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瘋魔，不成活”
舊京戲班裡有這樣一句話，叫做“不瘋魔，不成活”。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個演員要想在舞臺上有所作為，不勤學苦練不成；而且一般的勤學苦練還不成，一定要達到廢寢忘食，甚至“瘋瘋癲癲”的程度，這樣才能練出真功夫來。
我六歲的時候就開始跟著父親“混功”,每當父親練功時,我也拿上一截棍子在一旁模仿著練。特別是自從首次演出《三孃教子》裡的小東人薛倚哥後，戲班裡的人都誇我有登臺演出的才能，父親也把滿腔的希望寄託在我身上，下大工夫，花大力氣教我練功。開始練，先練踢腿、下腰、撕腿等一些基本的功夫。父親對我提出了嚴格要求，他是唱武生的，就拿培養武生的路子來教我。如練正面“撕腿”（就是正面劈叉），把兩腿劈開伸直了漸漸往下坐。開始我坐不下去，父親就壓著我的雙肩狠勁往下壓。壓得屁股坐在地上以後，就搬來兩塊大石頭，一條腿上壓一塊。那時候我們這些窮唱戲的也沒有表計時間，父親就點上一炷長長的香插在我面前的土堆上，什麼時候香燃盡了，才准許我站起來活動一下，鬆快鬆快。痛啊，真是難以忍受，汗水一個勁地往下滴，等一炷香燃盡了，我面前的土地也被汗水淋溼了。硬功夫就是這麼用汗水泡出來的。
父親小時候“寫”給王師傅學戲，受盡了毒打。為了早日能學出戏來，他把這套“打戲”的方法也用在了我身上。父親教得嚴，我學得也苦。每日白天練完了，晚上還要接著練，一年四季寒暑不輟。記得，那是父親在武漢搭班唱戲的時候，每天晚上夜戲散場後，他也顧不上休息，趕緊把我叫到後臺就教練起來，他做什麼動作，就讓我跟著做什麼動作。然後，父親手裡拿一條槍桿，站在一旁，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反覆練習，每當一個動作做得稍差一些，照著我身上“叭叭”就是一陣槍桿抽打。有一天我發高燒，體溫達到三十九度多，可父親還是不讓我休息，散戲後又把我叫到後臺練帶槍鷂子翻身。我由於發高燒，頭暈，轉起圈圈來只覺天旋地轉，一個動作沒做好，不想父親還是把我打了一頓。過去唱夜戲時間拖得長，哪場戲下來也得在十二點左右。這天晚上，我練鷂子翻身一直練到凌晨三四點鐘左右，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個翻身沒轉過去，就倒在地上昏過去了。事後母親直埋怨我父親，說不該在孩子發高燒的時候還打著練功。父親也心疼得掉下了眼淚，可他還是說，越是在身體不利的情況下，越是要堅持練下去，只有這樣才能練出過硬的本領來。當然，他的那套教學方法，今天不該提倡，但那種嚴格要求的精神，對我藝術上的進步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
說實話，作為一個京劇演員，我的身體條件並不怎麼好。就拿我這雙扁平足來說吧，要是現在報考戲曲學校，一定不合格。因為這是學戲中的一大缺陷，在做一些縱跳翻騰的動作時會受到一定的限制。我這雙扁平足確實給我練功帶來了不少困難，但這不但絲毫沒有使我失去信心，反而促使我下決心用辛勤的汗水來彌補所謂“戲理”上的不足。
幼年時代，我一直跟隨父母在湖南、湖北、江蘇、浙江、上海等一些地方流浪。父親經常搭不上班，一時不唱戲就沒錢吃飯。父親被一家人的生活逼得實在沒有辦法了，在流浪的途中不得不給人家拉船背纖，那景象至今我記憶猶新。南方的夏天，父親赤膊光腳，炎熱的太陽照射著他那汗水明晃晃的脊背，彎腰弓背，一步一步往前挪著，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我和母親坐在船上，看著父親背上那條粗粗的纖繩，好像不是在拖著小船前進，而是緊緊繫在了我的心頭上，拖著我在長夜難明的苦難社會里，艱難地一步一步往前爬著。
