要推崇“中庸”思想了，就现阶段来看，这无疑是一个人平衡世俗丑恶和理想纯洁的最好途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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