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我活了六七十年，從沒經歷過這樣冷清的新年。”大年初一，我媽如此感慨。
近來，年輕人對年節原本就已漸漸淡漠，新型冠狀病毒的陰影又在年關給出重重一擊，舉國上下都減少了相互拜會、團聚。不少人有家回不得，只能改為微信上遠程拜年。有些地方甚至打出了“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找死”的橫幅標語，一時在網上盛傳——許多人都覺得這雖然簡單粗暴，但“話糙理不糙”，可以說中國人從未如此怕過“熱鬧”。
▲ 在來勢洶洶的疫情面前，標語就成了社區（尤其是鄉村社區）很重要的一種宣傳方式，簡單粗暴、恐嚇色彩、衝擊力強是其特點。© 新浪
在這樣的氛圍中，很自然地出現了一種聲音：“過年”這種植根於傳統農耕文明的習俗，在如今的信息社會，已經格格不入，至少應當有所反思和調適。類似的看法，其實在一百年多年前的清末之際就已出現，只不過當時反對的是新年禮俗中的“繁文縟節”和“封建迷信”，而如今則基於“理性”與“健康”的考慮，認為中國年節習俗中對“團圓”的迷戀本身就過時了，現代人也沒必要那麼扎堆聚居了。
▌要安全，也要流動
這乍看不無道理，卻似是而非。因為這次疫情並不是春節習俗本身引起的，相反，習俗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在當下的危急時刻，減少親友互動當然必要，但這畢竟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如果就此常態化，就不免有幾分因噎廢食了 ——就好比某地在特殊天氣下交通事故頻發，當地採取交通管制可以理解，但要說從此就禁絕開車，那就太過了。
最重要的是，即便新年不團聚，但一個正常社會仍然需要頻繁密集的人群互動。號召人們新年呆在家裡別走親訪友，這還容易，卻不可能讓人們日常都不互相接觸往來，因為這會對全社會的經濟活動造成致命打擊。在疫情發生時，緊急事態下的舉措實屬迫不得已，但從長遠來看，對一個現代社會來說真正可取的既不是嚴防死守的“堵”和“封”，也不是普遍的人群相互隔絕，而是建立起一套機制，實現“在流動中管理”。
正如許多疾病與醫療史學者的發現，絕大部分讓人類頭痛的病毒，最初都是伴隨著農業定居生活而來的。由於長期在一個固定的小區域內活動，人類才成為那個特定小生態中病原體的宿主。不過也因此，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很少會爆發大範圍的傳染病，原因很簡單：疾病的傳播範圍與人類的活動半徑、信息傳播半徑基本是重疊的。
在這種情況下，哪怕再致命的病毒，也很難波及太大區域。1930年，西雙版納的瘴癘傳播到鄰近的思茅，當地人或死或逃，人口驟減60%，次年人口少到連縣治的標準都夠不上了。但對當地打擊這麼嚴重的傳染病，對外界卻影響甚微，因為當時這裡天高皇帝遠，姚荷生在《水擺夷風土記》中說，1938年他到附近元江一帶，當地一位小學教師“連北平和南京的位置都弄不清楚”，村民倒也知道中日激戰，但“覺得這個戰爭和他們漠不相關”。相比起來，1911年哈爾濱爆發鼠疫，後果就嚴重得多了，因為當時東北已初步建成鐵路網，因而疫病隨著現代交通快速擴散。
正因此，古代大範圍的疫疾往往伴隨著戰亂而來。曹樹基、李玉尚著《鼠疫：戰爭與和平》一書中明確指出：“戰爭期間軍隊作為一種特殊的移動人口，對鼠疫的傳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軍隊途經或駐紮的地方，往往成為該地鼠疫發生、流行的起點。……鼠疫流行的地區，也大致是軍隊干擾劇烈的地區。”1812年拿破崙入侵俄國失敗，軍隊一路潰退，這群人變成了“人蝨”，每經過一個村莊便帶來新的瘟疫。一個法國士兵說：“無論我們走到哪裡，居民都心懷恐懼，拒絕收留士兵。”軍隊作戰是那個年代極少有的大量人口密集、長距離移動的行為，何況戰亂中往往伴隨著人口的大量死傷。要不是這樣，本來很多疾病難以傳遞到那麼遠。
從歷史上看，嚴重的流行病固然原因眾多，但一個基本條件就是交通條件的便利。麥克尼爾在《人類之網》一書中提到羅馬帝國與中國漢代都遭到嚴重瘟疫，“造成如此嚴重災難的罪魁禍首，應是日趨緊密的舊大陸交際網絡，因為正是它各類行人旅客和軍隊把病菌攜帶到傳統古老界線以外的地區，將致命的瘟疫傳入到位於整個交際網絡東西兩端的那些未曾感染過的人口當中。”中世紀晚期造成三分之一歐洲人死亡的黑死病，便是蒙古軍隊帶到歐洲的：蒙古騎兵的快速機動，意味著河流、高山不再是疫病傳播難以跨越的地理障礙了。
▲ 蒙古西征實現了東西方的大交流，在客觀上為病毒的傳播提供了可能。© Telegraph
