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原校長、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吳樹青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20年1月10日15時02分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88歲。
吳樹青先生早在1997年就曾撰文提出“社會科學的錢學森之問”: “為什麼我國沒有培養出文科大師?“文中，吳先生說：“如果一個學科沒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沒有大師級的人物,這個學科是沒有發展前途的。當然大師級的人物絕對不會很多，都是大師也就無所謂大師了。總之,我們要為大師級人才創造條件,最起碼打好基礎。”今天我們特轉發此文，表達致意，也藉此重提此問。
為什麼我們沒有培養出文科大師？
吳樹青（1932-2020），經濟學家兼教育家，教授。江蘇江陰人。1989年8月至1996年8月任北京大學校長。
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是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從建國以後文科特別是文史哲這些基礎學科我們沒有培養出大師級的學者(話可能武斷了一些，反正是非常少)。也就是說,在文史哲的基礎學科中間,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大師級的人物我們自己培養得太少。現在我們也有一些,比如說像我這麼大年紀的同志中間也有一些很優秀的,但是隻能說是準大師,不好說是大師級的人物,無論是在學術功底、知識面和創造性等方面,和以前的一輩大師級的人物相比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
有一天我們議論北京大學文史哲要搞一個學院,誰當院長?說來說去,夠資格當院長的可能就是季羨林先生。那麼這裡就有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按理說青出於藍是普遍規律,這個規律在我們國家應該有所體現。特別解放以後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認識真理的武器.掌握馬克思主義,應該更快地使有關學者在學術上達到一個更高的地位,取得更高的成就。
為什麼出現這樣一個現象?我覺得對我們文科教員來說是個很值得思考的間題。我現在只提出間題,沒有什麼答案,我覺得這個答案很難找到。為什麼要強調這個問題?這是因為,如果一個學科沒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沒有大師級的人物,這個學科是沒有發展前途的。當然大師級的人物絕對不會很多，都是大師也就無所謂大師了。總之,我們要為大師級人才創造條件,最起碼打好基礎。
我想了一想,過去那些大師們可能有某些共同的特點。第一,他們在少年時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染比較多,他們的國學功底比較厚。第二,他們年輕的時候多半是在國外留學的,多數人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青年時期又受到以自然科學為主體的西方教育影響,西方的研究方法對他們也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三,他們多半不是把自己的知識侷限於一個非常狹窄的專業範圍,多數人都有自己的專長,搞歷史的他也不可能通史什麼都懂，某個斷代史他研究得比較深透。但是他不只知道某一代,其他的都不懂,或者說都不熟悉。不僅是搞文的一般是對史哲也瞭解,搞哲學的對史和文也瞭解。他們這批人中間(包括搞自然科學的人),不少人文學功底、史學功底都很在行。
例如李政道,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他的中國文學功底,歷史功底都很深。他在我們國家搞了很多考古藝術的展覽會。我們國家老一輩的搞自然科學的對文學藝術等人文科學的功底也很好。搞文科基礎理論的老一輩的大師級人物知識面比較寬,學術有專攻,同時涉獵的東西也比較多,不是把自己的知識侷限於某一個領域裡,再加上他們以後多數人學習馬列，也接受了馬列。
反過來看看我們的教育,其中的不足之處就很明顯。我認為要提高我們的教育質量,不光是高等學校的文科教育,它涉及整個教育系統。從小學開始是怎麼培養的,包括人們常講的人文素質、人格的教育,很多東西不是等到大學再講,從小學開始,學生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都學得很少。我在小學的時候還學了一點《論語》、(孟子》,現在的學生很少學習這些東西。到大學以後,我們的專業搞得非常細,因為把它看成職業教育,所以圍繞專業分得非常細。我是搞經濟學的,而且我主要搞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整體,馬克思主義分成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但是沒有說搞馬克思主義的人只懂政治經濟學,不懂哲學,不懂科學社會主義,也可以對政治經濟學搞得很好。
