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在我們的印象裡可能還只是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的書名，是紙上故事。現在它也是一個新聞消息。
據新京報報道，近日北京確認接診鼠疫患者。11月12日，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2人經專家會診，被診斷為肺鼠疫確診病例。目前，患者已在北京市朝陽區相關醫療機構得到妥善救治，相關防控措施已落實。
《北京確認接診兩例來自內蒙古肺鼠疫病例 已得妥善救治》，視頻來自新京報“我們視頻”。
回到歷史長河裡，鼠疫，好像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詞。它是人類的身體災難，而防疫和衛生制度是人類克服鼠疫的制度化。沒有這一制度（包括傳染病信息的彙報制度），在鼠疫面前，人類的身體更不堪一擊。而防疫和衛生制度只是近代以來的產物。在晚清時期，一場局部鼠疫就像更早的歐洲一樣會造成大量人員死亡。
19世紀後期，曾經一直被認為是雲南省地方病的腺鼠疫在廣東傳播（後來認為源自中東的可能性更高），1894年在香港流行。在香港流行後，腺鼠疫波及上海、福建、臺灣及其他中國沿海地區。傳統中國的災荒應對方法無以應對。
而在新舊方法交替之際，這場鼠疫也成為推動近代中國防疫和衛生制度化的事件之一。書評君摘編今年的新書《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回到近代中國，去回看當時不得不進行制度化革新的艱難和選擇。
整合 | 羅東
《鼠疫與近代中國》 作者: (日) 飯島涉 譯者: 樸彥 餘新忠 姜濱 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4月
01
1894年鼠疫中的廣東
腺鼠疫作為雲南省的地方病，很早就為人所熟知。麥克尼爾曾認為雲南的腺鼠疫被蒙古軍隊帶到歐洲，引起了14世紀的鼠疫大流行。但就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麥克尼爾的說法並不妥當。
14世紀以後歐洲的鼠疫被認為源自中東的可能性較高，甚至連中世紀席捲歐洲的“黑死病”究竟是不是鼠疫也還存在疑問，欲判斷19世紀後期之前，即認為傳染病的病因在於細菌等致病微生物的細菌學說確立之前的某種疫病是何種疾病，是相當困難的。
不過，我的研究對象，“19世紀起國際化的鼠疫”，則確定是鼠疫（腺鼠疫）無疑。鼠疫是由鼠疫桿菌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腺鼠疫是由老鼠等齧齒類動物身上附著的跳蚤等通過吸食人的血液，將鼠疫桿菌傳入人的體內而引發的疾病。而肺鼠疫通過飛沫也能傳染。
1894年香港流行腺鼠疫後，很多細菌學家對此展開了調查研究，鼠疫桿菌被發現。而在1894年香港的腺鼠疫流行之前，廣東省不少地區腺鼠疫已經出現。
廣東省的地方誌中留下了很多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初各地發生腺鼠疫的記錄。如《番禺縣續志》記載：光緒十八年（1892）四月“鼠疫起”，《龍山鄉志》亦載有光緒二十一年（1895）十月的鼠疫初作，並在按語中稱：“鼠疫之作，先斃鼠而後斃人，故曰鼠疫。相傳同治間（1862—1874年），始於越南，延及廣西，至光緒庚寅年，遂及高雷諸府。”
19世紀的廣州，英國攝影師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
1894年4月下旬，該傳染病為鼠疫的消息由英國廣州租界當局傳達給港英政府，港英政府將婁遜醫師和雷尼醫師作為調查員派往廣州。5月上旬，他們走訪了廣州的中國醫院，目擊了病人的大量死亡。根據中醫醫師的口述，鼠疫在廣州被稱作“核疫”，認為死者達到10萬人。