黑死病對歐洲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它為什麼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這固然是因為當時的歐洲人不夠講衛生、缺乏相應的免疫力、醫學不發達、檢疫制度更是因此才得以建立，但一個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原因是：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因為當時歐洲的交通已經很發達，所以它才得以迅速傳播開來。歷史記載，1347年9月黑死病抵達歐洲的第一站是意大利南部港城墨西拿，11月就傳到法國港口馬賽，次年1月襲擊威尼斯，3月佛羅倫薩淪陷，在橫掃法國後，夏天突入英國，如波浪般迅速推進，在7個月內就造成45%的英國人死亡，年死亡率竟高達77%！試想，如果當時歐洲各地交通阻隔，是絕對不可能在短期內造成如此嚴重後果的。事實上，這場大瘟疫對交通便捷的港口、海岸打擊最大，而遠離海洋的內陸地區影響很小，傳播也緩慢得多。
但人類社會的發展絕不可能退回到相互隔絕的狀態中去求取安全，相反，伴隨現代化而來的是一整套現代制度：既要確保現代社會運作所需要的流動，又要在流動中有效管理出現的風險。打個比方，這就好比醫生在給心臟做手術時，不可能讓心臟停止跳動，再好整以暇地修復器官——那樣就算是修復好了，但心臟也給你治死了。
美國學者麥克尼爾在其開創性的研究《瘟疫與人》中提出：1300-1700年間出現了兩大交通革命：一是蒙古人打通了橫跨歐亞的陸路交通，二是歐洲人打造的海路網絡。他強調，在此期間對流行病的“馴化”正是受此刺激而來。因為現代化必然伴隨著眼花繚亂的人口流動，在擾動原有生態平衡的同時，就需要配合以現代化的技術與制度：1465年檢疫制度確立；16世紀後現代醫學逐步興起，到1774年路易十五死於天花，歐洲人對種痘的抗拒最終宣告瓦解；隨著人們逐漸不再把疫病看作是上帝的懲罰，公共衛生理念和防疫制度逐漸深入人心。
最終，制度化的公共醫學得以確立：1872年，德國開始將地區性的公共衛生推廣為國家制度，通過全面的、中央集權的國家衛生管理體系，使公民健康成為國家行政的一部分；這需要一支醫學警察負責排除問題、監控瘟疫、執行防疫和公共甚至家庭衛生條例的實施。在以往漫長的時間裡，西方城市由於大量人口在糟糕的衛生環境中生活，死亡率都高於鄉村，但到了1900年，隨著衛生狀況的好轉，世界城市人口終於首次不再依賴農村移民補充，而能實現自我維持甚至有所增長了。
這種“衛生的現代性”最終大大改變了各國的健康狀況，原先在幾個星期內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傳染病——傷寒，隨著現代國家大力改善市政供水、清潔水源、推廣衛生措施，到20世紀初逐漸在歐美各大城市消失了。肺結核這種曾讓人聞風喪膽的“白色瘟疫”，在1910-1940年間發病率驟降了一大半。在19世紀的小說裡，醫生給肺結核病人的普遍建議是去那些“空氣清新”的偏遠之地，但到20世紀，病人可以在城市醫院裡得到更好的治療。“流動”與“安全”“健康”最終被證明是可以兼得的。
▌可控的流動
必須承認，明清時代的中國，在這些方面是落在歐洲後面。事實上，在1902年之前，中國都沒有“公共衛生”的概念。正如《鼠疫：戰爭與和平》一書中所言，“在傳統時代，政府幾乎不承擔公共衛生的職能。具體地說，政府的工作與預防疾病、延長人民壽命和促進人民健康無關。”因為這些原本是社會職能，只有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發現某些公共問題僅靠民間自發救濟無法完成時，才意識到國家承擔不起無動於衷的代價。
邱仲麟在《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一文中指出，崇禎十六年（1643年）北京持續近一年的大瘟疫，導致整個北京防守的人力潰散大半，這間接造成了明朝的滅亡。但即便如此，明代的多次大瘟疫中，仍然“主要是動用太醫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等醫療體系，對患者進行診療、施藥，並未制定類似西方檢疫制度的辦法，以控制疫情”。餘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書中也發現，晚清的種痘、新式醫院等的建設和推廣大多是地方力量承擔、推動的，這些大多是零散、自發的，全局性的制度建設則較為缺乏，國家往往是“將原本主要由社會力量承擔的事業納入官方的制度化的軌道中去”。
但變化畢竟已經不可阻擋地到來。和任何一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國家一樣，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大體上也在經歷相似的過程，也就是說，從一個原本由相對自足的鄉土單元組成的小農社會，轉向一個聯結互動日益頻密的現代社會。在此期間，群體關係將從地緣、血緣為基礎，慢慢轉向心理上自願認同的、以共同興趣為基礎的聯合，此時就需要一整套配合、保障社會流動性的制度。