我心裡有說不出來的難受,眼淚也不由得撲簌撲簌地掉了下來。當時我暗自下定決心:父親啊，父親，怎忍心讓您這樣賣苦力氣，難道女兒我就不能掙碗飯給您吃？每當我想到這裡，儘管肚子餓得咕咕叫，我練功那股子勁一下子就竄了上來，便利用船上的“一席之地”練起功來。船一停，就趕緊跑到岸上去，找塊鬆軟地練習搶背、吊毛、鷂子翻身等難度較大的動作。那時候練功，倒沒有什麼遠大的理想和目的，只是為了快練出來，好掙錢養家餬口；也就是說，為了吃飯，就得豁出命去練。
過去，舞臺上的旦角都講究蹺功，這也是旦角中的基本功之一，每個學旦角的演員都得練。到了舞臺上，不僅要踩著蹺表演所飾角色的各種身段動作，而且還要揮刀舞槍“打出手”、翻跟斗，甚至還要在摞起的幾張桌子上做各種動作,最後一個“雲裡翻”下來,沒有硬功夫是不行的。但是，練這種蹺功，就得要付出大量的汗水，經受得起痛苦的折磨，否則是練不出來的。一些看過我的戲的老觀眾可能還記得，像《陰陽河》裡的踩著蹺耍挑子，《遊湖陰配》（即後來的《紅梅閣》）裡踩著蹺從兩張桌子上面做“雲裡翻”下地的高難度的程式動作也都能掌握得了。在蹺功上，我確實下了一番苦功。
在前輩藝人的旦角中，芙蓉草（即趙桐珊）的蹺功是很有些功夫的。他所用的那副蹺後來不知怎麼落在我小姨馬秀榮手裡。當時我們家窮買不起蹺，每當小姨練的時候我也跟著去練，小姨不練的時候，我就把蹺拿出來偷著練。
說起這副蹺來，簡直就是一副刑具，硬木木頭做的，其形狀完全仿照過去纏足女人的小腳製作的，寬窄、大小、曲度等也都一切似真，外面再套上襪子和鞋，就和真的一樣了。蹺長約在三寸左右，下端是前尖，後圓，中間凹，在靠近腳後跟的地方，有一長約八寸，寬約二寸，厚約二三分，向上斜起的托足板。
踩蹺時，演員腳掌的中後部，基本上都要託在這條板上。因此，演員的體重，就要靠前腳掌支撐。為了不使腳後跟露出來，托足板和地平面要成七十五度左右的傾斜角，使足後跟和腿肚子接近垂直，足面和脛骨正面垂直。就和跳芭蕾舞一樣，不過就是腳趾前是個三寸木製的小鞋，腳趾在小鞋上，腳趾、腳面和腿成一直線，後邊放一木板捆上，比現在穿溜冰鞋難多了。想想看，這樣一副蹺踩在腳上，怎能好受得了。
練蹺功時，先把兩隻蹺牢牢地綁在腳上，然後背靠牆筆挺筆挺地站著，這叫“站蹺”，站得時間長了，兩腳便由脹變為酸，再由酸到痛，漸漸地腿、腰，甚至背部都感到了痠痛，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由靠牆站立逐漸過渡到扶牆行走，練到一定程度就可離開牆獨自站立和行走了。然後再增加難度，在地上放兩塊磚，或平面的石塊,站到上面去。一站就是半天多,這叫“耗蹺”。時間站長了，兩腿都麻木了，再由人扶著下來走走，那個滋味可難受了。
“耗蹺”以後，接著就練“走蹺”、“跑蹺”以及走一些比較複雜的動作了。
這樣練出的功夫，不論是臺步還是身段，確實好看，可是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但為了早日能學出戏來，當時我主動找苦吃，在我父親不知道的情況下，我硬是練出了蹺功。
我們家到了北京後,在裘字街住了不久,就搬進了西磚衚衕周義宸（唱老生的）的兩間西廂房。這時，父親搭不進戲班，在家閒著沒事,我們父女二人便齊發奮,一門心思用在了我的學戲練功上。
常言道：“功夫要練好，一年三百六十個早。”其實，那時我練功，哪分什麼早晚。我身穿一副破扎靠，腳蹬一雙硬厚底靴，沒日沒夜地在院子裡練來練去，實在累了就打個盹，一覺醒來接著再繼續練，有時連打盹的時間也不放過，一個“朝天蹬”（即把一腿伸直，抬到耳邊）壓著腿睡覺。那副破扎靠穿在身上，常常是幾天幾夜不知道往下脫。
