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常以现代人思维方式看待那时的文人交往，认为既然陈寅恪思想相对保守，被视为“文化遗民”，又主要从事中古历史和古代文学研究，理应和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其实不然。陈寅恪与胡适、鲁迅、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戴望舒等很多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和著名作家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有些如傅斯年、俞平伯、许地山等甚至可称为莫逆之交。就他们而言，是否值得交往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学人的人品和学问如何——当然如果在治学上有共同语言或交叉之处就更容易交往了。就陈寅恪而言，他判断一个学人是否值得交往除却上述两点外，还有就是家世如何或者是否学有渊源，也就是极为看重这个学人的家学或师承传统。
说起陈寅恪和鲁迅的交往，陈寅恪常被视为民国时期遗老遗少人物，而鲁迅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他们好像水火不相容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1902年与鲁迅同船赴日本留学者就有陈寅恪和其大哥陈衡恪，而带领他们出洋者是陈寅恪的大舅俞明震，他曾在鲁迅上学的矿物学堂任总办，自然是鲁迅的老师。此人思想开明，属于新派人物，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这样描述他：“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后来弃医从文，应该与受到俞明震影响有一定关系，鲁迅在日记中也一直称其为“俞师”。鲁迅与陈寅恪兄弟到日本后又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直到1904年毕业。鲁迅和陈衡恪回国后，又同为教育部职员，此时陈衡恪在书画方面已颇有名气，但和鲁迅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后来陈衡恪成为民国有名的大画家，甚至齐白石也是在其推荐下才逐渐被世人所知，所以齐白石曾多次表示陈衡恪才是他的知音和伯乐。陈衡恪和鲁迅一直保持好友关系，直至其患病去世。鲁迅日记中有很多他与陈衡恪（字师曾）一起逛古玩店、书店、互赠礼品和吃饭的记录，鲁迅甚至请他代写寿联，竟“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这一个幽默的“捕”字就充分表现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至于陈寅恪，由于小鲁迅九岁，鲁迅大概一直视其为小弟弟，不过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出版后，鲁迅还是送给陈寅恪一套，并郑重记入日记。后来陈寅恪远赴欧美留学多年，鲁迅则在五四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并成为领袖人物，两人交往自然停止。陈寅恪从未对鲁迅其人其作有任何评价。但他们的缘分并未结束——陈寅恪任教清华期间已是大龄青年，恰好有人把唐筼介绍给他，两人相识不久，即很快结为夫妻。除却两情相悦因素外，其实也和陈寅恪一直看重的出身门第有关，因为唐筼说起来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崧曾为台湾省巡抚，而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恰好算是门当户对。且说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算起来还是鲁迅的同事，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吧。20世纪50年代，许广平南下香港途经广州时，还特意去中山大学看望唐筼，此为后话。
此外，就学术专长而言，鲁迅虽主要成就在创作，却以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他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地位。而陈寅恪虽主要研究中古历史，却也曾对古代小说演变有精深研究，在这方面两人有一定交叉甚至互相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并未公开，而是采取一种我称之为“潜对话”或“间接对话”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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