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經30次送審失利後，韓國終於憑藉著《寄生蟲》首度獲得奧斯卡的正式提名。該片打破保守的傳統，不僅入圍「最佳國際影片獎」（Best 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原為「最佳外語片獎」），更被提名為「最佳影片」。
自《寄生蟲》首映以來，導演奉俊昊（Bong Joon-ho）憑著電影口碑多次登上國際媒體娛樂頭版，包括成為首位獲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全票通過）的韓國導演、首部拿下金球獎的韓國電影、更是首部拿下美國演員公會（SAG）頂級大獎的非英語電影等等。
《寄生蟲》之所以會造成全球轟動，最常見的答案是因為這是一部關於貧窮、社會不平等和現代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故事。任何人都能因為生活中美好與妄想間的相互掙扎，而將自己與劇中角色的人性聯想在一起。但是枝裕和（Hirokazu Kore-eda）執導的《小偷家族》也同樣細膩地刻畫了一個被社會遺棄的家庭如何在貧困中求生存。照理說，它應該要和《寄生蟲》獲得同樣的認可，然而，它的小眾電影語言卻限縮了它能夠觸及的閱聽人範圍。
《寄生蟲》銳不可當的成功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導演奉俊昊結合多種電影類型的表現風格。它成功地吸引了熱愛藝術電影和主流電影的兩種閱聽人－這也是要被奧斯卡提名的基本要件。但我們不能因此忽略掉過去南韓在文化和電影上的先進作品造成的國際聲浪，以及奉俊昊團隊精心計算並有效執行的行銷策略。
《寄生蟲》為「過去所有韓國電影的延續」，或許更精確的說法是自1990年代晚期韓國電影創意爆炸後的延續。近年來，包括延尚昊（Yeon Sang-ho）指導的殭屍驚悚片《釜山行》、李滄東（Lee Chang-dong）編導的心理劇情片《燃燒》在內的韓國強片都一步步地替《寄生蟲》破除了阻隔著西方世界和奧斯卡獎的文化壁壘。
《寄生蟲》男主角宋康昊（Sang Kang-ho）在與《Vulture》雜誌的訪談中說道：「《寄生蟲》就像奉俊昊在向韓國政府提交他的『進度報告』。」 這部韓國驚悚喜劇電影至今橫掃了超過75項大獎，擊敗了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執導、獲得廣泛好評的《好萊塢往事》，以及諾亞·鮑姆巴赫（Noah Baumbach）的《婚姻故事》。《寄生蟲》在美國的票房收入也超過2400萬美元，成為2019年票房收入最高的外語電影。這部關於階級掙扎與奮鬥的故事連普遍會試著避開字幕的美國觀影者都為之所深深吸引。
《燃燒》
打破好萊塢的「玻璃天花板」
有人認為，韓國的銀幕配額制度（screening quota，該制度要求本土電影院在一年中的146天必須播映當地產製的電影）刺激了韓國電影產業的發展，並防止它遭到好萊塢強片擊潰的命運。但我覺得，韓國國內的電影配額與韓國電影的品質並無直接的關聯。如果配額真有任何效果，比較可能的結果是它會鼓勵電影製作者拍出草率而馬虎的電影。
諷刺的是，促使韓國電影崛起的，其實是所有亞洲導演與製片都拼命試圖打入的好萊塢。當代的韓國國際知名導演（包含奉俊昊自己）在他們首度於國際舞臺亮相前，都曾在好萊塢待上一陣子。長久以來，韓國電影都在利用從不過時的「故事三幕劇結構」（three-act storytelling structure）和一再上演的性愛與暴力場景，以模仿好萊塢的電影方程式。而對這些導演來說真正彌足珍貴的，是與好萊塢劇組合作的經驗，與此同時瞭解西方閱聽人的品味。
著名導演樸贊鬱（Park Chan-wook）在打破韓國票房紀錄的《共同警備區》（Joint Security Area）和「復仇三部曲」（The Vengeance Trilogy）之後，一舉成為當地的文化偶像。但他並不因此而滿足於國內的票房成就。他隨後前往好萊塢長達六年，並以廣受好評的情色驚悚片《小姐》捲土重來。自此一年後，他更成了史上第四位擔任坎城影展評審團的韓國導演。