頭上還得帶上破盔頭，破盔頭上還加了一些沉重的東西。記得有大鐵鎖、大鐵鏈子等，為的是加重頭上的分量，平時練時，頭上加重練習慣了，到了舞臺上，就會顯得輕鬆自如了。
那段時間是我們家最貧困的時候。父親沒有戲唱，掙不來錢。費好大勁只能買上五六斤“共和麵”，根本不敢吃乾的，只能一天吃兩頓稀糊糊。有時我練功練得肚子餓了，端起碗來就喝，可當我想起某一個武打套路時，飯也顧不上吃了，放下碗又到院子裡練起來。長年穿著厚底靴練功，把四合院的那滿地青磚磨得坑坑窪窪，房東女主人跟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趙燕俠，以後等你成了名，你要賠我這一地磚！”
荀慧生
練武功是這樣，練文功又何嘗不是這樣呢？起先，我的嗓音條件並不好，我就下大工夫練。冬天，外面下了雪，雪一化牆上掛了一層冰，我就對著牆喊嗓子，一喊就是幾個小時，牆上那層冰都被我呵出的熱氣融化了。要麼我就找來一個大肚小口的罈子，把嘴對緊罈子口喊嗓子。開始不但別人聽不到聲音，就連我自己也聽不到，練得日久天長了，那“嗡嗡”的聲音就出來了。因此，後來我的嗓音不但能打遠，而且能夠持久不衰，不致因嗓子累了而嘶啞，或出現其他的毛病。三十多年來，不論是風天、雨天、雪天，還是乾燥的天氣，我的嗓子從來沒壞過。在同一天晚上，我能唱完了唱功十分繁重的全部《玉堂春》，緊接著再演唱、念、做、表都比較吃重的全部《紅娘》。直到現在我仍喜歡翻高腔，而且翻得上去，這不能不說跟我紮實的幼功有很大關係。
俗話說：“若要漂、帥、脆，就得練功不怕累。”我練功，不是要演什麼才練什麼，而是京劇裡的各種行當我都練。年輕時我專工花旦,但青衣、刀馬旦、文武小生,甚至彩旦、醜行的功都練。因此，我不但能掌握一般的唱、念、做、打，而且武生中的一些高難程式動作，我也能做得上來。
這樣全面練功的結果，無疑開闊了自己的戲路子。我演過好幾十個年齡、性別、身份、性格不同的人物。從行當來講，包括青衣、花旦、刀馬旦、彩旦、文武小生，甚至小花臉等，我都演過。僅從1943年我十五歲時第一次正式登臺演出，到1949年這段時間內，我就演了七十多出戲。這也正像戲班裡常說的“功不虧人”。
我的老師在我練功學戲期間,先後拜過好幾位老師,使我有機會學習王（瑤卿）派、荀（慧生）派、梅（蘭芳）派的藝術特點，並在此基礎上繼承和發揚前輩的流派藝術。我在藝術上所取得的進步，可以說是與此密不可分的。
早在我跟隨父母在南方流浪期間，有一次到了上海，曾拜著名王（瑤卿）派青衣金碧硯為師。因為當時沒有錢，學不起，只跟金老師學了《寶蓮燈》等一兩出戏。
到了北京後，我先是拜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為師。那是在1942年8月23日,當時的習俗，拜師是要請吃酒席的，八大盤八大碗地擺幾桌，請老師、親朋、同行等吃喝一頓，酒席間正式舉行拜師儀式，然後一登報，社會上就公認誰是誰的正式弟子了。但因當時我家無錢擺請酒席，沒有公開登報。
荀慧生在他同一天的《藝事日記》中寫道:“下午4時，因趙家貧，沒有請客，只向我磕了個頭就成了。”當時，荀先生在舞臺上已是久負盛譽了，早在1939年就已收了童芷苓、毛世來、吳素秋三個已經能獨自挑班的演員為徒了，而我僅是一個窮苦藝人的小姑娘，拜師又不請客，在當時來說有損老師的面子。但他能收我,說明已是很不簡單的事了。據荀先生講,他發現我是塊唱戲的材料，有藝術素質，有刻苦精神。荀先生曾對他的“二旦”何佩華說:“這個孩子,看來是很有出息的。”
