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礼仪形式的“集体无意识”、“
礼”的架构模式会导向某种思维定势和格律意识的趋同性。然而诗人创作离不开语言文字的物质基础，因而格律意识最终还得在诗作中转变为物化形态；而一定的语言文字的肌理对格律的承受力是不同的，并且反作用于诗人的格律意识的强度。诗人格律意识的物化形态，即格律质素，通常是指韵平仄、音义对仗等。这些质素分别与语言文字的特点文法结构有关，并取决于它们所能具有的音乐节奏感的审美功能和对称性的审美功能。诗乐舞合一的原始礼仪形式早已培植了对诗的音乐节奏感的审美观念。不同语种诗歌的声律的物质基础不管多复杂，但是所要追求的目的却极其简单：那就是造成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感。
诗歌朗诵声律
西文诗在象征诗派崛起之前，格律诗同样占主要地位。即便是倡导自由诗体的象征诗派，同样关注诗歌的音乐性。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瓦雷里说：“那被命名为象征主义的东西，可以很简单地总括在好几族诗人想从音乐收回他们的财产的那个共同的意向中。”因此说，音乐性并不是格律诗的专利品，换句话说，音乐性不是格律诗的直接原因。再看看对称性，对称性是人类的重要审美经验，在诗歌甚至其他文体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对称性最近有一个突出的例子：美国《商业周刊》一名记者在报道物理学界涌现的“超导热”时就运用了文字的音义对仗这一对称性功能以增添报道的文学性与色彩，他说：“过去是淘金热（Gold Rush），现在是淘冷热（Cold Rush）。”
诗歌声律
在预测这场“淘冷热”的结果时，他说，美国基础研究队伍强大，而日本工业技术队伍强大，结果又可能是“美国取得进展（advance），而日本取得好处（advantage）在我国，对称性观念尤为强烈：在《周易》中，对立统一的文字随处可见：生一死，吉一凶，泰否，等等。这种观念对诗和散文的骈俪化倾向产生很大影响。胡适说：“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在老子孔子等文章中间有许多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等等诗的对称性的至境是音义对仗。刘大白曾列举他的一首对子以证明音义对仗对旧诗的重要性：“灯下旧盟防吐露，花间残梦记零星”，这首对子并无太多内容，它之所以被人赞赏，正在“声病对偶”。
诗歌朗诵声律
“吐露”对“零星”是叠韵对叠韵；“露”对“星”，又是天文对天文“所以看的人就被这两点迷惑了然而若把‘吐露’两字，改作‘漏泄’，内容依然不变，这两点却都消失了，看的人当然也不会那么赞赏了。这便是旧诗以外形惑人的一种证明”这是刘大白以一个“五四”新诗人的立场对旧诗的一个绝端例子的批评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刘大白的这首对子也证明了中文也确实较西文更容易达到音义对仗的境界。用英文译律诗之所以会造成“求文字达意”与“求音节仿佛”之间的顾此失彼，除了一义多音与一义一音的差异之外，与文字所含的信息量有关；很显然“日”、“月”要比“sun”“moon”有更丰富的语像世界。这种文字显露的功能似乎与《周易》“观物取像 ”的观念和《诗经》中的“兴”的创作方法达到天衣无缝的默契。
诗歌朗诵美学
所以黑格尔在《美学》中称象征起源于东方是不无道理的。汉字的这一特性，稳定了单音字的基础，减缓了语言双音节、多音节的发展趋势，而这一点正是决定音义对仗几率的基本条件之一。胡适说：“白话里的多音字比文言多得多，并且不止两个字的联合，故往往有三个字为节，或四五个字为一节的 。”多音节趋势造成两种结果：一、就是如前所说，破坏了一音一义的那种对称性优势；二、意象外化。例如“草”，本身包括了“青草”、“绿草”、“嫩绿的草”、“小草”等等。在古诗中，“草”的意象容量很大，但在现代诗歌中就必须用“绿草”或“小草”等，否则不足以表达确切的内涵。从文字发展史看，“绿”与“草”组合排除了原先“草”中的“绿草”的内容，所以，现代诗与古诗中同样的“草”字的信息量是不同的。
诗歌意象小草
闻一多曾经批评俞平伯的《冬夜》中滥用诸如“高山正苍苍，大野正茫茫”等叠字，缺乏具体的意象。但如同前面所说的，譬如在《诗经》中“雨雪霏霏”、“杨柳依依”这样的诗句中的叠宇的信息量是远比现代诗歌中丰富得多。因此，像这种叠字一方面本身包括了丰富的内容意义，同时又可以利用重叠的声音去表示特有的节奏。换句话说，汉字的这种特性能够以少胜多，而通常来说，表达同一意义的字、句、篇章越长，是越不能做到音义对仗和工整的。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一个字实指一种意象的诗句即使在近体诗中也不多见，然而这毕竟是诗人追求的目标，而这种意念又反过来影响诗人的创作加深文言的不一致性，从而使格律越来越趋于程式化。这也是五四新诗运动为什么从反格律和提倡白话入诗开始的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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