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心匠道
讓大明受到了重創，全國精銳損失殆盡，自此失去對北方遊牧民族進行大規模戰爭的能力，也失去了統一北方的能力，從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守，甚至一度被瓦剌進逼京城，一度也讓大明朝險入遷都險境
牟春平364
“土木堡之變”作為明朝中衰的標誌，此戰導致京營主力和功勳、武將集團幾乎全軍覆沒，就連明英宗自己也淪為了瓦剌俘虜，更嚴重的是，此戰直接影響了明朝的未來發展走向，為明朝中期開始的一系列變局埋下了隱患。
皇帝親征慘遭戰敗，“土木堡之變”簡述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師也先兵分四路南下犯邊，由於明朝邊軍久疏戰陣，戰局對明朝極為不利，尤其是大同方向，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大同“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關戰報傳入京城後，明英宗也在宦官王振的蠱惑下，不顧大臣勸阻率兵親征瓦剌。
七月十六，明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北京，抽調包括京營在內的50萬大軍（實際20萬左右）從北京向邊關出發，大軍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八月一日抵達大同。也先見明軍十大，連忙收攏軍隊後撤，意圖將明軍誘入草原，以便於充分利用騎兵優勢。
王振見也先後撤，認為對方這是畏懼朝廷大軍，於是不顧鎮守太監郭敬等人的勸說，堅持命令軍隊北進，結果以步兵為主的先頭部隊被也先精銳騎兵擊敗。王振聽說前線戰敗，在兵力足有也先數倍的情況下，又以三萬騎兵殿後，慌忙指揮軍隊後撤。
也先見明軍後撤，便遠遠的綴在明軍之後，鑑於明軍數量太多倒也不敢貿然進攻。王振見也先並未追擊，於是便又產生了輕敵的思想，突發奇想請求英宗在退兵之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也來個“衣錦還鄉”。於是朝廷大軍沒有按照原路返回，繼續過宣府從居庸關入關，而是選擇向南過蔚州從紫荊關入關。
然而，向南走了一段之後，王振又怕大軍路過損壞他家的田園莊稼，於是又率領軍隊北返按照原路返回，結果就因這段繞行，導致士兵疲憊不堪。到達宣府之後，也先趁明軍疲憊之機發動進攻，3萬殿後的明軍被“殺掠殆盡”，再次遭遇大敗的明軍開始狼狽的向居庸關撤退。
八月十三，明軍逃至土木堡，王振見也先並未追擊，便命令大軍在土木堡原地修整。儘管兵部尚書鄺埜表示瓦剌騎兵行軍速度極快，土木堡雖然地勢較高，但無泉缺水，不利於大軍駐紮，建議大軍退回居庸關再行修整，但卻被王振拒絕。
也先見明軍停步不前，於是派軍隊佔據了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的河流，斷絕了明軍用水，飢渴難耐的明軍挖井兩丈仍無用水，派兵前去取水卻被瓦剌軍所阻，大軍只好忍飢挨餓稍作休整。次日，也先遣使詐和，之後率軍主動撤退，結果王振不等瓦剌軍隊遠離，便命令大軍移營取水，飢渴難耐的明軍頓時撲向河邊，大軍瞬間亂作一團。
見明軍自亂陣腳，也先立即率軍發動進攻，倉促之下明軍根本無法形成有效抵抗，頓時陷入潰敗之中。此一戰役，明軍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明英宗被俘，王振被英宗護衛將軍樊忠一怒之下用鐵錘砸死，文武官員亦死傷數十人，損失馬匹二十萬頭，衣甲器械輜重損失無數。
“土木堡之變”作為明朝中衰的標誌，對明朝未來走向產生極大影響
