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理解的所谓“小诗的影响来自东方”的意思，一方面是指小诗中蕴含的由泰戈尔与俳句作为中介的中国传统诗学传统质素；另一方面，在当时中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下和反传统的强大氛围里，从小诗里体现的“东方”质素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现代性特征换句话说，小诗所反映的内容意义和体现的诗学观念并不是向传统的简单回归。
小诗意境
小诗流行时期诗界的主流理论是胡适提出的“诗的经验主义”。朱自清说：“它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胡适说：“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北京一位新诗人说‘棒子面一根一根往嘴里送’；上海一位诗学大家说‘昨日蚕一眠，今日蚕二眠，明日蚕三眠，蚕眠人不眠！’吃面养蚕何尝不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但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连吃面养蚕都不配说何况做诗？”“诗的经验主义”是胡适所崇尚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在诗学中的“实验”。
诗的经验主义
从东西两大哲学背景看，实验主义哲学体现了作为西方自然哲学的传统，即注重实体模型方法和形式演绎方法等为前提的近代精密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思想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体现了西方文化注重对自然本身的关注和对真理的求索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代科学的精神。
诗词文化
沈雁冰当时的文学理念与胡适的“诗的经验主义”相似，注重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所强调的“科学的精确性”。他认为：中国旧派的作家没有经过西方近代科学的洗礼，所以他们不注重精密的观察和客观的描写单凭自己的“想象力”和只凭“一点直觉”；而“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但是“诗的经验主义”在强调诗的“科学的精确性”的时候，却忽视了人的情感在诗中的位置；忽视了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情景交融的美学思想。而情景交融的美学思想和哲学上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是一致的。围绕泰戈尔展开的论争的实质其实就是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胡适的老师杜威说：“西方哲学偏于自然的研究，东方哲学偏于人事的研究。”
泰戈尔诗中意境
梁漱溟说：“东方人讲哲学都是想求得一个生命，西方人只想求得知识”；又说：“大约是：唯其向外为静的观察才有唯理科学，唯其有这唯理科学才有经验科学，唯其有了这两种科学，才有科学方法，唯其有了科学方法才产生进化论，才有由进化论来的一些科学哲学。”东方人从来不那样向外为静的好知的观察，而总是行为的，主情意的，尚直觉的派头，所以在中国就绝对产生不出科学事实上，泰戈尔是在企图以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东方文化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与哲学上强调“个人和大千世界之间的和谐”相一致，在美学上泰戈尔则提出了“美是一的调和的表现”的观点。他认为：“无限的本质在于统一的神秘。真理只是一。当我们的心感知了这个一时，无论是大的或小的，我们的心便体会了那无限’了。而所谓‘美也就是这个一’的调和的表现。”“这个广大的世界就是一个创造，是一个无限的表现”，它唤起人的中间的造物主使他显现出真理，显现出伏在他心中的无限。
泰戈尔美学
这种召唤时常引着我们与神合作，保存我们的神灵的天性。泰戈尔的美学观明显地具有泛神论色彩。正如五四时期的一位文化人所说：“在他看来，自然是神，神是一个大意志，而人之与神，则如八大行星之于太阳，虽然独立，却为一体的。也不仅人是如此，即天地间万物，都无非神之一部分的表现。所以人生的最高目的，便是去追求自身人格的发展，使自然之神的意志也在他身上显露出来，这便是他所主张的人生之实现。但神这东西，同时又是极美的，人格的高尚化，同时一定就是美化，所以人生之实现同时也就是美的实现。我们要注意，他所说的神，就是自然，这自然，就是包括人和动物、草木、山川乃至日月星辰的集合体，这些东西，合起来是一个常存不变的神，分开来则是有生有灭的万物；而因为生灭都不过是万物的重新组织，故灭并非死生亦非生，世虽有生灭，神之存在并不稍有变迁。这可说是他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泰戈尔美学意境
不难想象，诗人很容易从美是一的调和的表现联想到俳句的艺术表现方法进而追溯到中国传统诗歌的那些特征。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由泰戈尔和俳句拓展的诗学视界是“诗的经验主义”的视界所不能企及的。例如周作人说：“诗的效用本来不在明说而在暗示，所以更重含蓄 ”；要在“语体的简易”的小诗中表现“诗思的深广”，全凭着暗示的力量郁达夫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中说：“至于后来兴起的俳句哩，又专以情韵取长，字句更少，只十七字母—而余韵余情，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短短的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的使你如吃橄榄，越吃越有回味。”
