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企業就是保增速，保企業更是保民生。深圳等珠三角地區城市儘早重新調整經濟政策，做到邊控疫情，邊制定新的經濟調控政策。”
圖/視覺中國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不斷擴展，截止2月4日上午10點，深圳確診感染該病毒的人數為245例，暫為廣東省內確診感染人數最多的城市。
作為移民型超大城市，大量流動人口在給深圳帶來巨大疫情防控壓力的同時，對深圳經濟發展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亦不容忽視。作為應對措施，深圳市福田區於2月3日時推出《深圳市福田區防控疫情同舟共濟“福企”十一條》，支持受疫情防控影響的行業企業渡過難關。
作為全國首個縣區政府出臺的防控疫情應急扶持企業政策，該政策涵蓋了租金減免、貼息支持等內容，亦將製造業、商業（批發業、零售業、住宿業、餐飲業）等民營中小企業等納入支持對象，預計可覆蓋數萬家企業。“政策立足於維護整個城市的運行，出臺速度非常快，防止這些與市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行業受困。”當地媒體解讀稱。
而從深圳整體形勢而言：2019年時，深圳GDP總額為2.69萬億，增速為6.7%左右；2020年，作為先行示範區的建設元年，深圳將其GDP增長目標設定為6.5%左右，對比2019年已下降了0.5個百分點。
如何在克服貿易摩擦負面影響時維持經濟的健康增速，已是深圳近兩年來當地產業各方尤為關心的話題。突如其來的疫情會否會造成“雪上加霜”效果？深圳今年能否成功“保6”？ 2月3日，針對這一系列相關問題，《財經》記者專訪了多年來關注深圳高科技產業的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曹鍾雄。
《財經》：對於深圳這種外向型經濟城市來說，當前的疫情蔓延會帶來哪些影響？
曹鍾雄：此次疫情對於深圳經濟的挑戰，應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作為進出口大市，疫情對深圳的進出口貿易總量維穩帶來的影響值得高度重視。從歷史經驗來看：2002年時，深圳市進出口總額為7220億元，進出口總額比2001年增長27.1%；在2003年雖然經歷了“非典時期”，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仍然實現了34.6%。到2019年時，深圳全市的進出口總額達到了29773.86億元，同比下降0.6%，外貿依存度為110.6%。從數字來看，當下深圳的進出口規模已是2003年時候的幾倍。雖然外貿依存度下降使得深圳整體經濟的騰挪空間增加了，但龐大的進出口貿易存量仍會讓深圳面臨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困難（與此同時，深圳的人均GDP已經達到3萬美元，是全國水平的3倍左右）。
從整體來看，與2003年貿易全球化處於高漲期時的環境不同，此次疫情發生在全球保守主義盛行的時期。作為創新型城市，深圳進出口增長將面臨低速增長或者基本持平甚至略有下降的挑戰。國際化合作是深圳產業這幾年一直非常重視的，比如華為、大疆等一大批創新型企業的產品研發及出口都有賴於國際市場的全球性合作。而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的航班停飛，會對很多高科技產品尤其是依託航空進出口的高科技產品產生影響，疫情管制對於科研人員的流動也會帶來較大壓力。中長期來看，跨國企業會在優化全球製造業佈局的時候進一步審視其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產業轉移在一些行業可能會加速出現。
其次，春節期間本來是中國消費的傳統旺季，今年的疫情將對全國各地的消費總量產生影響。作為消費型城市，深圳是全國的商業創新中心之一，比如萬象城、天虹等總部設在深圳，喜茶等新型消費品牌也發源於深圳；而隨著深圳經濟地位的不斷提升，深圳的酒店、旅遊、會展業等也開始產生區域性引領作用。疫情除了會對深圳餐飲消費業產生影響外，也將給上述一系列行業帶來程度不一的負面影響。
《財經》：深圳產業的抗壓能力如何？
