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浩德
周作人喜欢说“苦”。鲁迅走了，消息传到北平，老母哭着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要靠你了。”长子离世，老母指望次子，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周作人却对母亲说：“我苦哉，我苦哉。”这是为人子该说的话吗?所以这句话永远被人诟病。
周作人还说过：“大家都生活在可怜的人间。”所以周作人老是说苦，他在八道湾的书斋叫“苦雨斋”，后来又改成“苦茶庵”。庵者，庙也，为什么？据说周作人出世时，他一位堂叔夜游归来，看见一位白发老僧转眼间没有了，接着周作人出世，因此老人们都认为周作人是白发老僧转世。周作人认为既然自己跟和尚有缘，所以他的书斋，变成了庵，这就是周作人书斋叫“苦茶庵”的由来。为此，周作人曾作诗一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終日听谈鬼，窗下终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夏日，友人登门，周作人递上一把日本纸扇，沏上一壶茶，微微轻风中品着苦茶，感叹世道变迁，叙谈这苦短人生。
后周作人又把苦茶庵改为苦住庵，即便苦，他也要在这里长久苦住下去，他认为世间没有耶和华的天国，也没有阿弥托佛的净土，他要在八道湾的里的苦住庵安静地住下去。
七七事变后，北平即将沦陷，名流文人纷纷南下。三弟周建人写信，要他南下。周作人按兵不动。郭沫若在报上发表文章，劝周作人赶快南下，周作人不买账。也有别的文人来信，劝说周作人南下，周作人一概不理，他要在北平“苦住”。
鲁瑞和朱安的生活费，鲁迅在世时每月给她们100元，鲁迅离世后，许广平遵循鲁迅遗嘱，每月仍给她们寄去100元生活费。但后来上海沦陷，许广平被日本宪兵抓去，坐牢76天，海婴由叔叔周建人照看，这时候许广平一家真是苦啊！老母无法只好去向周作人要钱，周作人每月给十几到二十的零用钱。后在老母的一再要求下，增加到每月50元，这大概就是周作人说的：“我苦哉。我苦哉。”
1938年2月，日本每日新闻社在北平饭店召开更生中日文化建设座谈会，周作人去了，和汉奸们坐在一条板凳上，但他并未说出什么出格的话。
1939年元旦上午9时，友人沈启无来访，这时突然闯进来一位刺客，先向周作人腹部开枪，子弹打中了毛衣纽扣，皮肉无损。接着刺客向友人沈启无开枪，沈启无被打伤，刺客再开枪，车夫老张被打死，周作人仅仅受了惊吓。
刺客是谁派来的？日本人干的？日本人不承认。国民党特务干的?他们也不承认。是燕京大学学生锄奸团干的？他们也不认账。
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迷。但一颗子弹未要周作人的命，他仅仅受了惊吓，但夺走了他的民族气节。这以后他当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走进了汉奸的行列。1943年2月，他又去了南京，当了伪政府委员，特批一级待遇，工资三级跳。
北平八道湾的住宅，用日文写着《羽太寓》，并加以翻修扩建。
周作人的好日子大约过了四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周作人被国民党宪兵抓押到南京，法院判了他14年徒刑。周作人进行了申诉，说他保护了北大图书馆的图书，还保护了六位地下工作者。周作人的申诉起了作用，14年徒刑改为10年，周作人坐了牢，坐牢的滋味肯定不好受。
1949年，南京解放了，周作人被放了出来，实际他只坐了三年半牢。
周作人回到北平，回到八道湾，他以劳改释放犯的身份蜷缩在乌龟壳里“苦住”。
没有人给他开工资，但活着总得吃饭。为了活着，为了吃饭，他又重操旧业，拿起了笔写文章卖钱。他写什么呢？写鲁迅，这是他的强项，这方面没有人能与他比。他写的第一本关于鲁迅的集子名曰《鲁迅的故家》，第二本集子叫《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三个集子叫《鲁迅的青年时代》。
他靠鲁迅吃饭。当年他与鲁迅分手的时候，表示永不再和鲁迅来往，断绝一切关系，现在却靠鲁迅吃饭。
他给周总理写了封长信，信的内容主要两方面：一是诉苦，说他当年由于拖家带眷，人口多，行动不便，所以未离开北平。二是表功，说他当年保护了革命先烈李大钊的子女。这封信周总理转给文化部的有关部门处理，这封信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周作人原来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200元稿费，后增加到400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周作人的“苦”真的来了。人民文学社每月给他预付的稿酬没有了。1966年8月红卫兵闯进了周作人的住所，抄家、批斗，这时八十岁的老人周作人像一条狗一样，被拉到院子里榆树下批斗、殴打，皮带、棍棒交加，最后是罚跪。他的儿子更苦，原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因为是汉奸的儿子，1957年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被打断了一条腿，疼昏了过去。
周作人白天被赶近厨房，晚上睡在潮湿的洗澡间。
1967年5月6日下午，邻居发现周作人倒在地下，邻居马上打电话给他儿媳，儿媳赶来，发现周作人身体已是冰凉的了。
周作人有一句话，叫寿则多辱，周作人活着印证了这句话。周作人在《死法》这篇文章里说，人的死有两种；一种死叫寿終正寝，他说大约人活到九十岁，死了，是喜丧，是寿终正寝。周作人死时，八十岁，看来不是寿终正寝。另一种叫死于非命。周作人看来是死于非命。
同一个母亲生了三个儿子，一块儿长大，一块儿读书，尤其是周作人和长兄鲁迅，一样在南京读书，一块儿出国留学，回国后又同是当教授，一块儿参加新文化运动。但鲁迅逝世时，上海有六千多人主动来为鲁迅送行，场面异常壮观。周建人逝世时，享受副国级待遇。周作人死了，却无人在身旁。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已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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