“土木堡之”乃是明朝立國以來的一個重要拐點，明王朝自此開始走向下坡路。那麼，“土木堡之變”到底對明朝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1、朝野力量洗牌，文官強勢崛起。隨著王朝的建立、戰事的減少，歷朝歷代均會在立國後不久由武功轉入文治，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官崛起進而壓制武將集團乃是不可逆的過程，然而這個過程往往是循序漸進的，但明朝卻成為了一個例外。明初的武將、功勳集團先是經歷了朱元璋、朱棣父子兩人的兩次洗牌，本就損失比較慘重，而“土木堡之變”更是導致武將、功勳集團幾乎損失殆盡，再加上于謙等大臣在之後北京保衛戰中的優秀表現，明朝的文官集團自此開始迅速崛起，而武將、功勳集團則就此失去了對朝政的影響力。朝堂上一家獨大的文官集團，在明中期以後對皇權形成了極大壓制，進而導致了皇帝只能通過宦官來對外廷進行限制，進而促使了宦官集團的崛起。
2、主力損失殆盡，戰略重心北移。明初的京營乃是最為精銳的部隊，衛所兵平日裡駐守各地，輕易並不離開駐地，而歷次出征主要以京營軍隊為主，朱棣五徵漠北的主要軍隊便是京營，而“土木堡之變”時距離最後一次北伐不過剛剛過去25年，此時京營的戰鬥力還是極有保障的，結果一戰損失殆盡。主力損失慘重，皇帝被俘，大明王朝立即便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雖然最後總在於謙的指揮下大明打贏了北京保衛戰，但明朝戰略重心的北移也就此成為定局，此後雖然很長一段時間內北京再也沒有遇到外來威脅，但南方內地和沿海衛所的崩壞卻不可避免的加速了，進而導致了明朝中期以來南方倭患的產生。
△奪門之變
3、朝廷急劇動盪，朝政日漸荒廢。明英宗朱祁鎮被俘之後，也先想要利用他皇帝的身份南下，明廷方面郕王朱祁鈺則在於謙等人的支持下，經過孫太后點頭被扶上皇位，是為明代宗。之後明英宗雖然返回京城，但卻被囚禁南宮長達七年，而明代宗在皇位穩固之後，則又改立太子，甚至為此不惜屈尊收買官員。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病重之時，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人又發動“奪門之變”，重新扶立朱祁鎮復位，而重登大寶之位的朱祁鎮則殺了立下大功的于謙。之後，曹吉祥、石亨、徐有貞等人大權在握，曹吉祥、石亨專橫跋扈、培植黨羽，弄得朝政一片烏煙瘴氣，之後又發生了“曹石之變”。一連串的變故，導致朝政被荒廢十餘年，而民間的土地兼併等也開始氾濫，直接加劇了明中期的朝廷動盪。
△明朝戰略收縮對遼東的影響
4、全面戰略收縮，軍事轉入防禦。雖然因永樂年間的連續對外出兵，明朝自“仁宣年間”就開始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但明朝當時的軍力仍然有對外打擊能力，然而自“土木堡之變”之後，明朝的軍事思想變得更為保守了，再加上戰馬等軍備的大量損失，明朝開始從戰略防禦全面轉入被動防禦，九邊重鎮開始成為明朝北部的主要防線。與此同時，東北部明朝的收縮，導致朵顏三衛最終佔據了大寧地區，並活躍於整個漠南地區，而朵顏三衛的時叛時附，則又影響了明朝對遼東的經略。明朝的全面戰略收縮，最為嚴重的影響就是導致明朝對遼東統治的全面弱化，並最終導致了明朝經略遼東的全面失敗，這為明朝末期後金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5、皇帝再難出宮，不解民間疾苦。皇帝被俘在歷史上乃是極為罕見的事件，為了避免此類事件再度發生，此後明朝皇帝再也難出皇宮一步，而此舉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斷絕了皇帝直接感知民間疾苦的可能，而只能通過外臣或廠衛來間接獲知，而皇帝與外廷關係本就緊張，而廠衛則忙於和外廷對抗，因而皇帝與民間的聯繫幾乎等於完全斷絕。對於帝國的最高決策者來說，不解民間疾苦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民怨四起，而這應該也是明朝中後期農民起義極為頻繁的原因之一。