曹鍾雄：整體來看，非典高峰在當年的3-4月份，對當年的經濟和生產衝擊較大，相對被動。新型冠狀病毒則在春節假期爆發，為隨後的經濟政策調整、企業生產調整時間留下了一定的主動性餘地。具體到深圳來說，因為金融服務相對發達、產業基礎豐厚，既有製造業又有科技服務業，民營企業更是轉型和創新的主力，所以深圳經濟和產業具有一定的彈性及韌勁。深圳企業的競爭力在疫情防控、醫院建設、生產保障等多方面都得到了體現。例如，在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建設中，中建科只花了36個小時左右就交付了建設所需要的鋼結構產品；華為和中興則參與了5G設備的安裝和調試；騰訊則推出了在線辦公系統，保障各行各業儘量實現不停工不停產。
但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同樣有很多仍然處於“爬坡”時期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本來應對經濟風險的抵抗能力就相對較弱，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會在不同程度上加劇其經營困難。特別是對於創業型企業來說，在本已顯得有點艱難的融資環境之下，再揹負起租金、工資等多重負擔，很多企業的生存壓力會非常巨大。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大型明星企業的抗壓能力較強，但中小企業則未必，突發的疫情對他們來說真是一道難以邁過去的坎，如它們熬不過去，深圳的很多產業鏈都會受到較大影響。此外，特別要關注高成長性的創業企業，這些企業能否順利發展，將直接影響到深圳未來創新實現的程度。
《財經》：從企業角度來看，應如何克服疫情對發展帶來的不利因素？
曹鍾雄：此次疫情所體現出來的一些問題，對深圳乃至全國的企業都意味著新的機遇：
首先，是醫療、生命健康產業得到新的發展空間。疫情結束後，公眾對健康的關注會從口罩需求向其他領域不斷拓展，醫療保健、休閒運動的發展空間會進一步打開；其次，智慧城市、智慧公共服務、智慧醫療等產業需要向更智能化、智慧化方向發展。在疫情人員統計方面，我們還做不到對同車次人員的跟蹤，或者疫情“點對點”通知。這意味著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交通、醫療等數據也並未打通；第三，隨著5G深入佈局，泛互聯網產業會讓電商為代表的新經濟進一步深化發展；第四，疫情後的金融服務將加速擁抱金融科技，金融科技企業在提升自身業務創新基礎上，賦能傳統的金融機構；最後，為了進一步強化“世界工廠”角色，緩解人工短缺，企業將加大機器代人的速度，無人工廠、車間會不斷湧現。
因此，企業應該採取多方面的措施，比如做好疫情解除後的生產計劃，做好後續經營成本的壓縮計劃，優化好企業的資金安排。企業家們也要思考如何順應企業所屬行業的發展趨勢及方向。
《財經》：在扶持產業發展方面，政府目前應有針對性的扮演什麼角色？
曹鍾雄：在具體措施方面，為應對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深圳市貿促委已推出了在線辦理不可抗力事實性證明文件等措施，為進出口企業降低法律風險；深圳市、區兩級工信局、房地產企業、行業協會也發出了對中小企業免租的倡議，為延遲復工的企業和租戶適當減免租金，物業管理費用。
除此之外，深圳等珠三角地區城市應儘早重新調整經濟政策，做到邊控疫情，邊制定新的經濟調控政策，譬如加大稅收減免政策，做好緩交或降低社保繳納比例，開展重點行業的災情補貼等給企業紓困解難。具體來說，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建立疫情風險救助補貼金。在公共服務和生活服務等領域建立疫情補貼機制，比如出租車行業減免或補貼份子錢等；二是建立困難企業臨時救助金，可採取臨時墊付、定期歸還的市場化方式，條件符合申請即發放，確保中小企業經營資金不斷、貸款不斷；三是進一步發揮好基金的作用，優先安排到受疫情影響大的企業；四是對減免本市物業租金的房東、業主和企業進行財政獎勵。
此外，應加強市、區兩級財政與金融機構的聯動，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本市企業的資金投放。
因總部型企業較多，深圳經濟具有較強的傳導效應，是全國經濟的重要先行指數。企業總部的數據下滑預計將傳導到各地的子公司、分公司，通過傳導效應對其他一系列城市的經濟數據帶來不確定性。因此，保企業就是保增速，保企業更是保民生。從時機選擇角度看，政策出臺及落地的節奏應加速，以便取得“雪中送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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