泰戈尔雕像
当时一大批诗人受到泰戈尔的小诗和日本俳句的影响和启发，纷纷“自创新体”俞平伯认为小诗贵在集中而使读者自得其趣朱自清也很同意俞平伯的见解，表示“集中”能使“题材表现得更精彩些，更经济些”；还说：“所谓短诗底短，……行数底少固然是一个不可缺的元素，而主要的元素，却在平伯所谓集中；不能集中的，虽短，还不成诗。所谓‘集中’，包括意境和音节。”而有些诗人受此启发，更把注意力直接投向中国的古典诗歌。例如周作人曾经指出，俞平伯虽然在诗集《冬夜》序中说及日本的短歌，但实际上是别无关系的，它是真正的乐府精神，不是俳句的趣味。但是这种“媒体”的桥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从另一种角度看，在日本俳句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具体地受到过中国柏梁体诗的影响。著名小诗作者宗白华也说过唐人的绝句，像王孟韩、柳等人的境界闲和静穆，态度天真自然，寓浓丽于冲淡之中，我顶欢喜。
泰戈尔诗意
后来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要把诗做得曲折优美一点，同作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这些今天看来只不过是一些常识性的诗学理念，然而在“诗的经验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氛围中，无疑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当然，泰戈尔的哲学观和诗学观的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欧洲的一些学者就指出：“泰戈尔以为把欧洲的推理科学，和印度的玄秘哲学联合起来，便会产生文明的佳果；他们的哲学和严格的遵守现实法则而能利用现实法则的实证科学比较起来，真是幼稚得很。这些玄想的思想家缺乏严格的科学者所用精严的推理方法，西方人过重经验，自然是一个缺陷，但照印度哲人的主张，全然蔑弃经验，而使心与自然同化，泯灭而成一体，那也未必是对的。因为你尽管去沉思冥想，尽管逍遥于山林之间，与自然化成一体，但是与文化有什么影响呢？这样决不生出文化的佳果的，文化是要仗着经验，仗着自然的克服不是自然的同化。”
泰戈尔诗意绘图
中国有些批评家、诗人也开始尝试从不同的诗学的文化哲学背景下去分析泰戈尔诗学理念的得失。例如沈泽民以《园丁集》第一首恋歌作为例子，评论道：“那个女子，朝上起来蓬着她的头发，倚着她的窗坐着，看见了她的恋人；日暮时她还是傍窗坐着，经过了那黑夜！”我的一个朋友说，这就是印度人懒惰生活的表现！这种懒惰生活，经过了神秘诗人的美化，便成了冥想。试问：泰戈尔若不是出身贵族，要像他的贫苦同胞一样用双手赚面包吃，还能在生活中提倡冥想么？假如全印度的人都这样冥想，在这种世界侵掠之下，印度人还有保守种族的希望么？这种批评虽然过于简单，然而不能不承认是一针见血的！闻一多有相似的批评：泰戈尔的诗虽然也有自然描写，有人物形象，但是这是神化的自然界，是“
人神”；他举例说，在泰戈尔的诗中，“一个老人坐在小船上鼓瑟”那老人其实并非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而是“上帝底化身”；又如，“一个少女在床上寻找花瓣，仆人或新妇在门口停望主人回家”，这实在是“心灵向往上帝底象征”。
泰戈尔诗意
这样的诗“太清淡，清淡到空虚了”另外一些赞美诗，其实也就是祷词，表现的是“诗人祈祷时的心境”。因此，泰戈尔的诗的“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握到现实”。诗人对泰戈尔小诗的清醒认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的深入人心，从而使现代小诗创作只是作为整个新诗创造向深度与广度的发展，而不是以新诗的批判者和传统的卫道者的身份，站在新诗的对立面。有趣的是，在西方诗学界，对东方文化和诗学发生兴趣并极力推崇的那些人大多是后来被称之为现代主义的诗人例如叶芝庞德、瓦雷里等等。这是因为，在经过19世纪下半叶的充分酝酿与准备，到20世纪20年代，从哲学到文学，一股以反传统文化为标志的现代主义思潮迅猛地发展起来。这股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看到西方社会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却同时带来了精神的危机和人的异化从而使他们将目光转向东方，转向高唱“个人与大千世界的和谐”的泰戈尔。
泰戈尔诗意
梁漱当时就敏锐地指出了这种现象，说：“西方有些人从看天文地理一切物质而看到动植一切生物，由看到生物而看生命，绕了一个周围，不知不觉回转到里向来像尼采、詹姆士、杜威、柏格森、倭铿、泰戈尔等人。”大致都是这样现代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更加明确地把存在于东西方美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现象概括为“逆展开”现象，指出：“东、西方关于艺术与美的概念，在历史上的确是同时向相反的方向展开的西方古典艺术理论是模仿再现，近代发展为表现。而东方的古典艺术理论却是写意即表现，关于再现即写生的思想则产生于近代。例如泰戈尔的方法与波德莱尔就有相似之处。庞德说：“
