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茜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從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攪動了整個中國，使2020年這一鼠年春節變得格外特殊。
一、被隔離的武漢歸鄉人
對於大多數在武漢工作、學習和生活的人來說，2019年12月新聞關於華南海鮮城出現幾十例不明肺炎患者的報導並沒有引起大多數人的注意，人們談論著這一事件，但僅是作為任何一件熱點事件進行討論，並沒有過多認為會和自己有太多聯繫。雖然後期患病人數增加，但是由於身處學校，接觸到的人群較少，和爆發地華南海鮮城隔著幾十公里距離，加上當時醫護人員的說法是“暫時未發現人傳人情況”“病情可防可控”，雖然到1月份患病者增加，但是我和我的同學都還是比較安心的。1月18日我從武漢經由武昌火車站回南昌，前一晚，室友提醒我到密集場所還是戴上口罩比較好，我還開玩笑說咱還真是小心，太怕死了。18日乘校車和地鐵到火車站，校車人較少，沒有人帶口罩，地鐵站人員較密集，目之所及也少見戴口罩者。到了火車站，取票進站仍然是常規程序，沒有測量體溫的步驟，候車廳也很少見到帶口罩者。我雖然帶了口罩，但是直到上車坐下之前並沒有戴上，一是作為近視者，戴著眼鏡戴口罩在一些情況下不方便，容易起霧氣；二是沒有戴口罩的習慣，總認為戴著口罩怪怪的。我所在的車廂人員非常擁擠，較多無座者。大多數同站上車人員都沒有戴口罩，車上已經坐著的人員也沒有戴口罩，大家對於經過武漢也沒有特殊的討論，只是想著離自己的目的地還有多久。上車後我戴上口罩主要原因也並不是防傳染，而是想著自己都帶著了就戴著吧，並且戴上口罩之後在火車這個擁擠環境中能夠有一種自我封閉帶來的安靜感。出站之後我便摘了口罩，之後便是如往常一樣搭公交到了縣裡，正好父親在縣城辦事，把我接回農村老家。
春節是許多老友見面的時候，我也早早在微信上約了同學，大家都沒有聊起武漢疫情的事情。第二天和高中同學一起去了趟母校，逛商場聚餐。本來還計劃初中同學的聚會，因為一些人還沒回來便往後推遲了，然後遇上下雨，便遲遲沒聚成，期間一個同學還在群裡發出初五的結婚請柬。一直到23號之前，初中同學群的氛圍都非常輕鬆。23號開始大家對疫情的態度出現明顯變化，都在問哪裡能買到口罩，一個在藥業上班的同學讓大家多囤些口罩，並說自己現在也都沒貨了。髮結婚請柬的同學在24號發通知說由於肺炎疫情嚴重，原定初五的婚禮延期舉行。
23號作為轉折點的關鍵在於武漢市做出的封城舉措，這一行為釋放出的信號，讓大多數人意識到到這次疫情不簡單。很快，親朋好友的關心便通過微信過來了，大家問的最多的是“你有沒有從武漢回來”。而22號晚上，父親便接到村幹部的通知，讓作為武漢返昌人員的我登記信息。23號上午接到鎮衛生院的電話要求居家隔離14天，下午接到村幹部的電話要求每天開始報體溫。26號家門口被貼上禁止出入的標語，門口被拉起紅繩。30號又接到鎮派出所的電話要求登記信息。
實際上從20號鍾南山院士說疫情發展呈現出人傳人特點之後，網絡上對疫情的關注度明顯上升，到23號武漢封城，對疫情的關注呈現一個爆點。作為武漢返鄉人員，居家隔離，關注網絡消息時，心情很緊張。對武漢政府的聲討、對武漢外出人員的議論都讓人非常壓抑。好幾個武漢回鄉的同學在微信上表示自己現在特別害怕出現感冒、發燒症狀，特別害怕自己會傳染給家人，很有壓力。我安慰她們，但我自己也處於緊張之中，在要求自我隔離之後，我就立馬給見過面的高中好友發去道歉的消息，我害怕給她帶去病毒。
