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3年多的“脫歐”進程總算走到了終點，2020年1月31日23：00（英國時間，北京時間2月1日上午7：00），英國將正式退出歐盟，結束長達47年的歐盟（前歐共體）成員國身份。
自英國的“脫歐派”在2016年6月的“脫歐”公投中以微弱多數勝出以來，英國“脫歐”一再延宕，自2016年至今換了三任首相；兩次提前大選；政府與歐盟艱難談判、最終達成的“脫歐”協議屢次被議會否決；現任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引發的“議會休會風波”險些將英女王扯進旋渦，以致有分析將之視作英國的“憲政危機”。
在折騰了3年多之後，保守黨總算在去年12月的提前大選中以較大優勢拿下議會下院半數以上的議席，這才得以推動議會通過了約翰遜的“脫歐”議案。1月23日，經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簽署批准後，該議案成為法律，為英國於1月31日有協議“脫歐”鋪平了道路。
英國議會被稱作“議會之母”，其自17世紀逐漸發展成熟的代議制政治體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被其他國家奉為典範。而這昔日的榮光，在這3年多里，似乎已黯然褪色。有媒體評論英國的亂象稱“就像個幼兒園”，質疑英國政治家的所作所為“難道是歐洲民主大國應有的本色？”直言譏諷“倫敦已經成為一個笑話”。
在“脫歐”的終點回望，“脫歐”亂象反映出當下的英國政治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於去年底採訪了著名英國史專家、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錢乘旦。
錢乘旦教授在採訪中提醒讀者，看待英國政治制度時要換一種思維方式，如果要理解英國“脫歐”，必須將其放到英國的傳統、歷史和英國人的性格之中去分析。
對於去年的英國“脫歐”僵局和議會中的混亂，錢乘旦指出，在英國的歷史上，確實有過幾次政黨內部分裂、意見不統一的情況，然後就出現類似於2019年的亂局。“這幾次都是因為某一個政黨特別是執政黨內部出現分歧、分裂，執政黨就控制不到多數。但是這次出現的情況特別亂，以前還沒有亂到這樣的程度，這次幾乎就是已經進了死結了。”
代議制的悖論：理論和實際不吻合
澎湃新聞：有一些英國學者指出，“脫歐”進程中暴露出了英國不成文憲法的一些弊端，“脫歐”公投的做法和英國“議會主權”的原則存在衝突。全民公投本身的適用性，在英國不成文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有沒有規定或者共識？
錢乘旦：首先，英國的不成文的憲法，是指不存在用文字寫出來的一本小冊子或者是一本書作為國家的“憲法”（constitution），但不是說它沒有憲法、沒有憲政。其實“憲政”的概念是從英國開始的，英國從來都有“constitution”這個概念。英國沒有寫成文字的這樣的東西，但不意味著它沒有“constitution”。
英國不成文憲法基本上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歷史上形成的一些習慣，這是最主要的。在過去的歷史上，無論是什麼時候，比如500年前或者10年以前——出現過什麼樣的情況、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怎麼處理、解決的等等，形成了一個一個的習慣，後面的人可以去引用。
第二，歷史上出現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文獻，最早的就是1215年的《大憲章》。這些在很長的歷史時間中一個一個出現的文件和法律，儘管有文字，但並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樣寫在一個小冊子裡面。
第三，歷史上形成的一系列案例，法院、司法（體系）也在英國曆史上存在了很長時間，這些案例為後來的人提供了很多具體的（先例參考），知道碰到類似的事應該如何解決。
