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1期
內容提要
自薩勒曼執政以來，沙特外交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外交重心從地區轉向地區與全球並重。在外交的總體佈局上，沙特在大力拓展周邊外交空間的同時，注重發展與國際體系中“關鍵少數”國家的關係。在外交策略上，沙特在地區層面構建“準聯盟”以遏制伊朗，在全球層面開展大國平衡外交以實現利益最大化，加強自身新興中等強國的角色塑造。在外交手段的運用上，沙特通過“歐佩克+”機制與非歐佩克產油大國深化合作、尋求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上市以及開拓可再生能源合作等手段開展能源外交；以首腦外交為突破口，推進新經濟外交；以宗教對話為抓手，不斷拓展宗教外交的層次與領域。沙特外交轉型本質上服務於國內改革議程和王權安全。
關鍵詞
沙特外交；薩勒曼；新興中等強國；“2030願景”
陳杰，博士，中山大學國際翻譯學院中東研究中心教授
正文
自2015年1月薩勒曼國王執政以來，尤其是“2030願景”提出後，沙特展現出強烈的變革意識和進取精神，在內政與外交領域“大手筆”不斷。在外交領域，基於自身所擁有的外交資源及整體規劃，沙特近年來不斷調整外交方向，其外交志向、外交佈局、外交手段均呈現出新的特點。
學術界對沙特外交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類。一類是對沙特外交政策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的學理分析。有學者通過對伊斯蘭教在不同時期對沙特外交積極和消極影響的分析，指出沙特外交“特別強調伊斯蘭教的合法性”和“注重宗教理念與國家利益的有效平衡”。另有學者提出沙特存在宗教“外交化”的趨勢，指出宗教與沙特外交關係的走向受國內政教關係發展、美國中東戰略走向、中東和伊斯蘭世界民主化轉型中宗教因素與教派衝突發展等因素的制約。日本學者山田真樹夫（Makio Yamada）分析了沙特外交政策中的“向東看”傾向，認為能源和經濟多元化考量是沙特外交轉向的重要驅動因素。
中東變局以來，沙特在中東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相對上升，其外交轉型引起了學界的關注。有學者指出，伊朗崛起和中東變局增加了沙特的“戰略焦慮”，並導致沙特與三個層次的“朋友圈”產生了一系列矛盾。另有學者認為，中東變局後沙特採用“主動外交”和“兩邊下注”的外交新原則，集體安全、地區事務參與、第三方外交、金元外交構成了其開展外交的新手段。還有學者將薩勒曼國王執政後的一系列舉措定義為“薩勒曼新政”，其內容包括捍衛遜尼派“領頭羊”地位和沙特的核心利益、遏制伊朗的戰略圍堵、維持本國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傳播沙特主導的伊斯蘭教義和生活方式以及推動中東和平進程。
另一類研究則是從國別或領域視角，對沙特外交的實踐進行案例分析，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1902年至2001年間沙特與歐洲的關係、中東變局後沙特與阿聯酋的關係、沙特與以色列的關係、俄羅斯中東戰略調整背景下的俄沙關係、後製裁時代沙特與伊朗的外交對抗等，以及對沙特的文化外交、宗教外交、軍事外交和經濟外交等議題的研究。
上述研究從不同角度對沙特外交的演進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有益分析，但也存在一定的侷限性。首先，在研究視野上，現有研究主要聚焦沙特在中東地區層面的外交實踐，忽略了沙特在全球層面的外交實踐。實際上，近幾年沙特的外交重心正逐漸轉向全球層面，其中不乏外交新理念的實踐。其次，在理論研究方面，現有研究注重闡釋沙特外交政策的特點，但對外交資源如何影響沙特外交政策制定的分析相對籠統。再次，在實踐研究方面，現有研究更多地從單一的國別或領域視角評析沙特的外交實踐，缺乏對沙特外交進行整體性考察。最後，學界對中東變局以來沙特外交的定位，更多地將其作為“地區大國”或“中等強國”，忽視了沙特具有超越一般地區大國的外交志向。
本文通過對沙特現有外交資源進行綜合分析，將沙特定位為“新興中等強國”。當前沙特基於自身的外交資源和進取的外交志向，正逐步將外交重心從區域轉向區域與全球並重，這突出體現在沙特的外交佈局、外交策略和外交手段等方面。沙特的外交轉型出於配合國內改革議程的需要，且更多地服務於維護王權安全這一核心利益。
一、沙特的外交資源及其運用
一國外交政策的選擇往往依賴於其所能擁有的外交資源。對沙特而言，該國的外交資源主要包括權力資源和國際影響力兩個方面。其中，權力資源涉及資源稟賦、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等要素，國際影響力涉及沙特在伊斯蘭世界的宗教地位和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等要素（見表1）。
表1 沙特的主要外交資源