荀先生只給我指點了幾齣戲，而我所學的荀派戲基本上都是跟何佩華老師學的。何老師雖說武功差一些，但一些荀派戲他都會。在教我學戲期間，每月給他三十元錢。我跟他學了《紅娘》、《香羅帕》、《釵頭鳳》、《紅樓二尤》、《勘玉釧》、《荀灌娘》等。後因沒錢學不起了。不久，荀先生看了我演出的《十三妹》後，很滿意，就把我又介紹給了李凌楓老師。
李老師專教王（瑤卿）派青衣，很有名氣，許多名家都是出自李門，一般人他不教，因此教人學戲要價也比較高。我父親咬了咬牙，把自己僅有的幾件行頭當了五十元錢，讓我跟李老師學了一個月，只學了《祭塔》、《朱痕記》、《王春娥》幾齣戲，又沒錢學下去了。
提起李凌楓老師,我不由得聯想到1980年2月25日為紀念著名京劇藝術家馬連良先生八十誕辰的一次演出。我和袁世海、李萬春、譚元壽、周和桐、劉雪濤以及外地來京參加紀念演出的馬（連良）派演員馬最良、言少朋、王和霖等同志同臺演出了馬派名劇《龍鳳呈祥》。這次演出，可以說班子搭配相當齊整，也是近年來少見的合作。我飾演戲裡的孫尚香。這任務剛接了下來，就引起了同行一些同志的議論。有的說,從來沒見我演過《龍鳳呈祥》中的孫尚香,似這樣的“大青衣”不知我怎麼演。甚至有人說我演孫尚香是圍棋盤裡下象棋——不對路數。面對這些議論我沉思了許久。在懷念馬先生的同時，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李凌楓老師教我學戲的情況。
我是十四歲那年拜李凌楓為師的，當時由於我們家裡窮，連睡覺的床也沒有，我只好睡在父親的兩個戲箱子上。父親和母親睡覺的炕上，一領破席子補了又補，其景況可想而知。李老師第一次來我家教戲，一看我們的家境，心裡就明白了個八九。但他並沒有因為我家窮，拿不出錢來學戲就不教我了，每星期仍是抽時間來我家兩次。那時李老師三十七八歲的樣子，高高的個兒，魁梧的身材，穿一件乾乾淨淨的藍灰呢子長衫，說話和藹可親。他教戲準確、規矩、實授，不但對我要求嚴格，而且教的速度要比別人快得多。我也特別珍惜李老師教戲的時間，為此經常沒吃過一頓整飯，每天除了練七八個小時的功以外，剩下的時間就是背戲詞，走身段。吃著吃著飯忽然想起某一個動作來，放下碗就到院子裡練起來，多年來已成了習慣。等走完了身段，飯也涼了，只好勉強吃兩口冷飯，時間長了就落下毛病。有一天中午,我得了急性腸炎,瀉肚不止。下午李老師又來給我說戲，可我又捨不得不學，要學身體又實在支持不了。李老師見我這個樣子，忙勸我休息，說明天給我補一天，我這才放了心。
第二天，李老師果然來給我補課了，教的就是這出《龍鳳呈祥》。這出戏我雖然三十多年沒演了，但由於當時李老師教得認真，我也學得用心，因此還一字不差，一腔不錯地牢記在心上。只是為了更好地刻劃孫尚香這個人物，這次演出的時候，我請著名琴師李慕良同志幫助我重新整理、設計了孫尚香剛出場時唱的“昔日梁鴻配孟光,今朝仙女會襄王；暗地堪笑我兄長,安排毒計害劉王；月老本是喬國丈，縱有大事也無妨”一段唱腔，在個別地方作了一些小的改動。
趙燕俠
在我的老師中，對我影響最深的，要算我正式的啟蒙老師諸如香了。諸如香是梅蘭芳的二旦，多年跟梅先生一起搭班唱戲，花旦戲很有功夫，是當時梨園行裡一位十分有才華的人。在諸如香年富力強，能掙錢的好時候，不要說家裡有多少財產，光置買的房屋就佔了半條衚衕。可就因為他嗜好抽大煙，把好端端的日子給抽窮了，到後來房屋財產變賣一空。諸如香窮困潦倒了，剛五十來歲就成了個又黑又瘦的乾巴老頭兒，這還怎麼演旦角戲呢？他再也搭不上班了，又沒有親人照管，最後流落街頭成了乞丐。
諸如香不能登臺演戲，連教戲也沒人看得上，雖說他要價不高，每教一次戲也就是要個三毛兩毛錢，可誰也不找他。我學戲沒有錢，請“名牌”老師請不起，窮對窮，便請諸如香做老師。