“土木堡之變”可以說直接決定了明朝的未來走向，而它所帶來的劇烈影響，則完全導致明朝開始由盛轉衰。
香茗史館
土木堡之變帶來的直接後果是明英宗被俘，二十五萬大軍被全殲，隨徵的文臣武將幾乎盡數命喪他鄉！
土木堡之變給大明帶來的不僅如此，還有更長遠的影響。
武將勳貴集團退出政治舞臺，朝堂的權利開始失衡
包括明軍精銳三大營在內的二十五萬大軍被全殲，大批的武將勳貴戰死沙場，從此大明朝堂之上武將勳貴失去了話語權，留下的權利真空迅速被文官集團佔領。
文官集團對武將的壓制由此開始，文官對皇權的限制也由此開始。
朝堂之上的權利出現失衡，皇權對文官集團逐漸失去控制，直到東林黨的出現，可以說是黨爭導致了大明的滅亡。
對外的戰略思想被迫改變，轉攻為守
土木堡一戰，大明精銳盡失，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精銳三大營被殲滅，大明元氣大傷，沒有了繼續主動打擊蒙古的本錢。
由此，對外的戰略思想開始由攻轉守，大明也失去了開國的霸氣與銳氣。
後來滿清的崛起也同大明“轉攻為守”的戰略思想有著很大的關係。
可以說土木堡之變直接影響了大明後來的政治格局和戰略格局，是大明由盛轉衰的節點。
飛馬觀世界
土木堡之變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獲；四朝老臣以及內閣成員五十餘人全部被殺，無數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於一旦；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強盛的大明朝由盛轉衰，從此進入了中後期階段。
明朝土木堡之變
公元1449年（明正統三年），統一中國僅80餘年的明王朝爆發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土木堡之變”。
自從公元1387年朱元璋統一中原，將元朝殘餘勢力驅逐到塞北以後，為解決軍糧補給問題，在全國實行了且戰且耕的軍屯制，使軍隊成為擔負作戰、生產兩大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為控制軍隊，又實行太監監軍制，賦予太監與各級將帥同等的權力，從而形成將不如兵，兵不習戰的狀況，軍隊作戰能力日趨低下。而與此同時，作為戰敗的蒙古族一支的瓦剌部，卻在塞北高原乘機崛起。1439年，作為部落首領之一的也先，統一了蒙古各部落，並使其領地迅速擴展到西起中亞，東接朝鮮，北達西伯利亞，南抵長城的廣大地區，並建立起一支迅疾如風，能征慣戰的強大騎兵隊伍。
1449年7月初，也先認為攻明時機已經成熟，便以明廷刁難貢使和毀婚約為理由，發兵分4路攻明。自領一路約三、五萬人直取大同。長期務農的大同守軍，久不習戰，漫無紀律，又處於不知兵的太監郭敬節制之下，接連失利。7月11日，右參將吳浩兵敗被殺；7月15日，大同總督宋瑛等4萬餘人全軍覆沒。
警迅傳到北京，明廷一片混亂。本來，也先入關，只不過是一種報復性的掠奪行為，並無大的企圖。明廷邊防據有重要的城鎮塞堡。京師有數十萬機動部隊，實力強於瓦剌數倍。明軍只要嚴守邊關，堅壁清野，主力伺機而動，完全可以打敗瓦剌的進攻。但把持朝政的大太監王振為炫耀其威勢，竭力慫恿9歲即位，是年僅23歲的英宗皇帝親征，企圖以此嚇退瓦剌。兵部尚書鄺野、侍郎於廉極力勸阻，吏部尚書王直也率文武百官諫阻。但王振不聽。7月15日，英宗下令率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戶部和兵部尚書，內閣大學士等大批文武官員，以及號稱50萬的唯一戰略機動部隊——京軍親征，並且不要準備，於即日出發。
由於抱有一廂情願地“嚇退瓦剌”的初衷，倉促調來的50萬大軍幾乎沒有後勤準備。出發前兩天，才給每個官兵發放了1兩白銀及衣物、炒麥等物資。軍隊長期屯田，兵器殘破，臨時從武庫中拿出80萬件兵器分發部隊。平時存於庫房中捨不得給部隊使用的先進火器也匆忙拿出來配給部隊。為了攜運物資，給每3個人配備了1頭毛驢，隊伍中人驢參雜，混亂不堪。