自建國至20世紀末，沙特外交一直倚重兩大戰略資源：一是憑藉麥加和麥地那伊斯蘭教兩大聖地而坐擁伊斯蘭世界盟主地位；二是憑藉豐富的石油資源並藉助歐佩克掌握國際石油定價權和話語權。除自身擁有的戰略資源外，美國在中東地區建立聯盟體系的戰略需求，使得沙特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沙特在傳統外交實踐中倚重沙美特殊關係這一外部資源。由此，泛伊斯蘭主義、石油話語權和沙美同盟關係成為沙特傳統外交的三大戰略資源。沙特曾不同程度地通過調動和運用這三大戰略資源，來對抗阿拉伯民族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共產主義以及伊朗“輸出革命”。
進入21世紀以來，沙特在倚重上述三大戰略資源的基礎上，對其他外交資源的運用也更趨靈活。2016年沙特提出面向“後石油時代”的“2030願景”，反映出沙特謀求成為國際社會“中堅國家”的願望進一步增強。沙特國王薩勒曼表示其首要目標是沙特“在世界上成為各領域內成功和領先的典範”。薩勒曼執政後的沙特不斷展現進取的外交志向，表明該國已不滿足於普通地區大國的身份，而是立志成為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新興中等強國”。在此背景下，沙特傳統的能源外交、經濟外交和宗教外交都出現了新的轉向。
二、從區域側重轉向區域與全球並重的外交志向
阿卜杜拉國王執政前，沙特的外交重心更多侷限於中東地區，有學者將當時沙特的外交政策定義為以海灣為內環、阿拉伯國家為中環、伊斯蘭世界為外環的“三環穩定政策”。阿卜杜拉國王執政後的首次出訪並沒有選擇美歐等沙特的傳統盟國，而是選擇中國和印度作為首訪對象，此舉傳遞出沙特外交轉向的信號，為之後阿拉伯國家的“向東看”奠定了基礎。2015年薩勒曼國王執政後，沙特“向東看”的趨勢更加明顯，外交理念更趨務實，外交手段也更加靈活。進入薩勒曼時期後，如何應對地區安全挑戰、在“後石油時代”維持本國經濟增長、提升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繼而維護王權安全，成為沙特內政外交政策的核心關切。“在沙特阿拉伯，王權安全與國家安全都是其決策考量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經濟事務與政治訴求息息相關。石油出口、可再生能源開發和經濟多樣化都與沙特的王權安全密切相關。”出於上述考量，沙特的外交志向逐漸從側重中東地區轉向區域與全球並重。沙特積極調整外交佈局，以最大限度地服務於王權安全的目標。
（一）調整外交佈局
近年來，沙特通過調整外交佈局積極拓展外交空間。這一調整趨勢在國際層面表現為沙特從過去側重發展與美歐盟國間的關係，逐漸轉向注重發展與國際體系中的“關鍵少數”即全球大國和地區大國間的關係，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線強調這些國家的西方屬性或東方屬性；在區域層面則表現為沙特從過去以海灣地區為重，轉向大力拓展周邊外交的空間。
第一，抓住國際體系中的“關鍵少數”。在全球層面，沙特一方面強調拓展本國的經濟利益，在儘量維繫與西方大國經貿與投資關係的基礎上，不斷拓展與新興經濟體的經貿、能源和投資關係；另一方面極力淡化意識形態色彩，開展務實外交。冷戰時期，沙特外交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蘇聯解體後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沙特日趨淡化了外交中的意識形態色彩。從表現上來看，沙特與中國、俄羅斯甚至以色列等國的關係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當前，美、英、中、俄、日、印是沙特全球外交佈局中的重點國家。美國學者格爾德·諾尼曼（Gerd Nonneman）將沙特這種多元化夥伴外交戰略概括為“精心設計的多重依賴與實用主義”模式（managed multi-dependence and pragmatism），即基於實用主義尋求與世界主要大國建立多元外交關係的戰略，其目的是提高沙特相對於霸權（美國）的自主性。
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依然是沙特最重要的盟友。2017年5月，特朗普上任後首訪沙特，兩國簽署價值高達1,100億美元的軍售大單。2018年3月，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訪美，21天的超長訪問在世界外交史上亦屬罕見。多元夥伴關係尤其是“向東看”的政策傾向凸顯了沙特外交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增強，拓展與亞洲大國的合作關係逐漸成為沙特外交佈局新的戰略考量。2017年3月，薩勒曼國王對日本的訪問是1971年以來沙特國王首次訪日。同年10月，薩勒曼訪問俄羅斯，這也是沙特國王在位期間首次出訪俄羅斯，此行被外界形容為“點穴式外交”。值得關注的是，沙特國王和王儲的兩次亞洲行，無一例外地都將中國作為訪問對象。沙特外交方向的調整，反映出薩勒曼時代其全球外交佈局的重點在大國。在具體議題上，沙特與大國的合作各有側重。沙特與美國之間側重軍事合作、反對伊朗的地區擴張等議題；與英國之間側重在中東地區事務上開展合作；與俄羅斯之間側重軍工貿易和國際能源領域的合作；與中國和印度則側重能源與經貿合作；與日本側重能源與科技合作。可以說，沙特對西方大國的外交側重“高政治”領域，對亞洲國家的外交側重“低政治”領域，但近年來沙特與亞洲國家在反恐領域的合作也在適度擴大。
