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可謂是一個爭議眾多的王朝，作為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朱元璋、朱棣時期可謂是恢復了漢民族的剛武雄健的民族風骨，朱元璋下詔先後八次北伐，更是以藍玉攻滅北元，朱棣則遷都北京，五次御駕親征，一句“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也讓他圈粉無數，而清官海瑞，救世宰相張居正，挽大廈於將傾的于謙，抗倭英雄戚繼光等等更是在歷史上書寫了屬於自己光輝篇章，而正如鏡子的雙面，有白的地方自然有黑，大明王朝也有著一如王振、魏忠賢等宦官擅權，嚴嵩等權臣禍政，東林黨誤國。但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些人又絕非是非黑即白的，而奸佞之臣徐有貞便是其中的獨特存在。
徐有貞的奸佞之處，在於他在與石亨、曹吉祥等人發動奪門之變後，以如同秦檜構陷岳飛一般以“莫須有”的罪名為挽救大明危亡的于謙構陷了一頂謀反的大帽子，而明英宗朱祁鎮則遇事不明，雖有“謙有大功”之言，卻依舊選擇將其誅殺，而也正是這樣，徐有貞的奸佞之名可謂是無可辯駁，但是令我們詫異的卻是，他曾經卻提出來一策，拯救了黃河沿岸的數百萬黎民百姓。
徐有貞，出生於明永樂年間，從小更是愛好廣泛，並不像許多讀書人一般讀死書，而是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無所不究。師從胡儼，又有才華，而27歲他更是登第進士，顯然他有著光明的前途，而飽學典籍的他，雖為文官卻在1442年，嚮明英宗直陳《武功集》，奏疏中直陳，當建立軍事考核制度，精選兵卒，增強邊防，但是《明史》中是如此記載這次奏疏的結果的“帝善之而不能用”。
而當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鼓譟之下，明英宗朱祁鎮本人更是幻想著重振先輩雄風，立不世之功，遂不顧群臣勸阻，率20萬大軍御駕親征。一場土木堡之變，20多萬大軍精銳盡失，明英宗本人也被俘，而北京危在旦夕。
徐有貞主張南遷逃跑，但如果逃跑，必定會一如當年靖康之恥一般，北方之地盡失，此時的兵部侍郎于謙站出來，擁立郕王朱祁鈺為帝，也正是這一舉措徹底的打亂了瓦剌也先的構想，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也讓大明王朝轉危為安。景泰帝上位之後，自然十分倚重於謙，至於主張逃跑的徐有貞，自然不得重用，最後更是落得一個外放的結局。而也正是在外放期間，他卻為黃河兩岸的百姓帶來了福祉。
當在南宋時期，經濟重心南移完成，而朱棣在定都北京之後，為了能夠實現漕糧的北運，也曾經數次疏浚河道，儘管江南河、邗溝等地都可以暢通無阻，但是黃河與運河交匯的河段卻時常因為黃河的緣故，決堤而淤塞，這也成為南糧北運的問題所在。此時外放任職為右僉都御史的他，前往山東治河。
與以往的治理不同，他結合了自己的實地考察以及專業的經驗，提出“分水勢，尋水源”，這便是《言沙灣治河三策疏》，也正是此策成為了數百年間治理黃河的範本。而經過苦心孤詣，以疏浚，填塞並舉，徐有貞成功的解決了運河阻塞、黃河氾濫的禍患，也正是通過他的治理此後近百年，黃河都沒有氾濫，位於黃泛區的數百萬民眾也免遭禍患。
而在治河上的豐功偉績，與石亨等人聯合構陷於謙的罪惡卻讓人看到了這樣一位充斥著矛盾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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