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之墓位于淄博市蒲家庄，墓前石碑上刻清雍正三年（1725年）张元撰写的《柳泉蒲先生墓表》，以及蒲松龄夫妇生卒年月、蒲松龄的生平介绍等内容。墓表正文记述：“先生讳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以文章意气雄一时。学者无问亲疏远迩，识与不识，盖无不知柳泉先生者。由是先生之名满天下。…先生祖讳生汭。父讳盘，娶刘氏，增广生刘公季调女。子四人，孙八人，曾孙四人，五世孙才一人。所著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
1966年秋，蒲松龄之墓被挖掘，陪葬之物合葬之人被大白于天下。这次暴力挖掘对蒲松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使许多问题变成了千古疑案。关于蒲松龄之墓葬的陪葬品，以及蒲松龄墓葬被挖掘的情况，马瑞芳等学者都进行了细致的走访与考察。虽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可以得出结论的是：蒲松龄的墓葬十分简陋，并无大量的陪葬物品；传言蒲松龄头枕的“天书”并不存在；蒲松龄带入棺椁的作品因保护不周而快速风化，因此无法判定到底是否是《醒世姻缘传》；蒲松龄墓葬中只有妻子刘氏，并无“第二夫人”的身影。
蒲松龄墓挖掘情况：
蒲松龄墓被暴力挖掘的情况，蒲先玲文中有详细记载：
1966年8月21日，蒲松龄故居的大门上被贴上大字报：“写鬼写妖害人不浅”、“刺贪刺虐害人更深”。现场一位老师说：“批判要彻底，要斩草除根，去挖蒲松龄的坟”。此后一群人便朝着蒲松龄的坟走去。到了蒲松龄的坟地后，众人先把墓碑推倒，然后从蒲松龄坟的南面偏西一点开始挖坟。这里提到，由于坟是三合土打的，很结实，无法轻易破坏，所以破坏者又去借来铁锤和钢钎进行破坏。在铁锤和钢钎的作用下，蒲松龄之墓很快出现一个洞口，可以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当时的负责人先找了些柴草点燃放进坟里去，判断可以下坟后自己先下去，随后有其余四人跟随下到坟里。
蒲松龄墓出土文物情况：
蒲先玲的文章详细记载了他跟随其他人进入蒲松龄墓之后看到了墓葬第一情况：
墓穴中东西两边放置两副棺材，棺材大头处有一张供桌，供桌上有：宣德炉一个，锡台灯一盏，锡酒壶一把，锡酒杯一只，铜烟袋嘴一个，铜烟袋锅头一个，印章四枚。靠近蒲松龄棺材的角上有一部六七分厚的书角，但无字，且拿出后就风化了。供桌石前有一个浆水罐。
在场的几人打开了蒲松龄的棺材，发现蒲松龄头骨处并没有天书。又打开蒲松龄夫人的棺材，里面有“有铜镜一个，铜簪一支，银耳勺一支，草念珠一串”。
关于蒲松龄墓葬的情况，马瑞芳文中也有记载。与蒲先玲文中记载类似的事，马瑞芳文中也记载了蒲松龄墓葬“寒酸”、“简陋”。墓中的棺木并不豪华讲究，蒲松龄身上未为佩戴任何金珠玉器。墓中没有值钱的陪葬品，只有一个铜手炉，一盏铜灯，一方普通砚台，一个琉璃烟嘴儿，另有一个已经腐烂的木质烟袋杆儿。
蒲松龄墓出土图章
从蒲松龄墓中出土了四枚图章，分别是：“留仙”、“蒲氏松龄”、“留仙松龄”和柳树泉水图。“蒲氏松龄”印章直径1.8厘米，高5厘米，圆形，阳文篆书。“松龄留仙”印章则为正方形，阳文篆书，边长1.8厘米，高5.2厘米。此外，后人再仔细研究蒲松龄像时发现还有“奉天”和“绿屏斋”两枚图章，但在墓中并为见到。马瑞芳认为“奉天”图章意思是“信奉天的意志”，“绿屏斋”图章指的是蒲松龄的书斋“绿屏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蒲松龄的书斋最初名为“面壁斋”，后改名“绿屏斋”，最后定名为“聊斋”。
蒲松龄墓出土古镜
蒲松龄墓中出土的一枚铜镜被认为是一面东汉末年的铜镜（魏传来《蒲松龄墓出土铜镜考》）。关于这枚重要的古镜，蒲松龄曾作《古镜行，赠毕衡伯》：
“古镜，古镜，不知甚代何年。故人发箧相赠，其大如拳。背上罗纹细细，朱绿班班。四周有物盘踞，非螭非虎。但辨榆荚小篆，明明五铢钱。四座迷迷，欲解不能得解，抱问博物茂先。言是唐朝大钮，当出陵冢，得之地下黄泉。置几上，睫毛疏疏可指。年生两茎白发，拔去公然茂齿。我将怀之湖海山岳，及尔共悲喜。待颔髭摘尽，留付与膝下孙子。乱曰:’黄金买丝，绣作荷囊。玉椟深藏之，深藏之，勿疏其防。君子少，小人常多，波斯贾，其奸不可量！失镜去，故人心怆。’” 《蒲松龄集·聊斋诗集卷二· 癸亥》
经后世考证，毕衡伯为毕盛钧，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赠给蒲松龄一面古镜。由诗中可看出蒲松龄十分珍视这枚古镜，甚至去求证《博物志》的作者张茂先，并被告知这是一枚唐代古镜。
蒲松龄墓出土铜制宣德炉
蒲松龄墓中出土了一件宣德炉。这件宣德炉为铜制，高6厘米，上口直径13厘米，双兽附耳，圈足。底部正中有阳文“大明宣德年制”楷书六字款。
蒲松龄陪葬天书
世人传说蒲松龄下葬时头枕一部天书。因此，这部天书也被研究者们广泛关注。在马瑞芳的介绍中，蒲松龄的确头枕一部厚书，但当书被拿出墓穴后就很快风化，因此无法辨识到底是哪本书。在蒲先玲的介绍中，蒲松龄墓中的确有一本书，但这本书并不是枕在蒲松龄头下，而是放在供桌上。关于陪葬天书，最初人们推测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后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本书是被多人推测为蒲松龄所作的《醒世姻缘传》。
蒲松龄“第二夫人”
20世纪80年代时有关于蒲松龄“第二夫人”的争论。对此， 马瑞芳教授特意核实，证明蒲松龄墓中只有二具遗骨，并无第三人的遗骨。除了蒲松龄的妻子刘氏之外，有学者认为，蒲松龄与陈淑卿也有一段爱情和婚姻。为了考证蒲松龄是否有第二夫人，马瑞芳教授特意核实蒲松龄墓中的遗骨数量。结合对蒲松龄生平与作品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蒲松龄并没有“第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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