反過來說,搞哲學的並不懂經濟學,也必然影響他對哲學的深刻理解。包括我們的一些教師,像我們搞經濟學的很長時間都在教書,但我也知道教經濟學的教師可以是隻教資本主義部分,或只教社會主義部分,專業就這一塊。《資本論》中講過,分工過於發展以後變成分工的痴呆症。我想我們出現了一種分工的痴呆症,就是把知識割裂得非常厲害,然後一個人學的專業侷限於他自己的那一門學科領域中間,某一個部分中間,包括我們的自然科學都有這個情況。周遠清同志舉了一個例子,導彈發射架專業,學四年就學導彈發射架怎麼造。這樣學出來的人絕對不能成為一個大師,也絕對不能成為一個科學家,因為他的知識面太偏了,太窄了。我們這種專業設置,可能把學生培養得很死,所以學生就不可能做到博古通今,也不可能學貫中西。沒有這個功底和基礎,讓他成為一個大師級人物就很難了。所以這種培養方式我覺得需要研究。再加上相當長的時期由於我們的主觀和客觀原因,我們對外聯繫交往非常少。一個時期主要的是蘇聯東歐,另一個時期什麼人都不交往,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我們對外界的事情瞭解得太少,信息也非常少。人家研究達到一個什麼程度,他們搞些什麼東西,我們不大知道,只知道西方的東西都是資產階級的,都應該批判,所以吸取的營養不足。這樣一來,即使具備條件,讓他成為大師級的人物,他也成不了。
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學術環境的問題。在我們過去的那種“左”的思想支配下,以階級鬥爭為綱,把文科的學術性和政治性截然對立起來,你要強調學術性就意味著削弱政治。我們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同志,現在一些比較有成就的同志,多半大概在當時是拔白旗的對象,或者是修正主義苗子,當時就是說的走白專道路吧。這種情況就影響了學術本身的發展。當然我並不是說文科可以脫離政治,但是我覺得不能把文科的學術性和政治性對立起來，要保證政治性就應該削弱學術性,這樣絕對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物。
要提高文科教學質量,提高它的水平,我覺得有幾件事情需要考慮一下。第一,從中小學開始就要加強人文知識的教學與訓練。當然現在做不到,但是我覺得必須儘快地創造條件,改變中學就實行文理分科的制度,這種分科制度無論是對人的成長還是對文科的發展是絕對有害的。現在在中學變成這麼一個狀況,數理化不好的就去學文科。你準備學文科以後就把數理化扔掉了。如果一個人數學的頭腦不是很清楚,他的邏輯思維能力就不是很強,那麼連一些物理的基本知識,化學的基本知識不太清楚的情況下,單純去鑽研文科從素質上講就是對文科降低了要求。有人說現在大學裡面理科的學生學文科比較容易,文科學生學理科就比較困難。對這個說法,底下也有不同的看法。我想這個提法可能要作一個修正,就是理科的學生接觸文科大概比文科學生接觸理科的東西確實容易,入門比較容易,至於能不能登堂入室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也有些學生從理科來的,弄到最後時他就比較費勁了,因為訓練他的那套思維模式和我們不一樣。如果要振興我們的文科,發展我們的文科,我總覺得從中小學開始要加強人文素質的訓練和培養,要積極創造條件,取消這種文理分科的制度,因為中學本來是個打基礎的階段,你在打基礎階段就把基礎砍掉一半,這就不是很好的。所以這個做法一定要考慮,教委教育廳領導部門應該考慮。
第二,要強調對外開放。今天對外開放,也出現很多問題,所以我們要講政治。但是不能因噎廢食,不能不允許接觸外國的東西。外國東西有糟粕但是也有大量進步的,人類文明發展不光是中國的發展,全世界都有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出來。而且,西方的自然科學比較發達,他們的一些訓練手段、分析問題的方法有自己的長處,這些東西讓我們的學生多接觸一些,進行比較分析,有助於提高他們的學術素養,擴展他們的知識面,為他們成為大師級人物創造條件。
第三,專業不能太窄,現在知識的發展使專業本身越來越細,一個學科的研究越來越深。我們看古代的學者,有些本身既是自然科學家又是社會科學家,因為當時每個門類的知識就是那麼一點東西。但是今天很不一樣了。從世界的發展來看,不是分化而是綜合,因為世界問題的解決越來越要求綜合。所以我們的學科設置要強調綜合而不是分得非常細。這就涉及到將來的課程目錄、學科點設置。我們分得太細,這不利於培養。
第四,應當從總體上解決政治性與知識性的統一問題。強調講政治的時候,要充分重視學術的發展,特別在學術問題上應該強調學術民主,造成一種比較自由的探討的空氣。這樣才能更好地使學術得到繁榮得到發展。只要不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就應該允許各種意見發表,通過爭鳴把學術推向前進。
總的來說,大學的文科教學應該考慮如何為創造大師級人才作準備,而這一方面可以說是我們過去文科教育的不足之處。所以應該從中總結一些經驗教訓。尤其21世紀的文科教改,我覺得這應該作為一個重要的間題來處理。儘管將來培養出來的大師級人物絕對不會是多數,但這種人物的出現代表學術的發展,是文化發展的一種標誌、一種方向,所以應該重視這個問題。
閱讀更多 博雅人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