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到晚近，传统学术发生了转变。业师黄永年曾指出，彼时一流学者需具备的学术能力包括“懂碑刻拓片，即碑刻学，可以写题跋”，而先生能通文史、碑拓以及书法篆刻。先生还将碑刻学研究与拓片收藏与碑刻史和文史研究联系起来。
先生将他一生的鉴藏写成了《碑刻学》讲义便于培养学生。除撰写《碑刻学》讲义，为研究生开设“碑刻学”课程外，先生还曾为碑林博物馆研究人员讲授过“碑刻的研究和利用”。
从碑刻理论联系西安碑林收藏实际，先生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应该看的书和备查的书；二、要能够读懂碑上的文字；三、历史知识要丰富；四、如何利用碑林碑石研究。”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且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碑刻学理论及碑林人员应如何运用碑林藏石进行学术研究。
黄永年撰《碑刻学》讲义油印本
黄永年先生从青年时期起就开始收藏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已是蜚声海内外的收藏名家；同时，利用碑刻文献作为重要的补充史料进行文史研究，自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文章影响学界，成就卓著。
先生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就撰写了《汉〈樊敏碑〉与唐〈樊兴碑〉——评任乃强〈樊敏碑考略〉》（1948年7月28日《东南日报·文史》），这是先生最早撰写的碑拓考证研究文字，是从事碑刻学研究之始。
贤力毗伽公主墓志清拓本
此文指出任乃强先生误引康有为论唐《樊兴碑》为论汉巴郡太守《樊敏碑》文字，因两碑均有樊府君之称。全缘于先生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详熟和对汉隶与唐楷以及康有为所谓的“干禄”书体之明察，便能证据确凿地纠正被康有为形诸“莲花出水，明月开天”而称誉在“干禄上品”之“《樊府君碑》”乃是唐《樊兴碑》而非汉《樊敏碑》。钩沉探微，考证审慎细密，同时，强调了碑刻研究征引文献需要查对原书，细致准确。
启功题签、巴蜀书社出版黄永年藏赵孟頫《佑圣观捐施题名记》
先生年轻时喜读叶昌炽《语石》，用功甚劬。1945年在常州旧书店见到旧拓李思训碑拓本，细读后判定是与叶藏宋拓出于同一石刻的拓本，且都是翻刻的伪本。
遂作《校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比率赋一绝》，云：“黎丘一出世挲摩，漫说惺吾眩技多。洗净匡庐真面后，双云毕竟尽虚讹。”
马天祥造像记旧拓本
且自注：“《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赫日久，伪迹遂多，此传王世贞所跋藏宋本（有景印行世）实系翻刻（此事叶鞠裳已先我言之，见其日记中），后附杨惺吾跋，疑即杨氏所伪，彼固作伪老手也。然叶鞠裳所得本末楚厚追刻字尚未泐，因夸为北宋拓者（叶氏得云麾碑事散见日记中，方药雨《校碑随笔》亦言有楚厚追刻为宋拓即本叶说）。余近于常城市上亦见同样一本，纸墨甚旧，乃假归与原石新拓细勘，则此所谓楚厚追刻北宋者竟亦一翻本也。案叶氏藏宋拓云麾李秀、李思训二碑，刻双云阁印，后自知李秀碑为黎丘所眩，今则知其李思训碑亦为翻本，而双云尽属虚矣。此楚厚追刻伪本与原石新拓异同，余已悉心校出，暇当别撰一《宋拓云麾二伪本考》耳。”
发现了叶氏一些说法不成立，便运用传统朴学校碑读碑方法，写出了理据充分而辨析透辟的文章，纠正了清末民初金石大家之梳误。即《叶昌炽所藏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辨伪》，发表于1948年11月29日《中央日报·文物周刊》。先生治碑刻学之精到，于此可见一斑。
刁遵墓志清拓本
这些足以见证先生对古文献的熟稔，考据的功底的扎实，见解的精卓和到位。由于先生熟读古籍，精于碑拓鉴赏，而题跋尤能探索其中史事，才能考订详审而不仅局限于拓本与书法之优劣品评。如果不是十分熟悉各种史料文献，哪儿能像黄先生这样具有清醒的认识！自然得出的考订和鉴藏结论就在一般鉴赏家之上。
内容整编自：陆三强《黄永年先生的碑刻学研究与拓片收藏》《艺术品鉴》2019年10月刊，感谢作者及杂志提供资料，如有问题私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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