這種“constitution”和其他多數國家情況都不同,多數國家都有用文字寫出來的一部憲法，英國的表達形式非常“奇怪”，其他國家的人很不能理解，但英國人認為這就是他們的憲法。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制度。
公投其實不是英國創造發明的，其他國家比英國要早，比如法國。英國第一次公投之後（編注：據英國議會官網的信息，英國首次全國範圍的公投是1975年決定英國是否留在歐共體[即歐盟的前身]，結果為“留歐”），按照不成文憲法，公投就可以成為制度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公投是合法的。
接下來是所謂的“議會主權”問題。這些學者的理解、至少是表達方式不完整。
英國的主權，至少在20世紀民主制度完全確立之後，主權所在仍然是“人民”。但在人民通過選舉選出代表、代表進入議會後，人民的作用就到此為止了，這就是所謂的“人民授權”；授權後人民就不再發揮作用，要等下一次選舉了。因此比較正確的表達應該是，議會代表人民行使主權，而不是說主權在議會。從理論上說，雖然權力是在人民的，但是人民把權力授於議會，議會代表人民來行使主權，這就是所謂的“代議制”。
澎湃新聞：所以說公投現在對英國人來說，在他們的政治制度中意味著什麼？曾經有人提出要“二次公投”，但也有人不想再次公投。
錢乘旦：理論上說主權是人民的，現在讓全體人民來決定這件事，當然就更加正確了。可是問題就出在代議制制度。我們一般說的歐美髮達國家的民主制度，其實只是代議制（representative system）。
代議制是由議會代表人民行使權力。但代議制事實上已經把人民的主權轉移掉了，人民通過選舉選出一批人來管理國家，在英國（包括北愛爾蘭）下議院的議席一共是650個左右，英國是由這600多個人來進行統治的，這是個小集團，不是“人民”。問題就出在這裡：這不是多數人的統治，是少數人的統治。
澎湃新聞：所以出現“二次公投”也是不太可能，因為大家已經知道公投這件事情實際上是有一些危險的？
錢乘旦：我們回到原點去，當時卡梅倫政府堅持要用公投這樣一種方式決定“脫歐”與否的問題。從原則上看這是再正確不過了，但是原則、理論一放到實踐當中去馬上就變了。
假設當時不是用公投的方式，而是用議會表決的方式，那結果一定是不“脫歐”，因為當時多數議員反對“脫歐”。由議會決定“脫歐”與否，以英國的不成文憲法進行判斷，當然正確，因為議會是受到人民授權的。但從理論上說公投似乎更正確，因為那是人民直接行使主權。卡梅倫的問題就出在這裡，他認為公投比議會表決更具有權威性，“人民”做出了選擇，那是最高的選擇。卡梅倫被“民主”的理論欺騙了，他沒弄明白，“代議制”其實不是人民的統治，而是少數議會精英的統治。
客觀地說，卡梅倫作為一個政治家是沒有遠見的。他沒有想到“人民”中的許多人對“脫歐”與否其實無所謂，或完全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他們支持“脫歐”是因為他們反對卡梅倫——他們投的是卡梅倫的反對票，而不是英國的“脫歐”票。
全民公決的做法從理論上說非常正確，因為它是由全體人民來做決定；但是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民主的理論和它的執行方式是相互背離的，這就是代議制的悖論：理論和實際不吻合。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它是無法解決的。
至於“二次公投”，它在司法方面、制度方面沒有任何障礙，因為沒有成文憲法。但是“二次公投”殺傷力很大，這又得回到主權的問題：理論上說人民是最高的主權，而上一次公投已經做了決定了。最高的主權已經做了決定了，有什麼力量能夠推翻最高主權的決定？
假設舉行第二次公投，結果是不“脫歐”，似乎解決了現在的問題，可是這為以後留下了無窮無盡的隱患。這就類似足球比賽，輸掉的一方要求重踢，重賽的負者再要求重踢，無窮無盡。這對制度造成的傷害是無可修復的，這就涉及憲法主權問題了，主權好像沒有了，變成了遊戲。
弊端暴露：不能說給老百姓聽的話
澎湃新聞：去年8月底，首相約翰遜提出休會5周，女王也按慣例批准了，但是休會又被最高法院判為違法。這件事情引發了很大的爭議，有很多人批評約翰遜，說他的做法違憲。那麼約翰遜的休會舉動，是否對英國不成文憲法和政治默契構成了一種衝擊？