居家隔離期間，家人行為也受到限制，出門時會被一些人勸回，母親說她現在都沒法去別人家聊天了（她與村中另一位阿姨比較聊得來，聊天方式是一對一，非聚集性）。有鄰居經過我家時，母親也會解釋說家裡有武漢回來的女兒，還是別來了，初二去外公家拜年的慣例也主動取消。在我面前，家人從來沒有說過責怪的話，並且表現的非常鎮定和坦然，但是我仍然能夠感受到他們談論其他人議論我們家時的無奈。對我，家裡人只是一直強調說要注意保暖，在這個節骨眼上發燒是非常麻煩的事情，我能做的也只是把自己保護的好一些再好一些。但是26號張貼的標識牌上的禁止出入以及拉起的紅繩還是讓我有被歧視之感，對自己影響家人也非常愧疚，忍不住說自己還不如不回來，這樣家裡人也就不用提心吊膽，母親說你不回來在武漢我們看不到你更擔心，在那邊你吃什麼呢，你別多想，好好在家待著就好。
於是每天裹得緊緊得在自己房間裡數著日子，每天兩次報體溫成了最主要的事情，害怕自己出現異常，29號村幹部又要求報完體溫之後附上體溫計照片。
按照居家隔離14天的要求，2月1號是最終日期，於是我滿懷欣喜的認為自己已經結束居家隔離觀察，處於安全期，能夠稍微離開家走動一下。下午我戴好口罩到家旁邊的藕塘看挖藕順帶散心，天氣很好，挖藕的人只有2、3個且分散。出門不到一小時，正要返回，聽到母親焦急的喊聲，原來是督查組的工作人員來檢查，我剛好不在家。督查組見我外出非常緊張，實際上我看到他們緊張我也非常緊張，他們告知我雖然已經回來14天，但是上級要求繼續在家觀察4天，這期間不得外出。沒有更多的原因解釋。
報體溫的工作也仍在繼續，村幹部說到3號就不用報了。3號測完最後一次 體溫，我仍然如釋重負，雖然潛意識中已經相信自己沒有問題。長期在家無法外出，我對村莊的防疫工作並不瞭解，但是必須趕上工作，所以想去周圍看看情況。父親說開車帶我轉轉，出發前他向村幹部招呼了一聲，說這樣好一些。我在車上戴好口罩看附近村莊的封路方式，看路人有沒有戴口罩，沒有下車訪談，效果有限。大約一小時後返程，路上父親便接到村幹部電話說，接到上級通知14天觀察期從我23號開始測量體溫這天起計算，而不是我18號離開武漢這天，讓我趕緊回家。我有點不滿和無奈，父親說算了，就安心在家待著吧，都是沒辦法的事。於是解除居家隔離的日期又繼續向後延遲著。
二、疫情下的村莊生活形態
我所生活的村莊較小，大約50、60戶人家，村子被一條河流隔成兩部分，我所在的這部分總共10戶人家，居住相對獨立且分散，且以中老年人居多。大家對於疫情的瞭解並不多，關注度也不高。在我回家初期，到我家串門也還比較平常。即使是在23號之後，大家對於疫情的認識程度仍不高。我作為隔離觀察人員在自己房間待著，周邊鄰居有時還是會來家裡走走，和家裡大人說話，有時母親提醒他們，他們表示我回來也有7、8天了，又一直在學校裡，接觸的人少肯定沒問題的，不要緊。實際上，村裡人偶爾在村中走動時，大多都不戴口罩，除非要出村才會戴口罩，這也是因為村莊封路之後只有戴口罩才能出門的規定，並且村民戴口罩更多是形式，這表現在很多人戴口罩的方式不正確，有的正反面不分，有的沒有將口罩與面部貼合，有的將鼻子露出來，最常見的是口罩反覆使用，可以說口罩的防護功能大大下降。
