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的文化散文可以說開創了一個散文創作的新高度，也引領了一個時代。他的散文不侷限於自然風物，而是談論中國歷史、中國文人的命運乃至世界和人類共通的大命題、大格局。但近幾年沸沸揚揚的批餘風，也讓一代散文大師真真正正接受了一場“文化苦旅”。
不過在筆者看來，也正是這場批餘風，尤其是他在面對眾多公關壓力時所表現的態度，使我能夠更加辨證地看懂餘秋雨。
首先，有些人過高地評價餘秋雨，而又有些人過低地貶低餘秋雨。比如有些人批評氣勢之囂張，用語之惡毒，實乃詆譭餘秋雨，像朱大可的《抹著文化口紅遊蕩文壇》中的“某妓女的手袋裡有3件物品：口紅、安全套和《文化苦旅》”。而在我看來餘秋雨就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他用文筆氣流直下，氣勢如虹，激情四溢，文采斐然。
眾所周知，餘秋雨是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上海寫作學會會長。主要著作有 《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筆記》等。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臺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臺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
其文化散文以其學者的獨特視角，獨到的表現方式以及深沉思考得到了高度評價。
1、餘秋雨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典章經籍、山川風物、世俗人情予以諦視與觀照，既是深受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積澱文化傳統基因的大學教授，又是受西方文化思想碰撞、為當今改革大潮和商品經濟大潮所擁抱的現代人。他的文化苦旅其實就是餘秋雨既與歷史“撞擊”，又與現實“撞擊”，既欲走出歷史，又欲走出現實的思想“苦旅”。
2、餘秋雨散文對當代散文的超越，不僅表現在思想文化境界上，還表現在強烈的主體意識方面。餘秋雨的散文之所以有很強的藝術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作家把自己鮮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筆端，而這個具體的文化生命由深厚而沉重的現實歷史積澱而成的。餘秋雨的散文對俗常生活乃至社會政治層面的東西已無所關注，而是從更高層次上對現實歷史進行極其深切的眷顧，其中的歡愉、憂患、欣慰、苦惱都與歷史、現實和未來緊密契合，與當前處境中的高尚與卑微、深刻與虛浮息息相關， 從而把當代散文推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3、餘秋雨立於民族、國邦角度，把祖國山水、民族情感、華夏文化三者交融渾然一體。我們會看到隱含著更深層次的文化意義，那就是華夏文化的精神與內核——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他站在人類歷史上的高闊視角來看待文化，文化成了歷史的積澱，文化和歷史已經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歷史在他那裡與文化相結合，便沒有了冷漠和嚴峻，歷史的生氣驅除了“文化苦旅”的單調和乾枯，呈現給我們的則是活潑與灑脫，或許這也是“文化苦旅”津津有味的原因之一吧。
4、餘秋雨走出了書齋，走出了都市繁華，一路探尋著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蘇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鮮活血脈。面對自然山水、風物，面對一堆堆文化的斷壁殘垣，餘秋雨發出了蒼涼的人生浩嘆。餘秋雨是那種樂意把筆浸潤在歷史滄桑中，眼睛卻時時關注著今天，也眺望著明天的文人，經歷著山一程、水一程的坎坷，領納著風一更雪一更的寒冷，這裡邊怎麼沒有滄桑？一座破舊班駁的牌坊，一座硃紅剝落的廟宇的殘垣斷壁，一條海岸邊被風霜侵蝕的廢船，那是歲月無聲卻殘酷的鐵蹄，人類所無法承受的無奈。在這裡，滄桑成了一種人文景觀，該需要多麼高品位的審美心境呀。
不過，餘秋雨雖然是大家，但是不能目空一切，而要像沈從文、錢鍾書那樣虛心求教，聞過則喜。