錢乘旦：根據英國不成文的“constitution”，只要在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以後的人都是可以去沿用的。可是如果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某種情況，無非是兩種情況：因為過去沒有發生過，所以現在就不做；或是儘管沒有發生過，但是現在做，就產生了所謂的先例。所以約翰遜的做法不能說違憲，因為沒有成文憲法。
至於最高法院判約翰遜違法一事，英國的最高法院是從美國學來的，美國有最高法院，有解釋憲法的權力；英國以前沒有這樣的機制，以前最高的司法權是在議會的上議院。（編注：英國最高法院於2009年成立。）按照以前的機制，不會出現所謂“最高法院出面說這是違法”的情況。英國把自己的制度變了一下，馬上就碰到了具體問題，把事情弄得更復雜了，以前沒有想到。
澎湃新聞：有人說女王在這一問題上比較尷尬，因為按照英國的慣例，君主已經幾百年沒有使用否決權了，伊麗莎白二世也沒有否決約翰遜休會的請求，但是休會最後又被判了違法。
錢乘旦：是這樣的。如果從英國的不成文制度去看，君主是有否決權的，但是他（她）從1707年以後就從來沒有行使過，（編注：1707年，安妮女王否決了《蘇格蘭民兵法》。一說為1708年。）這也就成了一個慣例：國王（女王）有這樣的權利，但是他（她）不行使，而慣例就是法。
因此女王確實很為難，從理論上說可以行使（否決權），因為歷史上君主行使過這樣的權力；但是她也可以不行使，因為歷史上很長時間不行使。所以無論女王怎麼做都是對的，因為在歷史上都有慣例。
澎湃新聞：也有一些英國人說英國需要一部成文憲法，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呢？還是說英國的制度其實並不能兼容一部成文憲法？
錢乘旦：這些學者是非常理想主義的，或者說只是沉浸在幻想當中。要英國人制定一部成文憲法，不是說在未來永遠不可能，但那個未來也不知道有多少年。現在制定成文的憲法，就如同很早就有人說要廢除君主那樣，並不現實。
澎湃新聞：在“脫歐”進程中，不管是特雷莎·梅還是鮑里斯·約翰遜擔任首相，在議會中都遇到了很多困難。我們看到下議院總是在投票，而且不僅僅對是否同意“脫歐”進行投票，而且還有很多我們看來很費解的投票，比如說“投票決定要不要繼續投票”“投票是否要‘奪取議程’”。為什麼“脫歐”在下議院出現了這麼多的困難和冗長的反覆？這是不是英國的政治制度，包括議會制度或是政黨制度的問題導致的？
錢乘旦：這個問題說起來非常複雜，涉及到整個議會功能行使的問題，有程序和很多技術性的問題。英國的議會已經存在七八百年的時間了，所以形成了很多習慣性的做法。
關於技術性的問題，比如說政府想要通過某一個方案，需要由議會來同意，議會表決通過後這個法案就變成法律了。但是在表決之前，從理論上說下議院的任何議員都可以拿一個議案（bill）出來阻擋表決。比如，政府說它有一個議案要讓議會討論，希望議會能通過。反對的人——因為現在是政黨政治，一般都是由一個反對黨出面，授意該黨的某一個人拿出一個方案來。這個方案跟政府議案裡面的內容可以不直接相關，它只是說，我們先需要討論一下是不是有必要討論政府的議案？如果表決的結果是不需要討論，那麼政府的議案就被取消了——不是被否決，而是不討論，政府的企圖就被挫敗了。當然也還有對抗的辦法，比如對不討論進行限制，讓它在某種條件下有可能進行討論，等等。提議案的過程中也是有大量辯論的。
澎湃新聞：您在我國學術界首先明確指出，英國政治制度有著妥協、漸進、默契、習慣等特點。這些特點以前曾表現出其優勢，但是在“脫歐”過程中，英國的政治傳統是否有一些弊端也暴露出來了？
錢乘旦：肯定是暴露了。比如說所謂的全民公決，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用的，這不是兒戲。在理論上人民是主權，這是民主原則，但現實中只是幾百個人在控制這個國家，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精英（政治）。這個情況，英國多數政客是懂的，但是不能實話實說，不能說給老百姓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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