村莊當中，作為重點監測戶的我家，父母行為是最為自覺的。出門都會戴好口罩，有親戚從南昌來，也會主動提醒他們少在村裡進進出出，來了就儘量待著別動。父母的心理是以防萬一，這個“萬一”一方面是說如果我真的確診，那麼要儘量少影響他人；另一方面是隨著隔離14天倒計時的臨近，他們更加相信自己女兒應該沒問題，但是無法保證其他人不出事，所以規範自己的行為，免得讓別人把鍋甩到我身上。而更多村民的心態則是我沒有和來自武漢的人接觸那我不會有問題，或者是說附近村子都沒有患者，我們這邊鄉下偏得很，不會有事。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沒有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改變的方面也比較有限，最主要的就是取消酒席，原本行政村春節期間共有17戶人家辦酒，初一時村幹部將戶主集中到村裡開了個會，讓大家把酒席都取消了，自然村的一戶人家現在就是將食材全部冰凍著。在娛樂方面，因為村子比較小，所以以往在村內玩的人就比較少，大家都是到村外的商店玩，但現在限制集聚，反而在村內產生了一些小型牌友圈和麻將圈，大多4、5人規模。還有一些中年人將娛樂活動改為釣魚、挖藕、挖馬蹄，笑稱又鍛鍊身體，又滿足了食材需求。
由於每家每戶都有自留地，所以新鮮蔬菜都能夠供應，米也不缺，在26號南昌市區出現哄搶大米、蔬菜等現象時，農村還是較為安靜。另外一直到現在，本地仍然存在三八大集，據上街買菜的人說大部分人都沒戴口罩，少部分戴口罩人大多是年輕人。
整體來說，村莊中的村民對於疫情的緊張程度是不高的，在疫情防控方面，普通村民能做到的也只是少外出、少聚集，但是在村莊內部仍然是不戴口罩出門，清潔、殺菌和消毒工作基本很少見。好在本地村莊居住密集度不高，且與公共道路相隔一段距離，形成一個較為封閉的村落，村中外出打工者大多在南昌市區，出省較少，這些都為本村安全防疫提供了一定的天然優勢。
三、對疫情防控工作的一些思考
疫情發生之後，本地政府行動還是比較迅速的，22號村幹部便開始對武漢返鄉人員進行登記，但是這當中也暴露出一個問題，即對返鄉人員的排查並非挨家挨戶進行，更多是依據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定點登記。本村共有5名返昌人員被登記，從登記日期來看，最早是23號，最晚是29號。我是最早登記的兩人之一，我的特點是雖然是年輕人（26歲）在家時間不多，但是一直在武漢上學，變動不大容易被村幹部知曉。而最晚登記的一戶也是我所在自然村的村民，他（25歲）的特點是一直在外工作，並且跟隨建築公司在不同省份遷移，加之常年不在家，村裡人對他的瞭解就比較少。對於疫情所要求的居家隔離，很多農村人認識並不清楚，有時網上所用的“抓人”的話語更是讓人對隔離有排斥感，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家庭會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主動上報並登記。後來村幹部知道他沒有被登記之後，上門來做工作了解情況，據說雙方還起了些爭執，而且該年輕人回家之後還參加了兩次飯局，把村幹部給嚇的不輕，現在成為重點監督對象。
基於鄉土社會之間的經驗知識一方面能夠較快地識別出需要監控的人員，這是優勢，但另一方面完全依賴這一知識也會帶來漏報，原因在於村莊中的年輕人越來越和鄉土社會脫離，他們在鄉土社會中並不是完全信息透明的，因而在發揮鄉土社會優勢的同時，應該補足信息不完全透明帶來的缺陷，尤其是在防治傳染病時更應該做到完成一遍基本的排查工作。