在地區層面，沙特重視發展與區域性大國的關係。在伊斯蘭世界，沙特注重深化與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的關係。巴基斯坦被沙特定義為“伊斯蘭世界的一極”和“核國家”，沙巴雙方保持特殊的安全合作關係。印尼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伊斯蘭國家。在阿拉伯世界，沙特重視發展與埃及的關係，將埃及視作鞏固本國在阿盟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的戰略伙伴，深化經貿投資、打擊穆斯林兄弟會勢力成為沙特維繫與埃及關係的重要抓手。在中東地區，沙特重視發展與以色列的關係，視其為構建反伊朗聯盟的核心力量。沙特在名義上從埃及手中收回蒂朗島和塞納菲爾島的主權，從一個側面說明沙特與埃及、以色列的關係同時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
第二，致力於拓展周邊外交空間。拓展原先不甚重視的周邊外交空間，成為薩勒曼時期沙特外交佈局的另一大趨勢，非洲在沙特周邊外交佈局中的地位顯著上升。早在20世紀60年代，沙特費薩爾國王曾對索馬里、蘇丹、塞內加爾等非洲國家進行過國事訪問；阿卜杜拉國王時期，沙特在埃塞俄比亞、蘇丹等非洲國家啟動“農業投資計劃”，以滿足本國的糧食供應。薩勒曼執政後，沙特高度重視發展與非洲國家尤其是非洲之角國家的外交關係，非洲在沙特外交中的戰略意義顯著上升。薩勒曼國王任命沙特常駐阿盟代表、駐埃及大使為非洲事務國務大臣，這在沙特外交史上是首例，引起了外界的廣泛關注。2017年，第29屆非盟首腦會議在亞的斯亞貝巴召開之際，薩勒曼國王倡議召開“沙特—非洲首腦會議”，意在使沙特與非洲國家之間的合作機制化。沙特對非外交主要通過首腦外交、經濟外交、援助外交、宗教外交、斡旋外交等方式開展。其中，斡旋外交是提升沙特在非洲地區形象和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取得了諸多成果。2018年9月16日，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和厄立特里亞總統伊薩亞斯·阿費沃爾基在沙特吉達簽署和平協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協議簽署後的記者會上稱，這一事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並向沙特對兩國爭端的斡旋表示感謝。在埃厄和平協議簽署的次日，薩勒曼國王主持了吉布提總統蓋萊與厄立特里亞總統伊薩亞斯·阿費沃爾基之間的首次直接會談。
沙特將非洲作為其外交佈局的重點地區，主要基於以下考量。首先，從地理上來看，非洲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非洲之角是沙特拓展周邊外交最具潛力的方向。加強在非洲之角的存在有助於保障沙特在臨近海域的海上運輸安全。其次，從經濟上來看，非洲在礦產、農業資源、人口和市場等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加強對非經貿、投資合作，有助於沙特推進“2030願景”目標的實現。為將產品順利出口至非洲國家，沙特宣佈開闢往返吉達、吉贊和吉布提等港口的班輪。再次，從地緣政治上看，近年來沙特—阿聯酋陣營與伊朗—卡塔爾陣營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已外溢至非洲之角。沙特一直防範伊朗在非洲通過傳播什葉派教義拓展勢力範圍。2016年1月，沙特駐伊朗外交機構遭示威者衝擊和焚燒後，蘇丹、吉布提、索馬里紛紛加入沙特對伊斷交的行列。此前，蘇丹和索馬里都曾指責伊朗在本國境內傳播什葉派教義，蘇丹為此還關閉了數家伊朗文化中心，索馬里則拘禁了部分伊朗人。由於沙特介入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亞之間爭端的斡旋，卡塔爾撤出了先前派駐在兩國邊界上的維和部隊。最後，從安全上來看，沙特近年來與非洲之角國家積極開展軍事合作，其中一個重要考量是遏制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國土安全的威脅。沙特與吉布提之間通過簽訂軍事協議成立了聯合軍事委員會，吉方表示歡迎沙特在吉境內部署軍事基地；厄立特里亞也成為沙特戰機的起降地；2015年3月蘇丹加入了沙特對胡塞武裝發起的代號為“果斷風暴”的軍事行動，都反映了沙特在安全領域與非洲之角國家合作的加強。
（二）地區與全球並重的外交策略
沙特對域內國家和域外國家採取不同的外交策略。除在中東及周邊地區構建遏制伊朗擴張的準聯盟外，近年來沙特更加註重在全球層面開展對大國的平衡外交，為本國爭取最大的發展利益，不斷展現其在全球範圍內成為“新興中等強國”的抱負。