《小姐》
至於奉俊昊，他於2006年以怪獸驚悚片《漢江怪物》（該片融合了黑色幽默和嘲諷時弊）打破韓國影史票房紀錄後，成了韓國家喻戶曉的名字。同時身兼編劇與導演的奉俊昊在《寄生蟲》中又再度展現了操作社會恐懼的能力，這樣的暗黑諷刺作品也帶有他早期創作的影子。
而在《寄生蟲》問世前，他在2010到2019年期間幾乎都在好萊塢磨練，透過編導英語電影，例如《雪國列車》（科幻驚悚片）和《玉子》（該片於坎城影展的首映既爭議卻又成功。隨後更引來法國劇場菁英批評Netflix是低格調的串流平臺等事件）等片累積在好萊塢片廠的經驗。過去二十年來，韓國電影人才蓬勃發展，他們更打造出自己獨特的電影風格。以奉俊昊為例，他作品的獨特風格已經不再規限於任何傳統的電影類別。他在訴說獨樹一格的「韓國故事」時的自信，已經超脫了語言和文化上的藩籬而引起閱聽人的共鳴，使得《寄生蟲》成為全球電影愛好者的首選。
適時適所的行銷策略，動搖著奧斯卡評審會員
除了導演本身的因素之外，美國獨立電影發行公司Neon更是將《寄生蟲》推向新高度的重要原因。這家位於紐約的獨立發行公司曾發掘多部能刺激腦力和觀影體驗的電影，包含《燃燒女子的肖像》（奧斯卡怠慢了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這部迷人的作品——或任何女導演的作品——可說是本年度最嚴重的失誤）等。
Neon不僅精心挑選電影，該公司更善於從事機智的行銷活動。以《寄生蟲》的推特賬號為例，它看起來就像一個冷漠、嘲諷意味十足的千禧世代，完全不想要譁眾取寵。
奉俊昊在美國的媒體露出也是刻意計算後的結果。2019年10月，他悄悄開始接受《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GQ》、《浮華世界》（Vanity Fair）、《時代雜誌》（Time）等各大媒體的採訪。兩個月之後，他首次登上美國知名深夜脫口秀節目「吉米A咖秀」（The Tonight Show starring Jimmy Fallon），隔天影片就在網上瘋傳：這位留著一頭捲髮的導演正處於生涯的顛峰，而他大膽承認在坎城影展上，當觀眾起身為他鼓掌長達八分鐘時，他其實肚子很餓並想讓一切快點結束，這件小故事讓他的魅力又更加風靡一時。
奉俊昊自嘲式的幽默和接地氣的舉止成了他成功行銷的關鍵要素。這樣的現象有助於一種趨勢和話題的產生，而無論是電影製作者或是一般的影迷都不想被排除在這股趨勢之外。
接著談到的是奧斯卡評審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成員大多也是由同時參與美國演員公會（Screen Actor Guild）、美國製片人公會（Producers Guild of America）等享有聲望的團體的製片人和演員所組成。和其他要求評審委員必須看完所有送審作品、沒有任何中場休息或不能離席上廁所的影展不同的是，奧斯卡獎依賴的是特有的會員裁量權。
坎城影展已於去年五月落幕，而奧斯卡獎的評審會員們也需在一月結束前提交他們的提名，因此多數評審最多隻會看見十多部的送審作品。會員們的判斷往往受到口耳相傳和媒體報導的嚴重影響，其中許多人也可能已經從這些在奧斯卡獎以前便囊括多項大獎的作品中挑出了自己的心之所向。
美國製片人公會獎（PGA Awards，被認為是奧斯卡最佳影片最可靠的預測指標）的最佳影片獎今年頒給了戰爭片《1917》，而非《寄生蟲》。儘管如此，伴隨著《寄生蟲》而來的文化風暴應證了韓國電影的崛起，如今更和K-pop一樣在全球立足，成了韓國另一項令人驚奇不已的成功文化出口案例。假若《寄生蟲》最終真的克服了保守的奧斯卡會員和不利的種種預測而奪下首獎，那就僅是它眾多劇情轉折和顛覆想像中最新而傑出的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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