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候的鐘南山
1.
早晨的時候，有人給我推過來一篇文章：《鍾南山，原來你是這樣的人》，
裡面有這樣一段話：
1969年，33歲的鐘南山終於不用再燒鍋爐，跟隨醫療隊到河北寬城下鄉。
在此期間，醫療隊每天的工作就是做文藝宣傳，真遇到病人時，卻因為條件有限，沒什麼作為，最多病人痛得很厲害的時候，給他打一針止痛藥。
這讓鍾南山很慚愧，很心痛，他想：這就是大家所信賴的醫生嗎？怎麼會這樣？
思來想去，他認為，自己作為醫學世家出身的醫學畢業生，應該在醫學領域裡實現自己最崇高的理想，於是決定離開北京，遠離紛爭漩渦，回南方去當醫生。
鍾南山，這個在當今中國最為人敬仰的名字，怎麼和寬城有了聯繫呢？
鍾南山
2.
寬城，是我的故鄉，生於斯長於斯，提起這兩個字，無論在哪裡都倍感親切。
查閱相關的資料，鍾南山在寬城工作的經歷，主要多是採用《南方人物週刊》的文字：
北京大學新聞網刊載《南方人物週刊》：
《醫者鍾南山》
... ...
1964—1966年，鍾南山被派往山東乳山搞“四清運動”，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文革”開始後，鍾南山家庭受到嚴重影響，母親因不堪大字報羞辱，在被紅衛兵揪鬥、批判後自殺。
1968年，鍾南山被學校革委會安排去燒鍋爐。一次上級號召獻血，他獻出400毫升，昏倒在爐門口。次年，他參加下鄉醫療隊，來到河北寬城縣，遇到病人卻束手無策，作為醫學院畢業生，他很自責。
1971年，鍾南山在妻子李少芬幫助下，通過部隊調令離開北京，到廣州第四人民醫院（後改為廣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成為一名醫生。
“我上大學時做師資，從事新專業，後來搞放射生物化學。一直都服從分配，從來都是標兵、先進。所以從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沒做醫生。做醫生是我的願望，但不是我所能選擇的。挑到了這個醫院還是因為我愛人的身份，這也是她挑定的，因為它離我們家最近，用不著整天下鄉。”這時，他已經快36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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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一等人的合影
3.
寬城建縣比較晚，1962年10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員會通知：經國務院批准，建立寬城縣，隸屬於承德地區。
1969年的寬城縣，衛生條件非常落後，其他各方面也非常落後。
在我的記憶力，每個村都有一個山溝叫死孩子溝，農村的小孩兒出生後得病，幾乎沒有去醫院的，一方面是沒錢去不起，另一方面是交通太不方便。我的一個小妹妹就是出生七天後得病，眼睜睜的看著她死去的。
在《寬城縣誌》的記載中，鍾南山在寬城的1969年5月，縣裡組成了1200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第三次進駐46個所謂的老大難大隊，繼續鬥批改。到1971年， 全縣鬥批改工作結束。
這就應該是文章開頭所說的“醫療隊每天的工作就是做文藝宣傳”。
抽調專業人才去組成各種工作隊，也是特色。
蒐集有關鍾南山的回憶文章，沒有看到有關的內容。
但是，在另外一位1969年在寬城和鍾南山一起下鄉的人的回憶文章裡，看到了鍾南山在寬城工作的內容。
胡大一
寫這篇文章的人是胡大一。
胡大一（隨母姓），男，1946年7月出生，河南省內黃縣宋村鄉北溝村人，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突出貢獻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專家津貼。著名心血管病專家、醫學教育家。 首都醫科大學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研所所長、心內科主任，北京同仁醫院心血管疾病診療中心主任，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分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北京心血管病分會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循證醫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心臟起搏與電生理分會主任委員，及國內外重要學術團體委員，並擔任《中國醫藥導刊》主編，《中華心律失常學雜誌》、《中國介入雜誌》等多種國內外雜誌副主編、編委，《極限會診》第一期嘉賓。
胡大一比鍾南山小十歲，來寬城時候，鍾南山是老師，胡大一還是學生。
鍾南山：勇士逆行
4.