上面的報告都顯示了腺鼠疫對廣州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不過，其對廣州人造成的損害程度並不是等同劃一的。腺鼠疫的受害者大部分是“住在密集而且簡陋的房屋裡”的下等階層，而在沙面的外國租界裡，當時並沒有出現腺鼠疫。英國駐廣州領事說：“廣州的狀態完全平靜，外國人社會中見不到一個腺鼠疫患者。”
在1894年廣州腺鼠疫流行期間，對腺鼠疫做出應對的主要是愛育堂等民間團體。傳染病流行時，這種由民間團體做出應對的情況，在中國社會中是極為常見之事，善堂等民間團體、鄉紳、會館、公所等對清末地域秩序的形成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這種主要依靠民間團體來進行腺鼠疫防治的情況，也被認為對腺鼠疫應對不夠充分。
02
1894年鼠疫中的香港
1894年5月，香港也出現腺鼠疫的流行。當醫師在廣州做過調查的醫師回到香港時，香港也已有了腺鼠疫的患者。
我雖無力全面探討香港衛生事業的演進及其衛生事業本身，不過應該說，香港真正開始推進其衛生事業是在19世紀80年代以後。直接促成此事的是1882年到訪香港的瞿域（Osbert Chadwick，他是19世紀後期指導英國實施衛生改革的埃德溫·查德維克之子）所提交的報告書。港英政府根據該報告書，於1883年設置了衛生行政機關。但是，這並沒有能夠有效地抑制19世紀末的腺鼠疫流行。
1894年香港的腺鼠疫流行規模巨大，造成2679人患病，2552人病亡。當然這些只是得到確認的患者數和死亡數。不過，和廣州一樣，香港的腺鼠疫對人們造成的損害並不均等。同一時期，澳門也因擔心腺鼠疫的爆發而採取了嚴格的檢疫措施。其結果是，1894年未見到澳門有腺鼠疫發生。但這並不是說此後澳門沒有發生鼠疫。1895年、1898年等年份澳門也發生了腺鼠疫。
19世紀的香港，街上店面。
在香港防治腺鼠疫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是東華醫院。東華醫院成立於1872年，通過全面參與香港的社會事業，成為華人社會中具有中心地位的組織。腺鼠疫流行期間，在有關應對策略問題上，東華醫院與港英政府產生了嚴重的對立，這是由港英政府在防治腺鼠疫時實施的挨戶檢查所引起的。
在香港的腺鼠疫流行日漸嚴重、港英政府實施防治對策之際，1894年5月下旬，東華醫院向香港總督府提出了即時停止挨戶檢查、送患者回鄉、將患者從“海之船”（Hygeia）移交給新建的醫院看護的要求。對此，本尼迪克特認為，造成這種對立的根源在於，在中國社會，社會事務往往由民間力量來承擔，而與之相對，港英政府則將之歸入行政事務，由政府施行腺鼠疫的防治。
那麼，面對1894年廣東和香港的腺鼠疫流行，清政府又是如何應對的呢？1894年5月25日，俄國公使喀西尼向總理衙門質詢：清政府是如何認識這次腺鼠疫的流行狀況，採取了怎樣措施，以及此後將要採取怎樣的措施。因為他擔心腺鼠疫既已在香港流行，就有可能傳染到其他地區。
對此，總理衙門已經要求兩廣總督李瀚章採取適當措施，所以援引李瀚章的奏報回答說，通過“官紳合力”，即政府和當地鄉紳協力，採取了一切可能的辦法，腺鼠疫的流行已度過了最嚴重時期。
當時總理衙門據李瀚章的報告談到：香港雖然用所謂的“洋法”對中國人進行了治療，並採用以船隻隔離患者（應該就是指前文所述的“海之船”）、提供藥品、用硫黃燻蒸等方法，但結果往往加速了病人的死亡，故對“洋法”提出了批評，認為以船隻隔離患者，反而增加了對患者採取措施的難度。
可見，在1894年廣東和香港腺鼠疫流行期間，喀西尼公使希望清政府採取一定的措施。但總理衙門只要求地方官對腺鼠疫採取防治措施，中央政府（總理衙門）並沒有採取具體的行動。清政府的這一行為實是沿襲了中國傳統的應對災荒的辦法，即朝廷一方面採取減免賦稅、動帑發賑等措施，另一方面卻將具體的防治措施交予地方官去執行。
與此相對，港英政府的應對策略則將衛生事業當作行政事務的一部分。具體來說，就是前面談到的，對患者的治療與隔離、挨戶檢查、清掃事業等。港英政府為了預防傳染病流行，也採行了傳染病信息的彙報制度。這是一項迅速掌握其他地區傳染病發生情報的制度。這裡本應考察1894年前後的情況，但因香港歷史檔案處沒能留下這一時期的檔案。
