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常想，后人多数都会知道，《再别康桥》这首诗的作者徐志摩，对与他有关的林徽因、陆小曼这两位传奇女子也不陌生。

但如果不是我的侄孙女张邦梅出版了《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一书，讲述我和徐志摩被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对以西方形式离婚的七年怨偶婚姻生活，少有人会知道我这个元配妻子，张幼仪。

当然还得感谢许多年以后，一个叫刘若英的知名女歌手兼演员，在《人间四月天》这部讲述徐志摩和他的几个女人的电视剧中，成功塑造了我的艺术形象，让更多人知道了我。

真实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没有林徽因的文采和风趣，能成为男人的解语花；也没有陆小曼风华绝代的美貌，成为名震上海滩的一代名媛。我就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子。

甚至，在我的前夫徐志摩眼里，我就是个土包子，他嘲笑我和他是“小脚与西服”，不般配。这一度让我非常的自卑。

小脚，又称三寸金莲，旧式女子缠足，所以脚小，约三寸左右，因而得名。女子缠足始于宋朝，盛于清朝。南宋末年，小脚成为妇女的通称。

女孩一般7岁开始缠足，之后便无法如正常女子般行走。缠足时间长的小脚女子，解开裹脚布后甚至无法正常站立。

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要给我缠足，二哥张君励阻拦。

母亲说，“要是我现在软了心肠，幼仪就会自食苦果，谁要娶她这个大脚婆？”

“要是嫁不出去，我养她。”二哥一句话打消了母亲给我缠足的念头。

幸亏有二哥，我的脚保住了。但在徐志摩眼里，我依然是那种思想守旧、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小脚”女子，配不上他这个“西服”，新潮男子。

林徽因

为了摆脱“小脚”的桎梏，我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后人因此这么评价我：一个被婚姻这所坏学校开除过的好学生。

我喜欢这个评价。

一个传统女子该如何独立？一个人生跌至谷底的旧式女子，该如何爬出来，重新屹立于新世界，赢得世人的尊重？

我想，这个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从我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女子独立靠的不是自己的一双“小脚”，更不是自以为可以依赖的“西服”，也就是男人，必须要砍断自己思想上的“小脚”，摆脱对“西服”的依赖，敢于“黑化”自己，才能破茧成蝶，兑变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

张幼仪与徐志摩

一、思想上的“小脚”比缠足的小脚更可怕。女子独立的第一步，砍断思想上的“小脚”

我出生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一个多事的年份，似乎也预示着我将和我的国家这段历史一样屈辱辛酸，命途多舛。

但这说法显然很不科学，和我同龄的冰心，无论在写作事业还是爱情上，都收获了幸福和美满。我想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百年后的时代流行的一个词，原生家庭。冰心出生在思想新潮的家庭，我虽是名门闺秀，却是旧式家庭的“小脚”女子。

张家在江苏宝山算是名门望族，家中有兄弟姐妹共十二人，八男四女，我是家中第二个女儿。但每当有人问母亲有几个孩子，她只说八个，那个时代，女子是卑微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家中子女众多，我性格一向循规蹈矩，在家中更无太多存在感，也丝毫不敢违背父母之命。

12岁我入读江苏省力女子师范学校，15岁听从父母的安排，辍学在家待嫁。

四哥张公权担任浙江都督秘书时，一次到杭州视察，无意间发现了徐志摩，认为他有才华，出身名门望族，与我们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的张家门当户对，于是撮合了两家联姻。

几年后，1919年，五四青年运动爆发。新青年们为追求个性和自由，倡导“自由恋爱”，徐志摩作为新青年的前沿人物，自然无法容忍我们之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提出离婚。当然，这是后话，是我去德国以后发生的事情。

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传统女子，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意识到一个问题，真正可怕的不是缠足产生的小脚，而是我们从一出生开始，思想就被“缠足”了。

身为女子，在娘家做女儿的时候，父母是天，出嫁以后，丈夫是天，我们仅仅只是天上的一片云。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作为女子，不可逾越身份，只要做好一片云该做的就行。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没有了天，还有云吗？

有一个比我小8岁的法国女人西蒙娜·德·波伏娃，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第二性》，非常精准地指出了这一事实：

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如果可能，我真希望我不那么的循规蹈矩，能有自己的主见，不把嫁人当做一生唯一的事业，早早辍学待嫁，而是踏着时代的浪潮，接受新式的教育，成为一个新潮女子。

那么，我后来应该就不需要承受那么多的苦了。也许我还能代替林徽因，成为我的前夫徐志摩精神上有共鸣的妻子。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只希望将来的女子能早早意识到这一点，女子独立的第一步：砍断思想上的“小脚”，过一种由自己主导的人生。

而我的人生，被时代的列车推搡着向前，裹着思想的“小脚”，继续走一条艰难的独立之路。

三寸金莲绣花鞋

二、女子把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女子独立的第二步：摆脱对“西服”的依赖，给自己穿上“西服”

我和徐志摩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婚后，他几乎从不正眼看我一眼，虽然也履行婚姻义务，但也只是为了完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任务而已。

“在公婆家里，只可以说是，不可以说不。无论夫妻关系如何，都要继续侍奉公婆。”

我在婚嫁前一直是这么被教导的，嫁到徐家后也是这么做的，包括后来徐志摩去世，依然侍奉徐家二老。

我们的长子徐积锴（小名阿欢）出生后不久，徐志摩就去了英国留学，一走就是两年。到1920年，在二哥张君励的要求下，徐志摩不得已把我接到了身边。

我始终记得徐志摩来接我的情形：

当时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的，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表情的人。