2014年5月，胡大一回到了曾經工作過的寬城，回北京後寫了一篇回憶文章：《回寬城》。
這篇文章發表在《中華心血管病》雜誌2015年4期上，寫清了鍾南山等人來河北寬城的前前後後：
1968年是"文革"的第3個年頭，高校開始"復課鬧革命"，要恢復上課學習了。當時的北京醫學院(簡稱北醫)作為一所醫學院校，一是要面臨落實"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並且農村正在推廣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二是要貫徹"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
因此，當時的工軍宣隊領導組織了師生共同參加"醫學教育革命探索隊"。參加的有在校的各年級醫療系、藥學系和衛生系學生，基礎、臨床和公共衛生的教員，地址選在河北省承德地區最貧困的2個山區縣––平泉和寬城。
我被分在寬城的"連隊"，領隊的老師是內科的王海燕和當時在北醫基礎部101教研組任教的鐘南山 。同學中有比我高一年級的何權瀛等。我住在西鋪子大隊貧農張大娘家，大兒子叫春生。與農民(當時一定強調是貧下中農)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真是吃的是一鍋飯，點的是一燈油。我與張大娘的小兒子聾啞人二石住一起。
每早5點起床下地幹活，7點多收工回家吃早飯，之後去大隊合作醫療站。1年下來，肩挑手推獨輪車能力大幅提高，與年輕農民沒有差別。兩手從先起泡到磨出老繭，身上毛衣裡充滿了"革命蟲"(蝨子)。
作為醫學生，這一年是我學醫從醫第一次開始接觸臨床和患者。僅在大學一年級的1965年到1966年6月大約8個月裡上過基礎醫學課程，即高等數學、物理、有機化學、生物學和俄語。
當時批判傳統的醫學教育制度是"1年不沾醫學邊，3年不沾臨床邊，6年不沾工農邊"。北醫是六年制，前3年在基礎醫學系學習。
當時與赤腳醫生一起互相學習，邊學邊幹。下鄉的老師們也定期授課，但更多的是在醫療實踐中帶教。
我這一年當的是全科醫生，主要診治的疾病是膽道蛔蟲症、哮喘、慢性支氣管炎、肺心病、大葉肺炎(包括重症的休克型肺炎)、有機磷中毒、風溼性心臟病合併急性肺水腫、高血壓、潰瘍性穿孔、中毒性痢疾、急性闌尾炎、宮外孕等，沒見過冠心病和糖尿病。
當時的農村真是一無醫、二無藥。我與赤腳醫生一起跋山涉水採集中草藥，隨身帶著中草藥圖譜，更多的是向赤腳醫生請教。1年下來，認識了百餘種山裡的草藥，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把草藥採回來，在大隊合作醫療站製成丸散膏丹，辦起了土藥房。
當時北大醫院中藥房的李老師手把手指導我們製藥，還指導我們背中藥湯頭，和赤腳醫生互相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練習扎針灸。當地腸蛔蟲病和膽道蛔蟲病十分常見，而無驅蟲藥，我和同學們一起在自己身上摸索用敵百蟲驅蟲的安全有效劑量，一直用至出現瞳孔縮小、頭暈的輕度中毒症狀的劑量。
師生們在大隊合作醫療站辦起了簡易手術室，開展痔瘡、闌尾炎、疝氣、瘻、子宮脫垂、絕育手術等，赤腳醫生也上臺學習。當時有位叫謝蘭興的赤腳醫生，年齡比我們大，有一定臨床經驗，我們向他學習了不少東西。
山區沒有電話，老鄉家裡有了急危重症患者，都是家屬來敲醫生的門，無論白日黑夜，颳風下雨，背起診箱就跟家屬走崎嶇的山間小路，到患者家中出診。
西鋪子大隊離縣城遠，交通不便，儘量就地搶救。那時沒有輸液泵，一人出診，也不可能配備護士，遇到需靜脈點滴時，只有自己計每分鐘的滴數，16滴為1 ml；遇到敵敵畏中毒、中毒性痢疾或肺炎，常常通宵不眠，看守著靜脈輸液，觀察患者病情變化。
在那種艱苦簡陋條件下，我們搶救了許多生命垂危的患者，手術零感染，無醫療差錯事故，從未發生過醫患衝突。當時不僅僅參加臨床實踐，也參與改水改廁，調查地方病。
師生們積極探討醫學教育改革，討論的一些重要話題包括：
(1)如何實現從以教師為中心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轉變；
(2)提倡討論式，避免"滿堂灌"；
(3)注意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打破三段制，從第一年就進入臨床，接觸實際；
(5)教材改革，打破基礎課間的界限，打破基礎與臨床脫節的傳統，按消化、呼吸、心血管等系統編寫教材。
那時的師生關係十分融洽。大家叫鍾南山為"神漢"，王海燕為"巫婆"，帶隊的軍宣隊張義超同志與工人周師傅都很平易近人，政策掌握得很好，對知識分子很理解，也很關心和愛護。
直到1970年畢業分配，我學醫的"最高學府"是寬城縣醫院。
回顧自己學醫從醫49年的經歷，參加醫療實踐、開始接觸患者的第一年在中國貧困山區農村最基層起步，真是最寶貴的經歷和財富。
我從當醫生開始，就深深瞭解中國農村、中國農民的醫療狀況和醫療保健服務需求，以全科醫療、防治一體的體驗開始自己的醫生職業生涯。
親眼看見、親自實踐了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的那次偉大創舉，使用很低的醫療成本，實現了人人享有基本醫療保健服務、實現醫療保健服務公平可及的目標。這也是我為什麼一個生長在大城市的人有那麼多農村與農民情結，一生都惦記牽掛農村農民的醫療保健。
我們1年後離開寬城返校時，西鋪子大隊的全體社員停工1天，為我們送行。我相信這一點都不亞於當年鄉親們送紅軍的場面，令人激動，熱淚湧流。
... ...
謝蘭興老人現在還在行醫
5.
胡大一所說的西鋪子正確的地名為西卜子，當時歸新甸子公社。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候，為引灤入津修建潘家口水庫，新甸子公社為淹沒區而被撤銷，西卜子村歸桲羅臺鎮。
但胡大一說的赤腳醫生謝蘭興現在住在孟子嶺鄉南天門村。
2016年的時候，老羊在南天門進行美麗鄉村建設下鄉，有幸和老人在一起聊天，可惜當時不知道他曾經和鍾南山在一起，沒有采訪這些內容，很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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