03
1894年鼠疫中的上海
以1894年香港的腺鼠疫流行為肇端，中國沿海地區也出現了腺鼠疫。這裡首先來看看上海的情況。上海為了預防來自東南亞的霍亂的感染，其海關自1873年開始施行檢疫措施。對1894年香港腺鼠疫流行採取應對措施的，是上海海關和公共租界工部局。
繼廣州、香港之後，牛莊、日本相繼發生了鼠疫。這些事例，推翻了那種鼠疫不會在一定緯度以北流行的一廂情願的理論。為此，港口和市政當局採取了嚴厲的檢疫和衛生措施，以防止鼠疫傳入上海。
1894年5月，當香港和廣州宣佈已受病菌感染並採取隔離措施時，中國海關在上海對其應對措施進行了整頓。在1894年香港流行腺鼠疫之際，上海在對來自香港及廣州的旅客實施體檢的同時，開始要求出示“免疫通行證”。
此後，上海海關的檢疫以1899年中國南方的腺鼠疫流行為契機而得到了強化。1899年4月，上海海關在崇寶沙設立了檢疫所，制定特別規則，將臺灣及香港列入腺鼠疫的流行地區，4月22日起開始對來自那裡的船隻進行檢疫。
19世紀的上海，港口船隻。
上海道臺對自崇明島的西水路進入長江港口的全部戎克船實施檢疫，將患者送到崇寶沙的檢疫所。另外，向牛莊海關稅務司提出停止用戎克船及汽船裝運屍體的要求。在上海，應通過外交途徑對總理衙門施加壓力這一問題開始被討論。同年4月制定的特別規則還是主要著眼於腺鼠疫的預防，到了12月，則增加了霍亂和傷寒，制定了暫行特別規則。
1903年3月，江蘇巡撫恩壽奏稱：
“吳淞口外崇寶沙地方設立防疫醫院，始於光緒二十五年，由各總領事及稅務司擬章會商前道舉辦。凡有疫之口來船必須停輪候驗，所聘柯洋員，精細和平，曾經外國考驗，準給馮據，所訂章程，詳加查核，亦頗周妥。一經驗有患疫及出天花等症之人，送入醫院施治，以免傳染。原因保衛中外商民起見，立法本極美善，上海為通商總彙，各口商輪往來必由之地，偶疏防檢，或致流入長江各埠，為患甚大。”
此種認識，與此前所論述的19世紀末總理衙門的認識相比，語氣已經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
另外，崇寶沙的防疫醫院因交通不便，計劃在吳淞江對岸開設新的醫院（1905年開設）。該醫院由中國人使用（原來的醫院由外國人使用），還建設了女性專用設施，由女醫生負責診查。
此外，防疫醫院的經費由上海道臺出資5000兩，不足部分要求“上海商業公所”“上海商務公所”。上海道臺袁樹勳稱：“善舉興辦一切，概由該公所紳商一手經理，職道與稅務司主持其間，時加考核。”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外交檔案，江蘇巡撫諮外務部，1903年3月20日。就此可見，在上海道臺心目中，檢疫事業依然被視為是“善舉”，故也就不難理解其何以要求商人團體來共同承擔了。
綜上所述可見，針對1894年鼠疫，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實施應對策略的同時，海關也強化了對疫病的檢疫。1899年，制定了新的檢疫章程。因此，上海檢疫行政的發展，是在19世紀末腺鼠疫的流行日漸顯著的背景下實現的。另外，當時的上海道臺雖然已經認識到了檢疫的必要性，但他還是將其當作“善舉”來看待，為了設立防疫醫院，還要求當時逐漸組織化的商會來承擔費用。
04
近代中國的衛生制度化
對19世紀末的鼠疫，清政府仍沿襲以往對瘟疫的應對辦法，即命令地方官採取適當的措施，其結果是，在廣州腺鼠疫流行時，擔當實際防治措施的是善堂等民間團體。
但是當腺鼠疫傳入營口、天津和上海等中國沿海通商口岸時，外國人社會就開始批評清政府的應對措施，並通過外交手段要求清政府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即要求清政府採用近代國家的辦法——以衛生行政來抑制傳染病的發生。
到了20世紀初，近代中國在歐美及日本以殖民主義的方式侵入的情況下，面臨著“近代性的構造”問題。在對外的意義上，為對抗歐美及日本殖民主義式的對衛生事業的介入，衛生的制度化存在其必要性。而對內，在統治機構重組的過程中，衛生的制度化亦有必要。從1910年到1911年，肺鼠疫在東北的流行就展現了衛生的這種政治二重性。
