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盟在周代具有政治与礼仪的双重意义。如《周礼‧司盟》载“掌其盟约之载书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而贰之。”春秋时期晋国叔向也说：“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
会盟原应是古代的礼节之一，和朝聘类似，皆是天子之事。天子以“朝觐巡狩会同”之礼，作为与封建诸侯间的联系方式。
然而，西周时期的“巡狩会同”却不一定有盟。不过“巡狩会同”是西周时期政治上与四方方国结盟的基础，换言之，“巡狩会同”便有可能是春秋时期政治结盟之滥觞。
春秋诸侯会盟
春秋时期的会盟——“礼”是各国互信的基础
周天子运用会盟来统治诸侯，没有天子的命令，诸侯间是不可以随便会盟的。不过春秋时期常可见会盟二字一起出现，如《春秋》与《左传》中常用“会某人……盟于某地”的语法，可见会是盟的一部分，会之后通常有盟，会也可说是结盟之前的一种仪式。
正所谓“盟以信礼也。”既然会盟也是一种“礼”的表现，自然有其仪式和规矩。会盟的流程可分为约会、登坛、发言、歃血、载书、享宴与归饩、盟后朝聘。
会盟的进行步骤和仪式是十分复杂的，其礼节亦繁复且重要，一旦有所差错后果相当严重。如《左传》隐公七年即记载了不守会盟礼节的例子——陈五父不守会盟礼节，被认为会得到不好的下场，果然在隐公十年被蔡人所杀。可见，并不是只出席与盟就能约信、维持和平的，如果不遵守会盟的礼仪，仍旧无法达到彼此互信的目的。
《左传》
对于盟主、大国、霸主而言，必须本身尊“礼”才能使其他诸侯信服。如宁母会盟，郑文公派公子华对齐桓公表示，只要把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除去，郑国就愿意成为齐国的内臣，管仲则以为不可，结果管仲的意见让桓公得以更加确立霸主的地位。也就是说，即使贵为霸主，仍须以“礼”来取信于诸侯。管仲深刻了解礼在春秋时代的重要性，所以劝桓公“以礼服人”。
事实上，霸主不仅要以“礼”信服各诸侯，更要表现出对周天子的尊重。这种情况就显示出“礼”在春秋时代仍受到重视，“礼”依然是各国互信的基础。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剧照
从宋襄公的事迹也能发现春秋时代对“礼”的重视。宋襄公在春秋霸主中是相当特别的存在。《春秋》记载了两件宋襄公欲成霸主的事件，一是他和楚人战于泓水而败，另一是他被楚人所执。
此二事在《左传》与《公羊传》中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左传》借公子目夷之口批评宋襄公的自不量力，以及其不知变通的战术；《公羊传》则对楚执宋襄公之事加以批评，认为这是背信之举，而对于“泓水之战”，《公羊传》则赞扬宋襄公：“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所谓“成列而鼓，所以明其信也”，以此种看法来说，宋襄公相当守“信”而且有“德”。
《左传》与《公羊传》对此二事的看法不同，或许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时代观念。宋襄公的失败或许显示出其自不量力和愚昧，但不可否认的是，“信”与“礼”仍被视为是重要的原则。
《东周列国·春秋篇》宋襄公剧照
“信”是春秋霸主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之一
“信”在春秋时期仍是相当重要的道德，也是行事时的重要原则。由齐桓公、晋文公的例子，我们便可以知道“信”乃霸主称霸所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之一。如晋文公于“城濮之战”及“践土之盟”的贡献，就被称为“能以德攻”，可见“信”是霸主必须具备的道德。
如果不守“信”、无“德”、又不尊“礼”，是不可能成为霸主的。如秦穆公死时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此三人皆是秦国的栋梁，所以秦人哀之而赋黄鸟，因而君子曰：“不为盟主也宜哉！”另外一个例子，便是《左传》中的“楚子入飨于郑”。
所以说，“德”、“信”、“礼”是霸主应有的基本品德。换言之，春秋时期，霸主一定要有“德”、守“信”、尊“礼”。
《东周列国·春秋篇》秦穆公剧照
春秋时期，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已经有所变动，于是有霸主出现，代周天子维持天下秩序。原本属于天子的会盟权力落入到霸主手中，所以孔子曾批评“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天下变得无道，权力的中心转移，诸侯虽然握有会盟的权力，却也不能任意行事，“礼”的规范仍旧是要遵守的。正如《公羊传》所言：“古者不盟，结言而退。”远古三代无盟，是希望当代人守信重义，让人追慕远古遗风，不要以诈力为尚。
会盟中所表现的“礼”，除了是对周天子的尊重，盟国之间的互助也是“礼”的一部分。如诸侯会于澶渊，准备帮助宋国，给予其钱财，最后却食言。《春秋》记此事不载诸侯的名字以贬之，《左传》亦有“君子曰”：
“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
可见，会盟不单纯是参加会盟就可约信的，若是不遵守会盟的约定，仍旧无法达到彼此互信的目的。因此，尊“礼”且守“信”，才能使会盟更加稳固。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信”是社会群体生存的保障之一，运用会盟去缔结成一个群体，其所依赖为何？一为宗教，所以盟誓的特性是借助神力约束双方、取得信义；二为道德，皆以“信”为终结，因此盟誓自始至终都要以“信”为先，否则，盟誓没有保障。
盟誓其约束既来自外在，也生自内心，这就是“信”。它由准法律的誓约，逐渐转为一种道德规范，成为一种自觉的伦理行为。可想而知，如果与盟者没有诚信的自我约束，那么再多的盟誓也无济于事。
总而言之，可以确定的是，会盟在周代已具备了一套完整的礼节制度，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应时势的转变，在“礼”已经无法有效取得互信的共识和规范之后，春秋时人便以会盟这种犹尊“礼”的方式重新建立“信”，希望以此安定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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