第一，在中東及周邊地區構建反伊朗的準聯盟。中東變局以來，沙特在對外關係中強化教派色彩，將什葉派伊朗視為“戰略敵手”，伊朗或什葉派因素成為沙特評估地緣政治的最重要指標。在此背景下，“冷戰式遏制”成為沙特針對伊朗和其地區夥伴的外交手段。有中國學者認為，“沙特與伊朗之間的‘新冷戰’無處不在，幾乎在中東所有熱點問題中都有體現”。也有西方學者認為，“理解中東地區政治的最好框架，就是伊朗和沙特發揮主導作用的冷戰態勢”。阿拉伯學者稱，過去三十多年來，伊朗與沙特關係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兩國間的冷戰式對抗突出表現為“雙方在很多國家開展代理人戰爭”。沙特地區外交的首要目標是遏制伊朗擴張地區勢力範圍，這亦是特朗普上臺後美國對伊朗戰略的重要目標。沙特遏制伊朗的手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構建地區反伊朗的“準聯盟”以制衡什葉派激進勢力，甚至與以色列在地區事務中協調立場；二是“獎懲”不同陣營的選邊者，對卡塔爾斷交便是沙特對卡塔爾與伊朗走近的嚴厲懲罰；三是軍事幹預成為沙特地區政策的選項，突出體現在沙特對也門胡塞武裝開展軍事行動等方面。即便是沙特在非洲之角國家間開展斡旋外交，其背後亦有針對伊朗的深層考量。例如，對於埃厄和平協議，“沙特與阿聯酋欲通過斡旋衝突加強其在當地的存在，並逐步在非洲之角構建‘政治勢力弧’”。
第二，在全球範圍內開展大國平衡外交，為國內發展爭取最大利益。沙特在全球層面採取平衡外交的策略，不斷淡化對美國的“追隨”，以此為本國贏得更大的外部戰略空間，這也是沙特外交自主性增強的表現。2019年3月，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亞洲行“使沙特確信與西方關係不會阻礙其拓展與東方的關係，這並非出於一種（外交上的）‘演習’，而是展現沙特在各個方向上加強交流與互動的自信姿態，實現沙特最高的國家利益”。沙特的平衡外交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保持與東西方國家之間的整體平衡。沙特在安全層面尚無法離開盟友美國的支持和保護，但在能源安全和“2030願景”的實現上，又離不開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二是競爭對手間的局部平衡。例如，沙特雖與巴基斯坦有軍事合作的傳統，但近年來也注重與印度在防務和反恐領域開展合作。沙特國王和王儲亞洲之行也都體現出沙特亦注重在中國和印度之間開展平衡外交的考量。2016年1月，沙特國王薩勒曼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沙特；同年4月，薩勒曼國王邀請印度總理莫迪訪沙。2018年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與習近平主席及莫迪總理先後舉行了會晤。這些外交上的精心安排凸顯出沙特基於國家利益在大國間尋求平衡的務實考量。
沙特在地區和全球層面奉行不同的外交策略，導致其外交風格呈現出較大反差。在地區層面，出於安全利益考量，沙特外交呈現出“強勢”甚至“激進”的特徵，這符合沙特的角色定位和國家心態。英國學者阿努詩倫·伊查米（Anoushiravan Ehteshami）將沙特界定為“復興的地區大國”（resurgent regional power），他指出：“中東地區動盪和阿拉伯國家的整體危機加劇了地區碎片化，同時助長了沙特及其部分鄰國採取干涉主義甚至具有挑釁意味的外交政策……這一變化伴隨著沙特激進主義的加劇和它作為‘復興的地區大國’角色的深化”。埃及學者伊曼·拉傑卜（Eman Ragab）通過分析中東變局前後沙特外交的風格特徵，認為“阿拉伯之春”觸發了沙特外交政策新一波調整，使沙特不僅重視防範“阿拉伯之春”的溢出，而且開始在一些阿拉伯國家推行干涉政策，這些國家內部發生的事件被沙特視為對該國的安全構成威脅。相比之下，沙特在全球層面的外交則表現得“穩中有進”，在鞏固與大國既有合作基礎的同時，積極尋找新的合作伙伴和拓展新的合作領域，努力做大“國際朋友圈”。沙特王儲穆罕默德的亞洲行甚至被一些阿拉伯學者稱為“和平外交”。
三、沙特外交範式的新發展
在薩勒曼國王執政以前，沙特外交範式的延續性多於創新性。薩勒曼執政後，沙特能源外交、經濟外交和宗教外交等主要外交形式都突破了傳統範式，出現了新的變化。
（一）能源外交
現實主義理論家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將自然資源尤其是石油作為國家權力的基本要素。根據這一理論，能源外交在沙特外交中長期佔據核心地位是一種必然結果。從能源供給機制的角度來看，自1981年以來，以沙特為首的石油輸出國組織（以下簡稱“歐佩克”）就開始從世界石油市場的“壟斷供應者”蛻變為“邊際供應者”。隨著2018年12月卡塔爾宣佈正式退出歐佩克以及委內瑞拉國內局勢的動盪，歐佩克內部治理能力和外部影響力受到削弱，這意味著沙特對全球石油定價和能源事務的話語權必然隨之下降。此外，國際原油價格走低令沙特石油收入大幅萎縮，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2015年的4.1%下降至2017年的0.1%。如何在低油價時代確保石油話語權和穩定石油收入，構成了薩勒曼時期沙特能源外交的主要目標，能源安全也是沙特政權安全的重要支柱。“正如能源供應安全是石油進口國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確保石油需求安全是沙特國家安全的一部分，更具體地說，是其政權安全的一部分。沙特國家收入的89%來自石油部門（2013年）。因此，維持與主要石油進口國的相互依存關係成為沙特外交政策最主要的目標之一。”
