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率45%?对不起,我又拖后腿了

11月12日,在《财经》年会2020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称,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45%,依旧是全球最高。周小川表示,中国十年前的国民储蓄率大概达到了50%,虽然现在降低了一点,但仍旧有45%左右的国民储蓄率,居全球最高。

最近十年,国民储蓄率逐年下降,钱都去哪了?

要知道,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剁手行动。多家电商公布的“双11战报”如下:

储蓄率45%?对不起,我又拖后腿了

如此庞大的交易背后,正是有着45%全球第一高储蓄率的强力支撑。

但是,面对45%的储蓄率,不少人表示“拖后腿了”。尤其是年轻人,自叹不仅是“月光族”,还是“月负族”。

储蓄率45%?对不起,我又拖后腿了

储蓄率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国民储蓄率→

国民储蓄率,指国家全部储蓄金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而全部储蓄金额包括:个人和部门的储蓄(包括家庭储蓄、公司存款和留存收益)、公共储蓄和公共赤字(如财政盈余和赤字)。由此可见,国民储蓄率是总储蓄率,其中的储蓄并非仅仅源自家庭的钱袋,更多的源自政府和企业的储蓄。

就个人来讲,个人储蓄率则是指一定时期内个人新增存款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个人储蓄率=个人新增存款/同期个人可支配收入*100%。

以成都市为例,官方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51元;今年6月末,成都市住户存款余额14545.09亿元,比年初增加1388.34亿元。成都市常住人口1633万人(2018年末数据)。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粗略计算出,今年上半年,成都市民人均新增存款为8502元,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36%。36%即可大致视为成都市民的储蓄率。

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报告》指出,中国家庭的储蓄分布极为不均,储蓄最多的10%家庭拥有全部储蓄的75%;还有35%家庭的储蓄占据全部储蓄的25%;剩下55%的家庭储蓄为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家庭,实际上是没有存款的。

储蓄率为什么高?

2019年10月30日,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9》发布,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单一,依然集中于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接近九成。而选择家庭储蓄的三大主要原因:第一是应付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占比48.19%;第二是为养老做准备,占比36.78%;第三是为子女教育做准备,占比23.97%。

储蓄率45%?对不起,我又拖后腿了

业界认为,我国高储蓄率产生的原因包括:

传统消费观念在社会中仍起主导作用。“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虽然现在部分人特别是年轻群体的消费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但在全社会中传统的消费习俗、消费心理仍主导着大多数人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交替决策。人们不愿意“寅吃卯粮”,把即期收入当作当前消费的最大极限。一旦有了收入结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把它们存起来。

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教育、医疗、养老都需要钱,居民消费也随之出现了“自我保障性后移”,进而导致高储蓄率。

稳妥的投资渠道较少。P2P暴雷,股市震荡,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多数投资者寻求本金安全,被动选择储蓄。

储蓄率为什么下滑?

最近10年,我国储蓄率呈下滑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降至41.61%。

国民储蓄率持续下滑的原因,综合专家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人口老龄化是储蓄率下滑的长期推动力。一般而言,老年人在国民经济中属于“消费型”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必然会提升居民的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事实上,正是在2009年我国15-64岁人口比重达到峰值逐步下降之后,国民储蓄率出现了几近同步的下行趋势。

不仅仅是中国,日本国民储蓄率在1991年到达高点34.2%之后,开始震荡下行,并于2016年达到历史最低点(27.3%)。在此期间,日本家庭净储蓄率甚至在2014年出现了历史罕见的负值,这说明日本家庭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而这一时期,正是日本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阶段。

第二、超前消费和借债消费的文化日渐盛行。消费和财富观念的转变,使得超前消费被普通家庭广为接受,借钱渠道增多,又使得超前消费变得唾手可得。然而,超前消费是在透支未来的钱,必然会使当期负债增加,杠杆率上升。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末,银行信用卡待偿余额为6.85万亿元,同比增长23.2%,而2008年末仅为1582亿元,十年内增长了42.3倍。这些债务还只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出去的钱,大量不在官方统计范围内的网贷平台、民间借贷、现金贷公司的借贷,导致许多年轻人已经告别了“月光族”,变成了“月欠族”。

第三、居民主动理财意识增强,不再青睐银行存款。阿里支付宝推出余额宝、苏宁易付宝推出零钱宝,宣告了全民理财的兴起。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类金融机构提供了十分丰富的非存款类理财产品。截至2018年末,银行理财产品余额达到22.17万亿元;证券公司、公募和私募基金等非银机构的资管业务总规模保持在50.36万亿元的高位;今年一季度股市出现一波行情,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将存款搬家入市的现象重现。

第四、房产的“黄金十年”成为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关键因素。2017年前的十年,全国房价持续上涨。许多家庭通过高负债购房,同时实现了居住和财富保卫战的双重需求。从数据上看,截至2018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到了25.75万亿元,占到了居民总贷款的54%左右,同比增长了17.8%。很显然,这一增速不仅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远在存款增速之上。个人住房贷款大幅增加,使得普通家庭的收入用于还房贷的比例提升,这必然会导致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居民储蓄率的下滑。

应对趋势,银行有策略

2018年末,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我国国民储蓄率变化趋势及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策略》,对银行零售业务提出了建议。

报告称,未来零售存款仍是商业银行负债的重要来源之一,要重点围绕居民储蓄率变化趋势,制定不同类型个人客户的差异化策略。对于可支配收入较为稳定,支出偏好变化对财富配置影响不大的中高端客户,要通过不断提升资产配置能力、丰富产品线,切实满足中高端客户保值增值的财富管理目标,来吸引和留住中高端客户。对于大众客户则主要运用金融科技的手段开发普适性产品,开展以提高便利度和提升客户体验为重点的服务。通过金融科技手段的有效利用,把大众客户发展的重心聚焦在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上,培养和挖掘未来的中高端客户。

商业银行应关注个人客户消费和投资带来的业务机会,以居民部门资产业务带动其他部门派生负债。银行不但要把握契机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业务,也要大力开展与提供消费品的第三方企业以及消费平台客户的合作,在提高消费贷款资金在行内循环和沉淀比例的同时获取平台和商户的存款资金。在投资方面,要通过切入场景的形式提高交易资金带动负债的比例。

商业银行应把金融科技作为拓展负债业务的突破口。大力发展智能投顾,以定制化和高性价比的服务协助大众客户制定投资目标、选择合适的产品或服务、管理投资组合,在提升客户体验的同时,降低客户转化和获取客户资金的成本。继续推动技术创新,改善数据分析的精准度,通过主动获取多维度、长周期的客户数据,形成数字化思维,改善数字化体验、推进数字化营销、建立数字化客户管理,为客户提供全面、契合客户需求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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