7月16日，在兵將不相習，士兵不能熟練使用新配發兵器，沒有隨行後勤保障措施的情況下，50萬明軍被一個“目不辨旌旗，耳不諳鼙角”皇帝和一個專橫跋扈、一無所長的宦官指揮著，如用兒戲一般，北出居庸關，向大同前進。一路行陣如蟻，首尾難顧。出發前，明知此戰必敗的內閣大學士曹鼐，曾與部分大臣密謀，企圖先殺王振，再勸阻英宗。但群臣懼怕王振，其謀難以實行。隨行群臣中，英國公張輔是德高望重的名將，兵部尚書鄺野也很有才幹，但英宗不許他們參于軍政，一切聽由王振指揮。
軍隊出發之日即風雨交加。由於沒有隨行後勤保障措施，“不到十日，軍中已絕糧”。為此，兵部尚書鄺野等力勸回軍，被王振“罰跪草中至天黑”。行動中，王振專橫跋扈、作威作福，成國公朱勇等陳述事情，都需要“膝行聽命”，眾百官皆戰戰兢兢，唯王振馬首是瞻。
24日，也先偵察得知明軍主力出征的情形，佯裝畏懼，主動北撤，隱蔽埋伏在塞外，縱明軍驕兵，以尋找最佳作戰時機。而此時，已到達戰區的明軍目睹屍橫遍野，人人恐懼，皆無戰意。8月1日，經風沐雨、飢餓疲憊的明軍到達大同，但不見瓦剌軍蹤影。這時，王振仍要繼續向北進軍，以炫耀兵威。後來，鎮守大同的親信太監郭敬向王振密報了與瓦剌軍交鋒時慘敗的情景，加之出征以來風雨一直未停，剛到大同又突降暴雨，人人驚異，王振這才決定撤軍回京。
從大同回北京，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經今河北易縣西紫荊嶺上的紫荊關返回；一條經宣府返回。經紫荊關返回，雖然路途略遠，但易於避開瓦剌追兵，比較安全。開始王振決定走紫荊關，並打算讓英宗到其家鄉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炫耀。當大軍已經行進了40裡時，王振猛然想想，軍隊路過時會踩壞其家鄉的莊稼，便下令全軍折返北上，改由宣府回京。這樣，就使部隊拐了一個彎，正好把明軍的側背暴露在瓦剌軍的攻擊之下，並因道路崎嶇，使隨行的輜重車無法跟上行進的隊伍。眾大臣紛紛勸阻，但王振不聽，執意走宣府。
也先從偵查中得知明軍狀況，立即率軍突入，跟蹤追擊，勢如疾風。8月13日，已襲擊長途輾轉、飢渴疲憊的明軍後衛吳克忠部，吳部匆忙交戰，但不久即全軍覆沒。英宗得悉，急派成國公朱勇等率兵4萬迎敵。朱勇有勇無謀，行至今河北新保安西北40裡的鷂兒嶺時，遭到瓦剌軍的埋伏，又是全軍覆沒。
8月14日，驚恐萬狀、又飢又渴的明軍退至今河北懷來東南的土木堡，距懷來城僅20裡，因等候王振的千餘輛輜重車，沒有進入懷來城。兵部尚書鄺野急忙上疏，請英宗速入居庸關，並派精兵斷後，但王振不報告英宗。鄺野要直接求見，遭王振斥責。鄺力辨，王振命人將他拽出。就這樣，英宗只好同幾十萬大軍在曠野就地露營。當夜，瓦剌軍分數路包抄而來，將土木堡圍住。
土木堡當時是宣府通向居庸關的重要驛站，位於狼山西麓，周圍百里範圍內，群峰聳立，地勢很高。明軍掘地2丈無水，堡南15裡的一條河是唯一的水源，然而已被瓦剌軍所控制。數十萬明軍斷水，軍心大亂。
8月15日，也先屢勝不驕，慎重決策，遂遣使前往明營講和，並使軍隊後撤，行佯退之計，以麻痺明軍。這時，明軍已斷水2天，兵馬飢渴難熬。英宗見瓦剌軍已退，又見使者前來，便讓內閣大學士曹鼐擬製了同意講和的詔書，派人與瓦剌使者一同前往瓦剌軍營。這時，王振以為議和將成，便匆忙下令拔營，前往堡南的河裡取水。一時間，明軍人人爭先恐後，陣勢大亂。隊伍南移不到三四里，瓦剌的騎兵就從四面圍攻而來。明軍驚恐，人人爭先逃命，使指揮失靈。加之官兵不熟悉戰前新配發的火器性能，無法使用，未經激戰，即全軍大潰。瓦剌鐵騎左衝右突，大肆砍殺，明軍死傷達數十萬人。英國公張輔等50多名隨從大臣死於亂軍之中，明英宗被浮。英宗被俘前，王振被護衛將軍樊忠憤而擊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
土木堡之變失敗的原因