沙特能源外交的傳統手段是多元化原油買家和深化能源合作。薩勒曼國王執政後，沙特能源外交的路徑發生了新變化，如創新“歐佩克+”機制、尋求與非歐佩克產油大國開展能源合作、對沙特阿美公司首次公開募股（IPO）、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尋求與他國合作等。
第一，多元化原油買家以穩定能源出口，確保能源安全。從能源輸出國的角度來看，能源安全就是能源需求安全。因此，多元化原油買家尤其是發展與亞洲主要能源消費國的能源合作，成為沙特能源外交的優先目標。2017年薩勒曼國王的亞洲行以及2019年王儲穆罕默德的亞洲行，都將能源合作作為沙特與亞洲主要國家開展合作的重點之一。薩勒曼父子訪問的日本、中國和印度三國，對沙特而言都是極其重要的能源進口國。其中，中國是薩勒曼父子出訪共同的目的地，這顯示出中國在沙特能源外交中的突出地位。薩勒曼國王訪問中國的前一年即2016年，俄羅斯已超過沙特成為中國最大的原油供應國。從沙特國王訪華的時機來看，能源合作無疑是兩國合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深化雙邊能源合作和探索三方能源合作。通過新建大型煉化項目深化雙邊合作，是薩勒曼時期沙特能源外交的又一項主要內容。薩勒曼國王出訪亞洲國家期間，與馬來西亞簽署了沙特阿美投資70億美元建造煉化及石化一體化發展項目等協議；與印尼簽署了一項60億美元的精煉項目協議。2018年4月，沙特和印度簽署協議，雙方投資440億美元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新建一座煉油廠。2019年1月，沙特能源大臣哈立德·法利赫宣佈，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計劃在南非投資100億美元建立一座煉油廠和石化聯合體。2019年2月，穆罕默德王儲訪印期間，隨行代表團成員、沙特阿美首席執行官稱印度為其“投資首選”；穆罕默德王儲訪華時，沙特與中國簽署了在盤錦開發價值100億美元的煉油和石化綜合項目的協議，該項目將是中國境內投資規模最大的中外合資項目。大型或超大型合作項目已成為沙特深化對外能源合作的抓手。沙特還以第三方身份積極參與國際能源合作。2019年2月，沙特向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投資100億美元，建設一處煉化綜合設施，沙特由此成為中巴經濟走廊首個第三方合作伙伴，有力提升了中巴經濟走廊的國際認可度及其向中東地區的輻射力。
第三，創新“歐佩克+”機制，尋求與非歐佩克產油大國開展合作。傳統上，沙特石油出口的重心是美國和亞洲市場，俄羅斯則是歐洲尤其是東歐能源市場的主要供應國，在全球原油市場上兩國是競爭對手。2014年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對兩國造成了深遠影響。俄羅斯經濟面臨衰退，貨幣大幅貶值；沙特也因油價走低陷入財政危機，外匯收入大幅縮水，社會高福利難以為繼。面對美國的頁岩油革命，沙特與俄羅斯間的合作意願不斷加強。2016年底，沙特和俄羅斯帶領主要產油國達成原油減產協議。2018年12月，在二十國集團第十三次峰會期間，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就“歐佩克+”減產協議延長期限達成共識。沙特力推的“歐佩克+”機制既包括現有的歐佩克成員國，也包括俄羅斯、蘇丹、哈薩克斯坦等非歐佩克能源生產國。其中，尋求與俄羅斯合作是沙特近年來能源外交的主要方向之一。為了達成合作，沙特甚至不惜讓渡部分市場權力。
第四，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首次公開募股成為薩勒曼時期沙特能源外交的重要舉措。沙特在2016年初披露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上市計劃，被稱為“史上最大IPO”計劃。根據該計劃，沙特阿美將出售5%的股份，募集1,000億美元資金注入沙特主權財富基金。香港、倫敦、東京、紐約等是沙特阿美上市的備選地。在薩勒曼國王訪問日本和中國時，沙特阿美上市計劃成為會談的主要內容。日本稱“如有需要將設立專門機構來幫助沙特阿美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中國則希望沙特阿美在香港上市，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基石投資者的身份參與或直接在首次公開募股時認購沙特阿美的股份。此後沙特阿美數次推遲上市，除法律風險和財務透明等技術因素外，不排除沙特尚未確定未來最重要的戰略合作方向這一因素。上市地一旦確認，其所在國將成為沙特中長期開展深度合作的夥伴。因此，沙特推動阿美上市富有戰略意義，推遲其上市也有其戰略考量。沙特阿美的首次公開募股一度成為沙特能源外交中的一張“王牌”。2019年9月，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經歷重大人事變動，沙特主權財富基金主席亞西爾·魯梅延接替哈利德·法利赫擔任公司新的董事局主席。哈利德·法利赫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祝賀，稱此舉是沙特阿美“為上市做準備的重要一步”，這也意味著沙特能源外交將進入新的階段。
