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的小說《故鄉》開篇簡潔有力、舉重若輕：

我冒著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這種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感，加上嚴寒天氣，三位一體地賦予了小說一種沉甸甸的厚重感，這樣的開頭高屋建瓴，猶如一石擊破水中天，使接下來的敘說籠罩在這樣悲涼的氛圍之中，在看似平鋪直敘的描寫中卻有著跌宕起伏的力道。

對照當下城鄉二元對立的語境下風行一時的返鄉類的非虛構寫作，魯迅的這篇小說無疑是這類作品的一個至高的標杆。與這類針腳綿密的非虛構寫作不同的是，魯迅的《故鄉》採用一種藝高人膽大的以虛寫實的春秋筆法，就像國畫中的大寫意作品，其視野的恢弘、視角的獨特、視線的聚焦顯然更具有一種極致純粹的高超敘事技巧，刪繁就簡的要言不煩中將那種時代風雲變幻不寫之寫地深度詮釋出來，並進而聚焦於以閏土、楊二嫂命運變化的巨大落差為重點，進一步昇華了整個小說的主旨。

回不去的故鄉：回眸中的悲哀宿命

飄零在外的魯迅對故鄉紹興有著一種很深的隔閡感。

家道中落之後遭遇的族人的冷落與白眼，對他內心造成的傷害是顯而易見的，他在1919年初給摯友許壽裳的信中寫道：

僕年來仍事嬉遊，一無善狀，但思想似稍有變遷。明年，在紹之屋為族人所迫，必須賣去，便擬挈眷居於北京，不復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來與紹興之感情亦日惡，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

而《故鄉》這篇小說寫於1921年，正是基於1919年底回故鄉處理賣去祖屋搬離故鄉這段經歷演繹而成。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魯迅對故鄉那種愛恨交加的情緒，這種人之常情的心態是這部小說的個人情感上的基調，但魯迅先生並沒有沉湎於這樣的個人情感的沼澤地中自怨自艾，而是以一種更為寬宏和悲憫的眼光凝視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以及這片土地上的故人們被時光消磨掉的記憶中的純真和美好。並在這樣的物是人非的現實面前展示出一種更為深沉內斂的大愛之情，從而超越了個人情感上的好惡這樣的小我情懷。

這部小說為當時農村的小人物畫下了一個精彩的素描像。

比如閏土。

這個曾經活潑而單純的月光少年，在生活的重壓下活成了木訥而混濁的悲苦中年。

時至今日，閏土這一善良而又懦弱的農民形象，還經常被人們聊以自況，每每有人感嘆活著活著便將自己活成了閏土，在這樣的戲謔感嘆中似乎感同身受著生活對一個人的磨礪是如此的殊途同歸。

而今讀《故鄉》時，少了年少時浮光掠影式的獵奇和走馬觀花式的感悟，不再執迷於那些月光下刺猹的場景，而總不免在近乎白描式勾勒出的人物命運中觀照自身的命運和審視時代的宿命。五行缺土的閏土，而他的第五個孩子取名水生是否寓意著五行缺水？這缺土缺水是否寓意著一代代人身不由己的輪迴宿命？水生和宏兒之間是否又意味著下一輩之間的命運的再一次巡迴上演？

又如楊二嫂。

這個曾經的豆腐西施，生命嘆息時間偷走了羞澀和美好，而今的伶牙俐齒帶著一種尖酸刻薄的鋒芒寒意，這其實又何嘗不是另一種鋒利的真實。

似乎在刻意躲避著這樣的一種宿命的侵擾。沒有人願意在這個悲哀的小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卑微汙濁的一面，人性之中總會有一種趨利避害的選擇，而對這樣一個小人物命運的嘲諷和指責似乎意味著天然正義，即使活成了楊二嫂也不會誠實地面對這樣的自己。

其實這樣正反兩面形象的小人物，在生活中從來就不曾缺席。

在《故鄉》這篇小說中，魯迅通過對當時社會現實和個人際遇的一種寫實性的描述，內斂於心的批判和悲憫之情顯得如此深沉而濃郁，批判的是社會現實，悲憫的是個人命運。

而就小說中的“我”而言，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正式遠離故土，從此故鄉在“我”的生命裡就此成為一個空洞的名詞。在離別之前這段短暫的時光中，因為永不再見的再見，更凸顯出各色人等人性之中的方方面面，而在這樣物是人的非背後，那些小人物的悲哀宿命成了那個雞零狗碎時代鐵證如山的證詞。

到不了的遠方：前瞻中的依稀希望

戀殺青山不去，青山未必留人。

對每一個奮鬥在他鄉的遊子來說，故鄉都是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懷。

但在冰涼而冷漠的現實面前，這種情感上的牽絆從某種意義上說更是賦予了一種前行的無畏勇氣和強大動力。

魯迅這次作別故鄉，成了他心中永遠的隱痛。而在他此後的漂泊的歲月中，故鄉的一草一木總是經常浮現在他的眼前，但這種午夜夢迴時的愁緒只能是一種不願言說的痛。

在當時的那樣的現實面前，他鄉與故鄉並無二致，這是那個時代的鮮明的胎記。

在這部《故鄉》的小說中，“我”堅定告別故鄉時的踉蹌的身影，在毫不留戀的揮手作別中卻又湧上一層揮之不去的悲哀，成了那個時代個人命運的最真實的寫照：

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

孤獨感和流離感裹挾下的遠離故土，其實隱含著一種到不了的遠方的悲哀。在這樣的讓人窒息的現實面前，那種悲涼的心態成為餘生難以排遣的憤懣和痛楚。而在最後一段描寫告別故鄉的段落中，魯迅先生一遍遍地描繪著這種時代籠罩下的個人無力感，並借閏土要燭臺和香爐這樣一個情節，再次隱晦地點明瞭對希望那種矢志不渝的追求，而這樣的追求是支撐著改變每一個個體命運乃至家國命運的內生動力，每一個人都有著這樣的追求，最終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涓涓細流一定會匯聚成磅礴的力量，讓下一代實現命運的反轉，走上一條與我們這一代截然不同的命運之路：

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魯迅內心深處那種炙熱的大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種超越一般寫實意義上的批判力量，在尖銳辛辣的批判的背後總是有股逆天改命的氣魄。他就像那些偉大的劃時代的作家一樣，對時代具有卓絕而敏銳的洞察力，但他同時又有著根植於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家國情懷，這使得先生不僅是民族的良心，更是民族的脊樑和靈魂。

在魯迅先生的人生棋局中，絕沒有那種繳械投降式的投子認負。

所以，在這次遠離故鄉奔赴未卜的前途之中，儘管心中的悲涼情緒始終揮之不去，但依舊恍惚“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並由此發出這樣的感想：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這條希望之路，飽含著先生始終不願放棄的追尋精神，也是《故鄉》這篇小說核心要義之所在。

一部偉大的小說總會有超越時代永不過時的氣質，《故鄉》即是如此。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民不聊生的凋零現狀鑄就了這部小說的敘事基調，但在這樣的基調之上又有著洞幽燭微的人性觀照，從而使這部小說具有一種常讀常新的永恆魅力。而小說中的“故鄉”已經成為一種帶有抽象意義的隱喻，抽離了時間與空間、理智與情感這樣二元對立的限制，在歸去來兮之間，是空空蕩蕩，又嗡嗡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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