此戰，明軍以50萬對付瓦剌軍的三、五萬人，竟以全軍覆沒，實為中外戰爭史上所罕見。其原因，首先是最高層腐敗無能。像戰爭這樣關乎國家安危的大事，聽任一個宦官擺佈，如同兒戲，最後喪師辱國，連皇帝也成了敵人的俘虜。
其次是戰略指導上犯了一系列錯誤：進軍中採取冒險主義，回師時採取逃跑主義。在後勤上，平時不進行戰爭準備，軍隊去搞生產，導致兵不習戰，軍隊戰鬥力低下；戰前沒有後勤準備時間，臨時匆忙地發放糧餉、衣物、武器，在士兵不熟悉武器裝備的性能，缺乏隨行後勤保障措施的情況下，即匆忙出發；行程中後勤保障不力，還沒到戰場，50萬大軍就已經斷了糧。一路上不僅自然界風雨交加，領導層也矛盾重重，勾心鬥角，致使軍心動搖；回軍時，數十萬大軍紮營於沒有水源的絕地，對遠處唯一的水源又不加控制，使軍隊處於飢渴之中；輕信瓦剌和談之言，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即匆忙移營就水，致使營中大亂，最後全軍陷於覆滅境地，教訓十分深刻。
土木堡之變的後果
明朝的制度在土木堡之變後就走到偏道上了。明朝本來是皇權，武將，文官三者制衡。土木堡之後就文官勢力開始大擴張，明後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變成皇權和文官兩者對立了。皇帝為平衡權利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加強自己的力量，也就是直接派太監和文官爭權。正德天啟都是如此，正德還可以拉攏武將。二是挑動文官內鬥，掀起黨爭而從中平衡。嘉靖萬曆都是如此，不過嘉靖有鐵桿皇黨嚴嵩，所以不用激化黨爭到萬曆末期那種程度。
明代政治權利平衡被打破，文官徹底從根本上打斷武將的脊樑，制定標誌性的巡撫領兵的“祖制”的就是于謙此人。關於文武失衡，任何安定而沒有對外戰爭的王朝，武將的勢力都會逐步減弱。明代的武將勳貴靠的是幾代人數十年的積累，戰爭是立下各種功勳才形成的。文官士大夫則通過科舉，在任何時期一代人的努力就可能發跡。所以說，在明代一統天下的時候，作為皇帝就應該適當的保護武將的勢力。這樣才能在和平年代實現文物平衡。最後明朝的問題不是重武輕文，而是“文視武為彘狗，武視文為寇仇”。
至於文官結黨問題，則是另一回事。說簡單點，結黨不是不行，但結黨的方式則要控制。掌握一個行業的全國性的利益群體，其代言黨派應該可以接受。像東林黨這樣帶表某地區地主士大夫利益的黨派則不能接受。不論東林黨在史書裡多麼偉光正，無論其在道德上多麼高尚（事實上週延儒、錢謙益之流可說不上高尚），但其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利益的政治思想，在小冰河導致北方產生大規模災害，國家同時還要對東北用兵的情況下，其政治思想都是不合時宜的。其黨派帶表的地方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矛盾，這個黨派必然是奸黨。
比如明末是以地區來分，像齊楚浙三黨聯合，東林黨則是代表江左士大夫利益。只要有共同的利益，不同部門的官員結成利益集團是必然的。所以說明朝皇帝才愛用宦官。宦官出身貧寒，沒有家族的支持，而且身體殘疾，很難與士大夫結黨（明末閹黨實際上是帝黨，魏忠賢實際上是皇帝派出來整合齊楚浙等黨派制衡東林黨的）。
明代衰亡實際上開始自英宗朝的土木堡之變，其根本原因就在文官勢力過大。架空皇室，插手軍事，壟斷朝政。基本上所有權利文官一把抓。勳貴武將這股政治勢力被從肉體和制度上雙雙消滅以後，文官獨大已經是明代政治不可逆轉的發展方向，之後明代的皇帝們只能靠調節文官內部衝突來干預國政。經歷過嘉靖（主要靠首輔的任免更替），萬曆（靠調節黨爭來影響），天啟（直接靠太監），如果對政治經濟和歷史瞭解全面一些的話，就發現明代諸如正德，嘉靖，萬曆，天啟這些“昏君”們，被稱為昏庸的行為下隱藏的智慧和手腕，最後到崇禎被文官集團忽悠，幾乎徹底淪為傀儡。