餘秋雨的散文洋洋灑灑、才氣縱橫，百萬銷量的餘氏散文在不少人眼中就成了歷史讀本。但文史專家和愛好者卻一直以為余文中有頗多硬傷，對其文史硬傷的批判在各媒體和各種出版物中都時常可見，但都被餘秋雨以不接受、不合作、不理睬的態度否定，餘秋雨甚至用一句“中華民族的悲哀”反擊某青年對他的批評。為了維護被人為捧抬起來的聲價和尊嚴，他對自己散文中存在的知識差錯和來自讀者的一切批評，從來就是熟視無睹，全盤否定。實在擋不住了，就以推委來搪塞，甚至用謊言來欺騙蒙人。其結果就使原來許多真誠的關心、愛護、支持和讚揚過他的讀者，逐漸失去了對他的信任和好感，甚至厭惡有加，批評不斷。有讀者稱，只有眾星捧月他才笑逐顏開，一有批評就怨天怨地，惟獨不怨自己。上海學者金文明在餘秋雨的著作中挑出126處錯誤，並且出版了《石破天驚逗秋雨》一書，指出之所以逗秋雨，就是餘秋雨拒絕批評，否認其作品有任何差錯的態度。
誠然，餘秋雨是有才能和成就的，但他經不起名氣的考驗，逐漸變得目空一切，屢出錯誤，而且死無認帳，因此屢遭非議。餘秋雨應該有大家風度，聞過則喜，別聽不得別人的半個“不”字，更不必暴跳如雷讓一文半字耽誤了“文化苦旅”。餘秋雨應該仔細面對以下幾點：
一是“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如此，學術才能進步，文壇才能繁榮。卞毓方學識宏富，思維縝密，文才斐然。他把別人給他指錯的信全部收起來。卞先生說：“一般表揚信我都扔了，凡是給我指錯的我都保留，這有紀念價值。”前蘇聯文壇祭酒高爾基主動要求徵求讀者意見，對已出版的長篇小說《阿爾達莫諾夫加的事業》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岳飛之孫岳珂當著眾多賓客的面指出辛棄疾的詞有“掉書袋”的毛病，辛棄疾聽罷大喜，當面表示讚許。一位名吳宗海的師專教師向錢鍾書的《宋詩選注》提出幾點“獻疑”，錢欣然作答：“拙著若蒙再版，當酬採。”毛澤東《七律長征》發表時，有一自注為：“浪拍該水拍”。這是以為不相識的朋友——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園貞建議不要一篇詩文內有兩個浪字。《沁園春雪》中的“原馳蠟象”原作“原馳臘象”，毛澤東當面接受了臧克家改“臘”為“蠟”的意思，請其在《詩刊》發表時更正，可見毛澤東當時雖為黨和國家領袖，但在文字創作上仍可稱虛懷若谷。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會有差錯，別人指出來就虛心接受，錯了就改正，掖著藏著反而喪失了胸襟大氣。也許，相比王蒙等作家，餘秋雨對待批評的態度或許使人失望。
二是出錯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對待錯誤的態度。很多大學問家像陳寅恪、錢鍾書，他們的書都出過錯，但他們會謙虛地接受別人提出的質疑和意見。比如，華東師範大學的教師劉永曾發現錢鍾書作品中的錯誤，並向其指出，結果他們成了忘年交。著名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一次她在廚房做飯，丈夫在看報時突然大聲說：“素音啊，不好了，報上又有罵你的文章了。” 韓素音聞之，喜不自禁地說：“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趕快讓我看看。”聞過則喜，善自為非，這才是大文人、大學者的風度呢。然而作為堂而皇之地接受“歷史熟悉的就像自家傢俱”這樣吹捧的歷史散文名家，就不該在自己的作品中出現更多的文史硬傷。
三是餘秋雨在面對眾多批評者表露的是傲氣，缺乏一個知名學者和公眾人物所應有的靜氣和大氣。餘秋雨曾經說：“讀者花錢買我的書，就買到了罵我的權利。”可是以往那個虛懷若谷、溫文爾雅的餘秋雨到那裡去了？魯迅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批評梅蘭芳：“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和林妹妹，倒不如看一個漂亮的村姑。”“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自己不配看。”面對這樣的批評和指責，梅先生表現出了驚人的沉默。他並沒有魯迅先生的批評而偃旗息鼓，更沒有為此有損舞臺形象。
瑕不掩瑜，無論是餘秋雨早年的純理論文章還是學術專著，很少有一位學者將理論闡釋得如此清晰流暢，瀟灑自如。因此，犯不上因為別人的糾錯就暴跳如雷。
四是對於作家來講，短處被揭之後，大可不必火冒三丈，理屈詞窮的辯解更是不智之舉。有一則寓言是這樣的：一個女人要把鏡子藏起來，不，要把鏡子砸掉，總之，她確實不喜歡鏡子，她怕在鏡子中找到自己。難道餘秋雨真的像寓言中的女人一樣怕在“鏡子”中找到自己嗎？餘秋雨在回應金文明“致仕”一詞時強辯到“是在用現代漢語寫現代散文，因此必須服從現代規則”。但像“致仕”這樣在現代社會中已經不常用的詞，當然應該以古時的用法為準。如果任何人都對史料按照自己的一時需要進行解釋，才是中華文化的不幸”。如果作家能夠主動將自己的失誤以附錄或者單行本的形式列出，甚至將“硬傷”所涉及的典故和文獻加以解釋，即擴充了自己的知識儲備，又顯示了虛懷若谷的風度，還普及了文化知識，這對作者和讀者都應該是雙贏互惠的事情。