值得一提的最易懂的东西是即兴的光辉的短句有时在晨曦用右手挎着金灿灿的篮子里，我们像是看到了古希腊人，有时则像听到了德戈尔芒特或是鲍德莱在侃侃而谈。”
泰戈尔诗意
我们不妨比对一下泰戈尔与波德莱尔关于创作思维的两段话：
我记得，当我幼年时，在我家花园墙旁有一排椰子树，树的枝条每天向着地平线上初升的太阳，点头致意，这树在当时是我的伴侣，我把树当作生活的，正和我自己一般我知道这是出于我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把我的周围的世界，改造成我自己的世界这种想象所追求的便是统一。
在宇宙中间，实也有一种质素，和我自己的想象非常亲切。（泰戈尔《诗人的宗教》）。
泰戈尔诗意
你对于外物的凝视竟使你忘记了你自己底存在，并且立刻和它们混合起来了。你底眼凝望着一株在风中摇曳的树；转间，那在诗人脑里除是一个极自然的比喻在你脑里竟变成现实了。最初你把你底热情、欲望或忧郁加在树身上，它底呻吟和摇曳变成你底，不久你就是树了。同样，在蓝天深处着的鸟儿最先只代表那糊翔于人间种种之上的永生的愿望；但是立刻你已经是鸟儿自己了。波特莱尔《人工的乐园》）。
我们读一首泰戈尔的小诗：
忧思在我的心里平静下去，正如黄昏在寂静的林中。《飞鸟集（10）》）。
泰戈尔诗意
这首诗不仅营造了一种虚静淡远的境界，而且具有中国兴体诗一样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黄昏时，百鸟归巢，林中一片嘈杂与喧闹。随着夜幕降临，林中恢复寂静。这里的后一句不是前一句的简单的比喻，而是犹如“
兴”一样也是在表达“正意”。或者如象征派所说的是一种“客观对应物”。“黄昏”象征“忧思”；“林中”象征“心里”而在泰戈尔一贯的意象世界中，黑暗不是恐怖而是与神交流时的宁静，一如他在如下这首诗中所表达的：“创造的神秘，有如夜间的黑暗是伟大的，而知识的幻影，不过如晨间之雾。”（《飞鸟集（14）》）。
泰戈尔诗意
因此说，以标榜西方文学反对传统文学为号召，提倡“诗的经验主义”的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们所看到的西方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西方，或者说，他们所看到的西方只是一个“古典的”西方；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小诗这个媒介让中国诗界既重温了传统，又看到了另一个西方世界。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关于小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是新诗运动以来第一次较有收获的对传统诗学的认真反思同时也是对西方诗学的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一个对于新诗的发展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大问题，不可能指望有大的突破与收获，但是它却打开了人们的思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兴起于30年代的“都市文明批判”的思潮，与20年代和小诗相关的这场论争有关；再如，文学的现代主义理念和方法也与小诗存在密切的关系。
泰戈尔诗意
后来的关于“民族形式等问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都是小诗问题的继续；而且，我以为这些讨论虽然在有些问题上很深入很细致，规模也更大，但是都没有像小诗那种深度。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些问题虽然都是在探讨传统的继承问题，但是都没有涉及到诸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基本的文化与诗学问题；也没有小诗讨论时那种恢宏的文化背景的支撑。例如对于泰戈尔的“冥想”。十多年后，当时也曾是一位小诗作者的诗人朱自清在总结第一个十年的诗歌历史的时候，指出：“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这可以看作是朱自清对诗界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和理论问题的反思。
泰戈尔诗意
泰戈尔的和谐思想与“人的文学”和人道主义的异同问题时已经指出过，泰戈尔的和谐思想虽然存在着种种偏颇，但是他与当时许多人本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以他的方式“摸索人生根本问题”。许多现实问题当然蕴含了“人生根本问题”，但是却不能涵盖甚至代替之。泰戈尔以及许多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都把视域拓展到哲学的层面乃至宗教的边缘，而我们的许多“人本主义者”虽然很“现实”，创作“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然而却忽视对诸如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生命、宇宙等问题的思考；并一概把这些问题混同于宗教问题，是宗教家和“唯心主义者”的非现实的“冥想”！朱自清的这个见解既是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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