《鄉村社會變遷》一書歸納了三種農村社區類型：散居型、集居型、條狀型。美國以第一型最常見，這也與其個人主義的社會文化相契合；在中國則三種均有，大體上，華北平原上以“集居型”最為常見，衛星圖上看到的大小村莊都一個個呈蜂窩狀團聚在一起，而“條狀型”最典型的則見於長江三角洲，村莊民居都沿著河道、公路一字排開，像是一條根鬚上並排的馬鈴薯，至於散居型，則多在交通不便的山區。
▲ 位於華北平原的河北定州的鄉村。© google.com/maps
▲ 位於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浙江嘉興的鄉村。© google.com/maps
對比一下就可看出，集居型體現的是一種宗族團結聚居的社會心態，內聚性強，這有助於人們在面臨天災、戰亂時在親族支持下渡過難關；條狀型則相反，每家都便於對外交通，結構相對平等，開放性強，但內聚力也弱，這種村落往往不是單姓聚居，而是多姓雜居。通常來說，條狀型與外部的聯繫方便，往往對外互動多過對內互動，而集居型相對更注重內部的聯結、支撐。城市則更接近於散居型：每個現代市民的親友，可能都散佈在城市的不同角落，抱有個人主義傾向的個體分別單獨面對外部，而與散居的親友之間的聯繫則是微弱稀疏的。
明瞭這些，再回頭看“疫病與現代聚居方式”這個問題，就可知它遠不是可以一概而論的了，因為不同社會的聚居、互動模式與頻率都有很大差異。春節團聚作為一項習俗，沒必要為此背黑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是可取的。在傳統的鄉土社會，血緣、地緣群體的內部聯繫緊密頻繁，但這並不會導致疫病大範圍傳播，因為人們與外部聯繫較弱；而越是現代的社會，相反的趨勢就越明顯：親情與“年味”淡化，血緣、地緣紐帶逐漸瓦解，但個體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卻更為頻密。
不難看出，後一種情況下，疾病傳播的風險更高了。越是複雜、精密、聯繫頻繁的現代系統，風險越高，為保障其運行就越需要專業而快速的危機反應。這就像沒有電的年代，一家的蠟燭熄滅，那也只是這一家的苦惱，但到了現代，電廠的一個細小故障就可能導致全城陷入黑暗。1918-1919年導致2000萬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是第一次全球性、史無前例的流行病，這在全球化時代之前根本不可想象，這可不是因為當時的西方人比中國人更愛扎堆。正因此，說春節走親訪友是“陋俗”可說是錯位的批評：
真正需要面對的風險是現代社會大範圍內的頻繁對外聯繫，此時，中國人“團圓”的需求卻被“誤傷”了。當然，在出現疫病流行、又沒疫苗時，切斷聯繫不失為一個有效方法，有時甚至是阻止病毒蔓延的唯一方法。《血疫》一書中談到非洲人便是這樣：“和天花病毒打了幾個世紀的交道之後，村莊裡的智慧長者已經有了控制病毒的土辦法：切斷村莊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保護村民不受瘟疫肆虐的侵害。這是反向隔離，非洲的古老傳統，村莊在疾病流行期間禁止陌生人入內，趕走膽敢出現的外來者。”但應當注意的是，現代社會的隔離是細化的、局部的控制性舉措，伴隨著相應的衛生標準等一系列制度建設，而不是一刀切的完全隔絕，否則這種簡單粗暴的方法造成的社會成本太大了。
封堵和隔離是最後的舉措，但如果對內對外都隔絕，那這樣一個沒有流動開放的社會，無異於停滯，將伴隨著不可承受的高昂代價。我們現在真正的問題，與其說是傳統習俗之“陋”，不如說是印證了歷史上一再出現的問題：
當技術帶來的開放性、流動性大大加速，伴生的風險及其後果的嚴重性隨之升高的情況下，思想意識和管理制度卻沒有跟上。倒退回相互隔絕的狀態不是出路，只有與時俱進才被歷史證明為正確的方向。危機對現代管理提出了挑戰，可取的做法是在整體開放中，強化管理，達到一種“可控的流動”——在這一點上，對跨境旅行（護照制度）、資金流動（資本監管）的原理也一樣。但前提是，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一整套細化的制度管理，最終都是為了迅速及時地預防、管控好可能出現的風險，更好地保障乃至促進社會的開放性與流動性，而不是相反，切斷社會的聯繫，以親情、內外聯絡和經濟活動為代價來確保管控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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