五是讀者有權要求讀到高質量，最起碼是沒有過多“硬傷”的讀物。讀者本來希望能夠通過閱讀歷史散文提高對歷史的瞭解和自身文化素養，但卻在對作家的信任之下把“硬傷”當成史實。一名中學老師買了一本《餘秋雨散文賞析》給學生上課，當說到“葉昌熾”時，有學生拿著《文化苦旅》對老師加以“駁正”，老師只好尷尬地回答：“當然以餘先生的原作為準。”當讀者把“葉熾昌”改為“葉昌熾”時，餘先生硬說是排版錯誤。如果餘先生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也就罷了但這繼續貽害著無以數計的秋雨迷們。而且餘先生的散文流傳甚廣，往往一經出版即成暢銷，僅《文化苦旅》一書從1992年至2001年間就出版印行了47萬冊之多，所以所這樣多的之暇，絕非多管閒事，庸人自擾。
六是餘秋雨要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他曾在《我到底可以怎麼辦》一文中控訴： “我是中國文化界被批判得最厲害的一個人。”“現在永遠仍在批判中過日子。”問題是，如果能有錯就改，而不是遮遮掩掩，撒謊不認錯，也不至於招致“批判”的吧。上世紀50年代，郭沫若受命帶頭攻擊胡適，思想界、藝術界、文學界紛紛上陣。對這種無理批判，胡適很理性地以學者求知的態度對待。唐德剛教授回憶胡適時說：“對批評他的幾百萬字，先生一篇篇都看了”，“胡適未寫過隻字反駁，但也未放過一字未看”。當年嚴秀參與出版批胡適的書籍，但批胡適的8大卷文集都未通讀過，洋洋幾百萬字，只有被批的胡適讀完了。
我的母親慣常裡就愛翻箱倒櫃，真不知道她在尋找什麼“寶貝”？2012年10月28日那天，她突然跟我說，翻出我以前的幾篇文章，問我還有沒有用？沒用，就和舊報紙一起買掉。我一聽說，我以前寫的東西就“撲”了過去，因為，十幾年前寫的東西都丟失怠盡，而人一過四十以後又特別懷舊。我迫不及待地翻著那堆稍微有點泛黃的稿件。“哎，我還真寫過這篇文章”。母親探過頭來，看到的就是這篇《正視餘秋雨》的論文，署名是清華新聞與傳播學院03級研修班李放。“怎麼你自己寫的文章都不記得了？”“是呀，前些日子我們同學聚會，還有個女同學提到過我寫的這篇文章，但我自己都記不得了。但我跟餘秋雨好像還真得有緣，總是不經意間重新發現他。”母親聽到這也會心地笑了。
今年小升初，我的侄子被北京四中錄取，家裡人為其熱烈慶祝，侄子是小機靈鬼，在我出門應酬的當兒，從我的書架上抽出了四十多本書，並且還裝箱打包了。我一回來，小傢伙就大大方方告訴我：“大大，我們老師讓我們讀八十種課外書，我在你書房裡居然找到了四十多種，你先借我看，我都給你登記上了，看完一定還你。”這時父親在一旁“打岔”：“你大大的書任何人都借不走，只有你個小兔崽子面子大。”我無語了，我一向信奉“書與老婆概不外借”原則，但對自己的侄子確實無計可施。其實，我寧願小傢伙看上什麼書，我給他買都行，就是不願他從我書房裡拿走書，一方面我寫東西可能會用得著，另一方面有些書真的是我的至愛，即使近期沒有重讀的計劃，也得隨時看得到，這多少有一點皇帝對待其愛妃愛嬪的感覺。
小傢伙把那些書拿走了以後，我就總惦記著去看看“她們”。上個週末，弟弟和弟妹都出差，父母進城去照看孫子，我也就跟了過去，看看那些有陣子不見的“愛妃愛嬪”們。結果發現小傢伙也太“貪得無厭”了，把我好幾個版本的《瓦爾登湖》和《文化苦旅》都拿來擺在自己的書架上，我一看就“急了”：“這些書都是重的，留一本就行了，其餘的讓大大拿回去吧。”幸虧小傢伙還不懂版本學的意義，就沒提出什麼反對意見。我翻開一本知識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的《文化苦旅》，居然驚喜地發現上邊有餘秋雨的簽名，字寫得灑脫、大氣，佔據了整個扉頁。我有好幾個版本的《文化苦旅》這事我敢肯定，但我居然還有簽名本，這事我真的忘了。
為了怕真的忘得太多，也怕把《正視餘秋雨》稿件再被弄丟，我趕緊把稿件錄入。邊錄入我邊發現這其實是一篇殘稿，本來是寫三個部分，但只剩下兩個部分了，而且第二部分六個篇章只剩下四個，並且有些段落也不像我的行文風格，但又找不到出處，畢竟是十年前的舊稿，而且我對餘秋雨也沒有什麼最新研究“成果”，所以也無法把殘稿補齊。但我感覺我同餘秋雨似乎隱隱中有些緣分，所以我還是把他寫入我的書中。而且在我書房中主要書架的醒目地方一直都放有餘秋雨的幾本經典著作，就是為了翻起來方便。說心裡話，餘秋雨的文章還是挺可讀的，我一向認為他既不像某些人說得那樣一文不值，也不像某些人說得那樣高不可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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