我们在沙士顿安置下来，不久，我又怀孕了，可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后来才知道，徐志摩正追求他的缪斯女神林徽因。

我告诉他我怀孕了，他丝毫没有再为人父的喜悦，反而黑着脸，命令我，“把孩子打掉。”

我听了很难过，很委屈，也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时候打胎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而死掉。”

他冷冰冰地反驳我：“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这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啊，说得出这种话？

徐志摩

“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

这是梁实秋对徐志摩的评价，在外人眼里，我的丈夫就是这样一个温润如玉、谦恭得体的诗人，唯独对我，他冷酷得像个暴君。

但我没有勇气离开这样一个男人，他提出要跟我离婚，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整个人仿佛掉进了一个冰窟窿，冷至骨髓，想到还未出世的孩子，我没有答应他，他便一走了之，把我一个人扔在沙士顿。

快要临盆的时候，我不得不写信给二哥张君励，在他的帮助下，我辗转到了柏林，生下了次子，小彼得。

徐志摩知道我到了德国，却并未表现出关心，后来迫不得已，要和我办理离婚手续，才来了柏林，要求我签字。

他反复强调，“无爱之婚姻忍不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

我要求先征得父母同意，他急得说出了心里话，“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

到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丈夫爱的是谁。至此，我也彻底绝望了，在离婚协议书签了字。离婚协议书上商定的五千元赡养费，我没有要。

古人说，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如果一个男人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与其在坏掉的婚姻里卑躬屈膝，不如斩断情丝，自强独立。

无论我们接受与否，旧时代已经结束，女子把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的时代彻底过去了。女子独立的第二步：摆脱对“西服”的依赖，给自己穿上“西服”！

三、自卑的女子，不要作茧自缚，踌躇不前，把自己变成丑陋的蛹。女子独立的第三步：敢于“黑化”自己，破茧成蝶

一个离婚的女子，带着一个孩子，在异国他乡，没有任何技能，还有语言障碍，该怎么生活？原本就自卑的我，无助惶恐到了极点。

为母则刚，小彼得没有了父亲的照顾，我希望自己能弥补这一缺失，给他最好的教育。于是，我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

不知道小彼得是不是感受到他的到来，并不受他父亲欢迎。1925年，3岁的小彼得死于腹膜炎。

痛失爱子的打击，比离婚的打击更大，我几乎被抽筋剥骨，痛不欲生。

回国的车上，我双手捧着小彼得的骨灰盒，看着窗外茫茫原野，想到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张幼仪抱着儿子

回望我的人生，大概可以一分为二，去德国前与去德国后。去德国后，我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创痛，与丈夫离婚，心爱的儿子死在他乡，那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光，一切都跌倒了谷底。所以，不再害怕！

当你一无所有，已经没什么再可以失去时，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你害怕的呢？

这样一想，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从一个囚笼里跳了出来，思想自由了。

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活出真实的自我，不再讨好他人，尤其不再取悦男人。我想过一种有力量的，自己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生，绝不把安全感寄托在男人身上。

这是一种“黑化”，因为我成了和从前的自己完全相反的人。

自卑的女子，不要作茧自缚，踌躇不前，把自己变成丑陋的蛹。女子独立的第三步：敢于“黑化”自己，破茧成蝶。

事实证明，我确实做到了。

回国后，我先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后来出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使银行扭亏为盈，同时，我执掌云裳服装公司的总经理。

一开始我并不懂金融，一切从零开始，边学边做。或许在德国生活的那几年，培养了一种坚韧沉稳的品质，我很快在金融领域游刃有余，并当选为银行董事。

云裳服装公司算是中国第一家新式服装公司，我们引入立裁，把中式传统服装做了改良，吸引了上海滩很多热爱时髦的名媛，比如陆小曼，我前夫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

造化弄人，徐志摩终究没有和他的缪斯女神林徽因走到一起，林徽因选择嫁给了梁思成，而他和陆小曼再婚。

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离婚后的我们，关系反而比做夫妻的时候更好了。据说他在给陆小曼写的信中这样盛赞我：

“她可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

不幸的是，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他一共三人，无人生还。

陆小曼哭得死去活来，不愿接受噩耗，把去报信的人关在门外。最终，送信的人只好来找我这个前妻。

我同样痛苦，但已经习惯在任何变故前保持冷静，处理该处理的问题，让八弟陪儿子阿欢去济南认领遗体，安排他的后事。

此后，我以干女儿的身份照顾他的父母，给徐家二老养老送终，甚至给贫病交加的陆小曼寄生活费，直到她有人照顾。后来策划出版了台版的《徐志摩全集》。

上天也并没有亏待我，我后来在香港遇到了苏纪之医生，他向我求婚，征得阿欢的同意后，我跟他结婚，共同生活了十八年，直至他去世，我搬到纽约，与阿欢团聚，安度晚年。

中年张幼仪

我的侄孙女张邦梅曾问我，为徐志摩做这么多，是不是因为一直爱他。

“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爱与不爱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我内心对徐志摩充满了感激。

“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一个人。”

这是我的真心话。

徐志摩让我勇敢地砍断自己思想的“小脚”，彻底摆脱对“西服”的依赖，对男人的依赖，为自己穿上“西服”，没有作茧自缚，而是敢于“黑化”自己，直至破茧成蝶，唱出了一首铿锵响亮的女子独立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