第五，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積極尋求合作伙伴。石油貿易是沙特傳統能源外交的基石，但近年來，沙特提出開發可再生能源市場，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尋求合作對象便成為沙特能源外交的新亮點。隨著國內人口增長和工業需求的上升，沙特國內石油消費量逐年攀升。英國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一份研究報告預計，2038年沙特將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在此背景下，沙特十分重視可再生能源的開發。2010年4月，沙特建立阿卜杜拉國王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城（KACARE）；2017年4月，沙特通過“薩勒曼國王可再生能源法案”；2018年12月，薩勒曼國王能源城（SPARK）項目建設啟動。同時，沙特轉變外交策略，從防範其他國家發展可再生能源技術，轉變為尋求與其他國家在該領域的合作。中國、日本、印度等致力於開發可再生能源的亞洲石油消費大國，由此成為沙特“新型能源外交”的重要合作對象。2017年3月薩勒曼國王訪華後，沙中發表聯合聲明，強調要“拓寬兩國在各領域的相互投資”，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領域。2019年2月，沙特王儲穆罕默德訪印期間正式提出加入印度總理莫迪倡導的“國際太陽能聯盟”。沙特與日本發佈的《沙特與日本“2030共同願景”》也將可再生能源作為兩國開展能源合作的重要領域。
（二）經濟外交
沙特對石油經濟的過度依賴，導致其經濟結構單一，對勞動力吸納能力不足。在沙特石油部門就業人數只佔該國總就業人數的5%，這是沙特國內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其中蘊藏著社會危機。青年失業率的持續高企是“阿拉伯之春”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沙特對此已有清醒認識。為實現經濟多元化和經濟安全，沙特推出面向“後石油時代”的“2030願景”，這一國家層面的宏觀戰略規劃正是沙特經濟外交新的支柱。
“2030願景”指出，經濟多樣化是沙特經濟得以可持續發展繁榮的最重要因素。該願景提出了一系列面向2030年的宏大量化經濟目標，主要包括：成為世界前15大經濟體；公共投資基金資產規模從6,000億沙特里亞爾（約合1,600億美元）增至7萬億里亞爾（約合1.8667萬億美元），成為世界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全球競爭力指數排名進入前十；中小企業的GDP佔比從20%增長至35%；軍事工業本土化水平從不足2%提升至50%以上；外國直接投資的GDP佔比從3.8%提高至5.7%；私營行業對GDP的貢獻率從40%提升至65%；物流指數排名從全球第49位上升至第25位，並位居地區第一；非石油外貿出口的非石油GDP佔比從16%提升至50%。為實現這些宏大目標，基於“2030願景”的新經濟外交以首腦外交為突破口，以發展戰略對接為路徑，以廣泛吸納外資為目的，取得了豐碩成果。
第一，以首腦外交為突破口。自2016年4月正式發佈“2030願景”以來，沙特圍繞該願景開展的首腦外交頻繁且富有成果（見表2）。
表2 沙特圍繞“2030願景”開展的首腦外交
資料來源：根據沙特官方報紙《利雅得報》和出訪國官方報道整理。
第二，以發展戰略對接為路徑。沙特重視與大國和夥伴國開展發展戰略對接。2017年11月，沙特在“2030願景”框架下專門成立了“沙特國際戰略伙伴中心”，該機構負責研究與沙特的國際戰略伙伴開展戰略對接，規劃具體合作項目。
沙特積極與亞洲大國進行戰略對接。薩勒曼國王2017年訪問日本時，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決定實施《沙特與日本“2030共同願景”》，旨在將“原來基於互相尊重、限於石油和汽車貿易的牢固的沙日關係提升至戰略合作水平”。在與中國戰略對接方面，2017年薩勒曼國王正式訪華前，沙特駐華大使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兩國將在各領域簽署諒解備忘錄和執行計劃，但沙方最關注的是教育、技術轉移、投資、技術和產業本土化等與“2030願景”相關的領域。“中國是值得信任的夥伴，沙特也是對中國乃至全世界負責任的夥伴，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此訪將成為沙特加速實現‘2030願景’的一部分。”在與印度戰略對接方面，2019年王儲穆罕默德訪印期間明確表達了“2030願景”與“印度製造”“智能城市”“清潔印度”“數字印度”等印度國家戰略規劃進行對接的意願。