在本文提的東北“肺鼠疫”三十餘年後，1948年，東北電影製片廠曾拍攝過一部科普片《預防鼠疫》。
東北對肺鼠疫的應對，是以東三省總督錫良為中心展開的。藉由奉天防疫總局和各縣防疫機構的設置，其應對與19世紀末相比，顯得更為組織化。其背景是，在20世紀初的新政所推行的制度改革之中有衛生制度化的內容。作為防治肺鼠疫的對策，隔離患者、消滅老鼠、火化屍體以及加強檢疫等舉措得以推進。
肺鼠疫的防治措施本身，與同時期的日本所實施的方法是一樣的，不過，東北的肺鼠疫防治，是在善堂等民間團體和商會、自治會等中間團體的協助下展開的。這不僅反映了社會事業以民間團體為基礎這一中國社會的特徵，還顯現了這是以20世紀初以商會及自治會的形式組織起來的中間團體對地域社會影響力的擴大為背景的。因此，與日本的衛生行政相比，並沒有深刻介入個人生活領域。
不過，在對抗歐美及日本侵入中國的利權收回意義上的衛生的政治性，在此之前就率先表現出來了。有關衛生事業的主權問題，在東北、天津及上海等地也都已被認識到。
近代中國的衛生的制度化正處於如阿諾爾德所指出的“身體的殖民化”（colonizing body）和羅芙雲所說的“民族的防衛”（defending the nation）的交叉點上。衛生的制度化並不僅停留在近代西方的醫學，尤其是衛生事業的技術引入方面，而是關乎社會制度本質的問題，即向中國社會提出了“近代性的構造”問題。
19世紀末之前的中國社會，衛生事業等社會事業往往是以“義舉”的形式由民間團體來承擔的，而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在佔領行政的衝擊下，開始漸次繼承其施行的政策，並試圖逐步朝近代國家式的統治形態發展。這樣，衛生的制度化就成了具有方向性意義事件，即藉由國家將衛生事業行政化，試圖實現個人的身體規律化和統治機構重組，並重組善堂等民間團體將其納入機構。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以20世紀初開始開展的衛生制度化為基礎，設置了內務部衛生司，試圖推進全國性的衛生行政。但是，在政變及內戰頻仍的情況下，內務部衛生司並未能有效推行這一項工作。
對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國際環境的變化。國際聯盟要將傳染病的報告視為國際性的事務，1925年，在新加坡設立了傳染病情報局。它是在以東亞、東南亞的宗主國、殖民地為中心的體制上，為推進衛生事業而設置的國際機構，這樣，中國也有必要調整國家機構以推進衛生的制度化。
近代中國持續接受國際聯盟的援助，同時於1930年接收了各通商口岸的檢疫機構，收回了檢疫權，實現了對外的衛生制度化。
確認近代中國的疫情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從周邊地區的狀況推測，近代中國的霍亂、痢疾、傷寒等傳染病很可能是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但是，與其說在巨大的人口規模的背景下，其並未對人口變動態勢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毋寧說，與周邊地區相比，傳染病的流行規模有可能較小。這應該是近代中國對衛生的制度化缺乏強烈動機的背景所導致的。
本文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摘編自《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一書。整合有刪節，標題由編者所取。原文作者：飯島涉 ；整合：羅東；編輯：西西；校對：薛京寧。未經出版社或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閱讀更多 新京報書評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