土木堡之變中，明英宗出征的5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這50萬大軍是明成祖5次北伐蒙古留下來的精銳，一夕覆滅，很是傷筋動骨。之後明朝對蒙古一直是防守姿態。皇帝直轄的中央軍隊三大營（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被殲，也就是從這時起，明朝的軍事就一蹶不振，中間戚繼光靠依附於張居正並自練軍隊而短暫復興後，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什麼出色的表現。
戰爭後期，蒙古兵馬逼近北京城，勢不可擋，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遷都城，于謙極力反對遷都，要求堅守京師。明朝寧死不遷都“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這種思想至此顯露無疑。雖然明朝：“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薄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明朝無論是遇到多大壓力，既沒有屈膝投降，也沒有割地賠款，但是到了明末那種內憂外患中，崇禎被大臣以這種思想逼得沒法遷都，依然兵分兩路頑強對付滿清和李自成，明朝在這時候就一步步沉入滅亡的深淵。
大黃扯點歷史
“土木之變”被許多歷史著作視為明朝由盛轉衰的標誌，其實是一種誤解，是以“事件”解釋歷史發展的典型案例。
“土木之變”的意義在於，使蒙古和明朝都明白了一個事實：對於蒙古來說，明朝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無法撼動的；對於明朝來說，蒙古將是一個長期的客觀存在，有效對付的辦法，不是野戰而是陣地戰，“長城”的思路也由此而起。但當時的明朝人並不稱其為“長城”，而是叫“邊牆”。
“土木之變”特別重大的意義在於，蒙古人砸碎了明朝皇帝至高無上的尊嚴，而明朝的宦官和文官，在國家危難之際，堅持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個事件也讓人們看到，立國近百年的大明帝國的戰爭機器，在蒙古人的活動區域，如果進行野戰，竟然是隻龐大的“紙老虎”。與此同時，也給了普通的民眾一些啟示，皇帝離開了紫禁城，或許真是“紙老虎”。如同中國象棋中的“將”和“帥”，是不能離開“九宮格”的，是不能脫離“士”“相”保護的。或者正是由於這個啟示，被蒙古人俘虜的正統皇帝的兒子成化皇帝，乾脆就出不紫禁城了。不但不出紫禁城，甚至連大臣們也不願接見。從此，明朝進入沒有權威的時代，明代社會“不動聲色”地進入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寒武紀的寒冷
“土木堡之變”堪稱明朝第一敗，一直以來都被後人視為明朝由盛轉衰的標誌。
“土木堡之變”敗的有多慘
公元1449年，明英宗率領五十萬大軍北伐蒙古，隨行的還有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戶部尚書王佐等一批朝中大臣，但御駕親征的明英宗卻遭到了毀滅性的慘敗。
1.明朝精銳全軍覆沒
首先是明朝三大營被全殲。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是當時明朝最精銳的核心軍隊，然而在土木堡之戰中，三大營竟然落得個全軍覆沒的結局。
2.文臣武將全部死絕
其次就是文臣武將全部死絕。當時御駕親征的明英宗為了顯示威風，將朝廷中的文武大臣都帶了過去。結果這批朝廷的中流砥柱全部被殺，大明將才損失殆盡。
3.明英宗被活活生擒
最後就是明英宗被活活生擒。明軍本有撤退的機會，但當時指揮的人居然是明英宗的親信宦官王振。由於王振存有私心，怕武將奪了他的功勞，結果在大軍撤退到土木堡的時候竟執意不肯離開。不久，明軍就被瓦剌大軍包圍，明軍不但死傷無數，明英宗更是被活活生擒。