第三，以在國外吸引外資為目的。在國外廣泛尋找價值投資的機會和吸引外資是沙特新經濟外交的重要目的。其中，尋找價值投資機會主要通過沙特主權財富基金——沙特公共投資基金來實現。沙特公共投資基金參與的最大一筆共同投資基金是2017年5月與日本軟銀合作成立的1,000億美元科技投資基金“軟銀願景基金”（SoftBank Vision Fund），該基金計劃10年內成為全球科技領域最大的投資者。目前，“軟銀願景基金”已持有全球幾十家在科技和創新領域領先的企業的股份。沙特在該基金中出資450億美元，表明沙特旨在通過價值投資介入全球科創領域。此外，沙特與其他國家設立的共同投資基金的數量也在穩步增長（見表3）。
表3 2014年以來沙特參與設立的共同投資基金
在國外廣泛尋找價值投資機會的同時，沙特也通過大型發展規劃吸引外資。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發展規劃是尼尤姆新城計劃和“國家工業發展和物流計劃”。2017年，沙特提出設立未來城市尼尤姆新城項目，該項目預計投資5,000億美元，向全球投資者開放。2019年初，沙特啟動“國家工業發展和物流計劃”，將其作為實施“2030願景”的組成部分。該計劃旨在將沙特打造成全球領先的工業強國和物流樞紐，預計吸引投資超過4,260億美元，創造160萬個工作崗位，使沙特的非石油出口額增至2,670億美元。
（三）宗教外交
建構主義認為，身份決定了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模式；身份的獲得也意味著外交資源的獲得。1986年，時任沙特國王法赫德將沙特國王稱號從“陛下”改成“兩聖地僕人”。這無疑是具有戰略考量的一項舉措，表明沙特將充分利用自身的宗教資源優勢，樹立在伊斯蘭世界的權威地位。由此，宗教外交在沙特整體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得以凸顯。“2030願景”中也強調了沙特作為“伊斯蘭世界中心”的首要優勢。
從外交傳統來看，沙特宗教外交的目標是推行泛伊斯蘭主義，強化其伊斯蘭世界盟主的地位，最終服務王權安全的維護。長期以來，沙特在泛伊斯蘭主義的旗幟下，先後成立了“伊斯蘭會議組織”“伊斯蘭發展銀行”“伊斯蘭世界聯盟”以及一批伊斯蘭研究和教學機構，搭建宗教外交的平臺。這一舉措一方面旨在反對共產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猶太復國主義等，另一方面旨在對外輸出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瓦哈比主義、維護沙特的伊斯蘭盟主地位，最終為沙特王室獲得政權的“外部合法性”。
薩勒曼國王執政後，沙特提出“溫和的伊斯蘭”路線。“2030願景”明確指出“中間主義是（沙特的）國家綱領”，這賦予沙特宗教外交新的內涵。雖然宗教外交在沙特整體外交中的地位較冷戰時期呈現出一定的下降趨勢，但近年來也出現新的動向。
第一，宗教外交服務沙特的地區議程和國內改革議程。構建反伊朗的遜尼派聯盟上升為沙特宗教外交的主要任務，是近年來沙特宗教外交的新趨勢。沙特憑藉自身在伊斯蘭世界的強大號召力和經濟援助，使得很多遜尼派伊斯蘭國家都積極參與沙特主導的地區大型軍事行動，其背後無疑有宗教外交的貢獻。2015年3月，沙特率十國聯軍對也門胡塞武裝發動軍事行動，與什葉派大國伊朗陷入“代理人戰爭”，聯軍全部由遜尼派伊斯蘭國家組成。2016年2月，沙特舉行代號為“北方雷霆”的聯合軍演，旨在“共同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此次演習被沙特媒體稱為中東歷史上“規模最大、最重要”的軍事演習，參與的20個國家都是遜尼派人口為主或遜尼派當權的伊斯蘭國家。此外，2015年12月，沙特宣佈成立34國參與的“伊斯蘭國家反恐軍事聯盟”（IMCTC）。這一反恐聯盟主要由遜尼派當權的伊斯蘭國家組建而成，2017年初薩勒曼國王亞洲行期間訪問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文萊等伊斯蘭國家都參加了該聯盟。同時，該聯盟將與沙特關係緊張的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等“什葉派之弧”核心國家排除在外。事實上，遏制伊朗在地區擴大勢力範圍，是沙特主導建立“伊斯蘭國家反恐軍事聯盟”的主要目標。該聯盟和“北方雷霆”軍演一道，加大了沙特與伊朗等什葉派力量在中東的博弈。
此外，沙特的宗教外交還旨在服務國內的改革議程。“2030願景”的實現離不開沙特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參與，沙特明確提出促進女性就業以應對高企的青年失業率，而賦予婦女更多權利是其中的先導舉措。從這個意義上看，沙特開展宗教外交還有服務國內“伊斯蘭教溫和化”改革議程的考量，即尋求伊斯蘭世界對沙特宗教革新和社會開放的認可。缺乏伊斯蘭世界的支持，沙特國內解放女性、去極端化和伊斯蘭教溫和化等議程便難以獲得有利的外部環境，甚至會引起外部的質疑。伊斯蘭世界的支持有助於沙特國內宗教議程的順利推進。2017年3月，薩勒曼國王訪問印尼期間會見了當地宗教領袖，表示要與印尼共同推進“溫和的伊斯蘭”。