除了人員排查，在後續疫情防控中，村幹部對重點監測人員的要求是每天兩次報體溫，居家隔離。在全村設立卡點，要求24小時站崗。並用車載喇叭每日三次在村莊進行宣傳。但是工作整體呈現出的效果有限，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村莊整體的動員程度有限。在整個疫情防控過程中，都是村幹部和鎮駐村幹部親力親為，但也僅僅限於宣傳工作和各項表格資料填報工作。村民沒有被動員，黨員幹部也都沒有發揮作用。以設卡人員為例，本村不是採取志願者的形式，而是讓村幹部的妻子和親戚共4人輪流值班，200元/天·人，並且人員的選擇過程大部分村民並不知情，即村莊的防疫措施中村民並未參加。不僅如此，由於缺乏村幹部和村民之間的溝通渠道，例如多地村莊都建立的微信群在本村不存在，很多村民對村莊事情不清楚而且不關心，因而也難以被動員參與進村莊保衛戰之中。
村莊缺乏積極分子以及村民難以被動員帶來的一個後果是村幹部對於村民私下傳播的話語缺乏及時解釋能力，並進而延緩和降低工作效率。以我自身經歷為例，2月1號晚一個久未聯繫的初中朋友問我是不是發燒，並說其母親聽說我發燒了，我父親也接到另一個自然村的朋友求證我是不是發燒。我非常奇怪，當時已經居家隔離快14天，而且每天兩次報體溫也是正常範圍。來求證的這兩人和我屬一個行政村的不同自然村，朋友母親屬於不怎麼出門的人，而她也聽到謠言，可見謠言本身傳播之廣。但闢謠難度更大，由於缺乏積極分子和村幹部之間的互動，缺乏村幹部在全村範圍的一個暢通溝通渠道，謠言無法及時得到制止，其破除只能緩慢進行，要麼是像我朋友這樣有本人聯繫方式的可以直接求證，要麼是一些和村幹部日常關係比較近的人會主動打電話問村幹部求證。當我出於對可能出現的排斥擔憂而向村主任反映這一謠言並要求他儘快對大家解釋時，他也只能表示無奈，說自己聽到肯定會去解釋，但現在也不知道誰在說，也就說這種謠言引起的緊張和恐慌只能緩慢平復，無法有較直接的闢謠途徑。這一事件折射出村幹部對於村民的把握能力是有限的，村幹部和村民之間是有較長的信息距離的。這一距離阻礙村幹部及時掌握信息，當各樣信息在村民內部發酵變化，群眾的心理也被調動，這對村幹部更好的調整自身工作是阻礙。而如果有全村的微信群，那麼闢謠以及其它一些信息傳播應該都會更快更有效一些，畢竟村幹部在村莊這個熟人社會中還存在一定的信任度。
二是村民對於疫情的認知程度有限。村中大多數中老年人專注於過好日常生活，總認為疫情離自己很遙遠，並且很多都有僥倖心理。本地各種防控措施的落地，主要依靠的都是村民的自覺，村幹部不可能24小時進行監督，因而總體防控較松。加之當地直到目前還沒有出現確診和疑似病例，使得群眾對於防控措施的遵守更為隨意。
總的來說，基層工作者是國家力量深入到社會各個角落的重要觸手，正是依靠他們，每個人都被納入到國家治理當中，在每場國家行動中，他們也都身處第一線，今年的這場新冠肺炎的防疫戰爭也不例外。儘管本村防疫工作中效果有限，但還是有效果的。雖然村民防疫主要靠自覺，但是畢竟和村幹部處於一個熟人社會中，相互之間也不願意把關係搞僵，很多時候也都會配合做工作，一些不理解的時候和村幹部吵幾句之後還是會改。不過這場防疫戰的確暴露出了本地村幹部的一些問題，這也是後續應該加以注意的。
附：居家隔離標誌牌和隔離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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