“土木堡之敗”的後果
此戰之後，大明再無精銳之師和名將可以主動打擊蒙古了，對蒙古軍隊也轉入徹底的守勢，當初的霸氣蕩然無存。
爆款歷史
我是北派說書人，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土木堡之變，是以瓦剌6.5萬大軍對大明帝國的25萬大軍的捶打，俘虜了明英宗而聞名，它確實給大明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後果，讓大明的權利架構改變，在說書人看來，土木堡之變，給大明帶來了以下後果。
土木堡之變，讓曾經對外咄咄逼人大明帝國戰略攻勢變為了戰略守勢
土木堡之變後，大明帝國曾經朱棣下的眾精銳隊部機會毀於一旦，畢竟當初大明帝國的威脅主要來自於北方，這些精銳之師一旦覆滅，面對北方的韃靼和瓦剌，也只能守在長城上，警惕他們進犯。
土木堡之變，改變了朝中勢力結構
我們知道，當初的宋朝，就是重文輕武，導致的軍隊戰鬥力低下，經常受那些文官集團的鳥氣，但是大明帝國之所以前期強勢，那就是因為隨朱元璋，隨朱棣南征北戰那些將軍及大臣們的圈子，也就是勳貴集團，土木堡之變後，這些人幾乎死絕，接著就是後來的諸如將萬曆、天啟逼的有點惱火的東林黨等等的文臣集團出現，夢幻般的步上了南宋的後塵。
北派說書人
“土木堡之變”可以說是一個“蝴蝶”，雖然從表面上看，它對明朝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但如果從後世的角度去看這件事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對於“土木堡之變”給明朝帶來的最大負面影響，其實應該說是八年之後發生的奪門之變。在朱祁鈺病重的時候，石亨等人聯合前任皇帝朱祁鎮發動了奪門之變。奪門之變後，石亨等人向朱祁鎮進言殺死在北京保衛戰中立有大功的于謙。雖然說僅僅殺死一個于謙對於一個朝代並不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但在殺死於謙後，石亨居功自傲，宦官曹吉祥也因為在奪門之變中有功，開始橫行霸道。最後，竟然演化到了要弒君篡權的地步。
雖然說他們並沒有成功，但這件事情卻引發了朝廷文官之間的爭鬥，與明朝武將地位的下滑。自此之後宦官也逐漸的走向歷史舞臺。可以說明朝後來的宦官專權、文官黨爭都是由奪門之變引起的，而之所以會出現奪門之變，其最初的原因與“土木堡之變”分割不開。
另一個對明王朝產生重要影響的就是明朝的武備力量及部署。在土木堡之戰中，明朝三大營的精銳損失殆盡，雖然說這一戰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明朝的統治地位，但從此以後明王朝的武備部署就戰略進攻轉變為戰略防守。
其實，自古一來中原王朝的邊境就屢屢受到其他政權的威脅，但他們的目的幾乎也就是以“錢糧”作為目標。瓦剌對大明的進攻目的也無非如此，可問題就出自於王振身上。他為了立功表現，鼓動朱祁鎮親征，而他又無指揮能力，所以導致作戰的失敗。
可這一次失敗之後，明王朝對邊境的控制能力就明顯的下降了。由之前的戰略進攻轉變為了之後的戰略防守，於是九邊防禦體系形成。所謂的九邊指的是北部邊防線上的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偏頭關、延綏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九個邊防重鎮。這一戰略體系其實早在朱元璋時代就開始設立，只不過在“土木堡之變”前，這個體系都是作為進攻跳板存在的。
可是“土木堡之變”後，這個進攻體系已經遭到了破壞。在之前，九邊重鎮的邊軍都是採用屯田制度的，可是之後由於明王朝中央政府的實際控制力有所下降，九邊重鎮的士卒逐漸淪為了駐守九邊的高層的“私人用品”。他們開始相繼侵佔九邊周圍的屯田，而且還命令士卒為他們種植。從此之後九邊的士兵武備衰弱，作戰能力直線下降。