第二，開啟宗教對話成為沙特宗教外交的新動向。自薩勒曼國王執政以來，沙特宗教外交的新動向是開始嘗試跨宗教對話。2017年11月，薩勒曼國王與來訪的黎巴嫩馬龍派教會安提阿宗主教進行會晤。2018年3月，穆罕默德王儲訪問埃及期間專程去科普特正教會聖馬爾谷主教座堂參觀；同年12月，東正教大牧首應穆罕默德王儲邀請訪問沙特，並舉行首次聖禮。沙特宗教外交的新動向一方面展現出沙特領導人思想開放、包容的一面，以及對不同宗教、文明和諧共處價值觀的認可，另一方面也是為沙特國內改革議程和地區議程服務。例如，薩勒曼國王與安提阿宗主教在會晤中就強調了不同宗教攜手應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重要性。
四、薩勒曼時期沙特外交政策的成效評估
薩勒曼執政以來，沙特外交在地區和全球層面推進的方式及效果呈現出巨大反差。
在地區層面，沙特與伊朗的陣營化對抗，不但沒有改善自身的安全狀況，反而將本國置於地區衝突的“風暴眼”。2019年9月14日，沙特布蓋格煉油廠和胡賴斯油田兩處重要的石油設施遭無人機和巡航導彈襲擊，導致沙特原油日產量幾近減半。胡塞武裝宣佈對襲擊事件負責，並警告也門戰爭若持續，其將擴大對沙特境內的襲擊範圍。然而，美國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立即將矛頭指向伊朗，進一步加劇了沙伊之間的敵對關係。沙特在地區層面與伊朗的“冷戰式對抗”，不僅將使沙特在維護安全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而且更會加劇地區安全形勢的惡化，進而影響本國的發展環境。
在全球層面，沙特同中國、俄羅斯、印度、日本、巴西等發展中大國的雙邊關係近年來持續升溫。以沙俄關係為例， 2019年10月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時隔12年對沙特進行正式訪問，作為對薩勒曼國王2017年對莫斯科歷史性訪問的回訪。此訪不僅有助於俄羅斯進一步提升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而且使沙特也收穫了重要成果。普京訪問期間，沙特與俄羅斯簽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加強發展戰略對接。其中兩個產油國之間長期合作的協議，展現了雙方在能源領域加強合作的強烈願望，雙方還強調加強溝通協調對實現中東地區和平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伴隨沙特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拓展，沙特外交的自主性也在不斷增強。沙特王儲穆罕默德發起的“未來投資倡議”大會，正成為沙特與外部世界討論全球經濟、推動沙特經濟改革的多邊平臺，被譽為“沙漠裡的達沃斯”。2019年10月，第三屆“未來投資倡議”大會在利雅得召開，沙特王儲與來自30多個國家的超過6,000名全球政要圍繞全球投資熱點問題討論，強調通過建立“由具有影響力的決策者組成的活躍的全球網絡”，“探索未來幾十年將塑造全球經濟和投資格局的新興產業”。大會期間，沙方還組織舉辦了沙特—印度峰會和沙特—巴西峰會。這表明，深化與全球“關鍵少數”國家的合作，正成為沙特爭取全球發展資源、擴大全球影響力而採取的重要外交舉措。
總之，薩勒曼國王執政後，沙特不斷展現出進取的外交志向，在延續阿卜杜拉國王時期部分外交傳統的同時，沙特的外交佈局、外交策略、外交風格和外交手段呈現出諸多變化和新意。“2030願景”的推出體現了沙特對“後石油時代”發展模式進行前瞻性安排的考量，沙特在外交上的新趨勢和新動向與其尋求成為全球“新興中等強國”的目標密切相關。沙特通過深化與發展中大國的關係，為實現“新興中等強國”目標積累資源。
中東地區形勢複雜多變，地區熱點問題錯綜複雜。2018年5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單方面宣佈退出伊核協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形勢的不穩定，這或將使沙特面臨更嚴峻的安全困境。與此同時，世界主要國家都在思考如何通過轉型謀求自身更大的發展。近年來沙特正是在此背景下不斷調整外交政策，其在地區範圍內側重安全利益，在全球層面謀求發展利益，但兩者最終都為王室的政權安全服務。有學者通過探討摩洛哥結盟政策的國內根源，提出中東君主制國家的聯盟外交具有“外交服務於內政”“王權優於主權”“安全依附性高於政治自主性”等特徵。事實上，作為中東地區最大君主制國家的沙特，其不同形式外交背後的根本邏輯也是如此，即外交服務於王室政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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