不僅如此，“土木堡之變”後，明王朝因為在這一戰中損失了大量的精銳部隊，為了解決兵力不足開始了“募兵制”。這一改變看似並不重要，因為“募兵制”與之前徵兵所採用的“軍戶制”並無法構成一隻部隊戰鬥力強弱的標準。但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問題，“募兵制”是需要大量的軍備開支的。大家都知道明朝最終走向滅亡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財政出現了重大的問題。雖然說“募兵制”不會是決定財政問題的因素。可一隻部隊的消耗有多大，需要多少國家開支，這個數字大家也是可以想象一下的。
而我們在文章上面提到的朱祁鎮是在王振的蠱惑下決定親征的。其實這個時候已經意味著皇帝與內閣產生了分歧。可如果土木堡之變不是以失敗而告終，或許朱祁鎮的威望則可以提升，使得皇權得以鞏固。但他的結果卻是失敗的，這樣一來皇權不僅沒有鞏固，還進一步的加速了皇帝與臣屬之間的離心離德。而為了加大皇權統治，就出現我們上文所說的宦官專權。
從上述來看，土木堡之變雖然沒有動搖明王朝的根基。但也的確可以稱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隨意言之
土木堡之變後，皇帝集團，武將集團被摧毀，文官集團迅速搶佔了他們留下的政治權利。皇帝的軍權被剝奪，武將集團被邊緣化，軍權徹底落到了文官集團的手中，皇帝不能直轄軍隊，尤其是後期巡撫領兵制度則徹底打垮了武將集團的勢力。
宦官政權被嚴重打壓,某種意義上講,也給大明續了幾年的壽,內閣制重新洗牌,大明朝武將由於太祖,成祖的洗牌,這次土木堡的事件,武將集團所剩無幾,三大營的覆滅使得軍事力量大為削弱,但戍邊力量得到提升,但這也給後期的一系列事件埋下種子。
突如其來的瓦剌大軍，砍瓜切菜般收拾掉了因為多日行軍疲憊不堪的明朝部隊，隨軍出征的文臣武將全部戰死沙場，其中尚書級別的高官就有五人，連皇帝朱祁鎮也被俘，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戰爭，以一邊倒的形式結束了。
土木堡一敗，明朝數十年積累下來的國防力量被嚴重削弱。苦心維繫的對蒙古勢力的軍事優勢，也被徹底瓦解。自此以後，明朝北境時刻處在蒙古鐵騎的威脅之下。明朝對蒙古勢力也開始轉攻為守，而且是十分被動的防守策略。
總之，土木堡之戰以及緊隨其後的北京保衛戰可謂影響深遠。其實這兩次戰役的政治意義遠大於其軍事意義，它徹底改變了明帝國邊境的軍事體系框架，也改變了蒙古部的政治格局，甚至影響了明蒙雙方數代人的命運以及明帝國未來的國運。其經驗和教訓，到現在依然值得我們去學習
刺風行動
土木堡之變發生於1449年，指的是明英宗御駕親征瓦剌，最終慘敗，自己被俘虜到北方草原的歷史故事。土木堡之變重創了明王朝，對明王朝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我把它總結為以下幾點，未必全面，歡迎補充：
一是軍事行動遭慘敗
土木堡之戰中，隨明英宗出征的5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無數文官武將戰死，最為精銳的三大營被殲。明英宗朱祁鎮被俘，國力受到嚴重削弱。
二是朝野力量被失衡
土木堡之變前，明王朝的朝野存在兩大集團：文官集團和武官集團，雙方相互制衡。土木堡之變幾乎將明王朝的武將一鍋端掉了，文官集團的勢力迅速上3升。
三是國防策略有變化
土木堡之變後，防止北方勢力入侵成為明王朝最重要的國防考量，一度放鬆了對南方海防的防守，所以後來出現了倭寇頻頻襲擾的問題。
四是明朝士氣受打擊
土木堡之變使明王朝的信心受到沉重打擊。明英宗之後，明朝再也沒有皇帝親征的情形出現，也結束了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大規模反擊，明王朝從此由盛轉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