開始我是怎樣認識諸老師的呢？還得從我撿白薯蒂把談起。當時我們家最窮的時候，沒飯吃，我每天練完了功就去牛街那個賣烤白薯的那裡撿白薯蒂把。每次我去到那裡，除了看見有三兩個買烤白薯的人外，常常見一蓬頭垢面，穿得破破爛爛的老頭兒坐在那裡，跟烤白薯的閒聊天。遇到天氣暖和時，老頭便把上衣脫得光光的，蹲在烤爐旁捉蝨子，肚子餓了就要塊烤白薯吃。那個賣烤白薯的也總是把不好賣的小白薯賜給他。一旦老頭肚子吃飽了,也就高興了,便哼哼起京戲來。原來，這就是諸如香。
有一次我又去揀白薯蒂把，適逢諸如香剛吃完兩塊白薯，又心滿意足地唱了起來：“手指著西涼高聲罵，無義的強盜罵幾聲。我為你不把相府進，我為你失了父女情。既是兒夫把我賣，誰是那三媒六證的人。”
我仔細一聽，他唱的是《武家坡》中王寶釧唱的一段西皮二六板，有腔有調，韻味十足，好聽極了，絕不是一般人能唱得上來的。這個窮要飯的想必有些來歷。於是，當我撿完了白薯蒂，便大著膽子問起來：“先生，您懂京戲嗎？”
“懂，好些戲我都懂。當年梅蘭芳唱戲離不開我，誰不知道我諸如香是出了名的‘諸二旦’。哈哈哈哈……”說著諸如香放聲大笑了起來。笑聲剛止住，臉上的笑容突然不見了，他搖了搖頭聲調低沉地說：“現在不行了，成了‘叫化子旦’了。”
我一聽是梅蘭芳的二旦，既敬佩，又為他的處境而同情。也是我求藝心切，便問：“先生，您會教戲嗎？”
“會，會！只要願意學，我把我會的戲全都教給你。”諸如香一疊連聲地回答。
我們又攀談了一會，各自介紹了自己的一些情況，越談越親切。當我提出要拜他為師時，還沒等我把話說完，他滿口答應說：“可以，可以，我願意教！”
諸如香也沒提什麼條件，這事我們就算說定了，約好了時間，單等著拜師了。
不知怎的，這天我特別高興，一回到家裡就對我媽說：“媽，我要拜一位老師。”
“是誰？”媽忙問。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梅蘭芳的二旦諸如香。”我回答說。
爸爸聽了一旁插話問：“聽說這人近來情況很不佳？”
我怕爹媽不同意，忙辯解說：“管他佳不佳，能教戲就是好老師。”
爹媽再沒言聲，這事總算全家通過了。
拜師那天，諸老師大清早就來到了我們家。我媽不認識，見面吃了一驚，忙問：“燕俠，怎麼把個討飯的領回家來？”
我解釋說：“這就是我要新拜的老師。”
按照習俗，拜師時不論是學生還是老師都要穿最好的衣服，顯得體面。
當時我沒有好衣服穿，諸老師的穿戴就更不用提了。他身上穿一件一年四季都不更換的破藍布大褂，這裡吊著塊破補丁，那裡掛著條破鋪襯，看上去倒像是一件“八卦仙衣”。頭上一頂破瓜皮氈帽，幾束頭髮像那生命力頑強的小草從破洞洞裡鑽了出來。諸老師見了我媽的面,忙寒暄說:“弟妹，今天是個喜日子，我就早來了。”
舊時拜師學藝先要磕頭行禮，我剛跪了下去，諸老師慌忙伸手來攙，說：“不要了，不要了，快起來，快起來。”
我們家裡也沒什麼好吃的，又沒有錢買，母親便多放了些“共和麵”蒸了一鍋窩窩頭，又對付了幾個小菜，諸老師大口大口地吃了個響飽。
第二天，諸老師就來給我正式說戲了。他先教的是《春秋配》，說戲文，講程式，排身段，兩手拍著板，嘴裡又是鑼鼓，又是胡琴，既有規範，又有獨特的路子，教得嚴細認真，一絲不苟，可賣力氣了。我心中暗暗佩服，不由得對這位窮老師肅然起敬了。
諸老師累了，他讓我仔細琢磨琢磨，練一練，自己坐在一旁想休息一下。
諸老師剛坐下不久，那滿身的蝨子可就鬧騰開了，一時身上癢癢難忍，他脫下了身上那件油灰髮亮的破襯衣，捉拿起蝨子來。我正在練習戲裡姜秋蓮跟隨乳孃荒郊揀柴的一段西皮原板：“家住在羅郡城魁星樓下，我的父名姜紹貿易天涯；在家中受不過繼母打罵，無奈何到荒郊揀拾蘆花。”當唱到“在家中受不過繼母打罵”一句中的“打”字時,一個託腔我沒有唱準,諸老師突然說了句：“停！”
看來諸老師是在埋頭捉蝨子，實際他在仔細聽我運腔、託腔、吐字、噴口等運用得如何。他越聽越覺著我沒有把戲情唱出來，就對我提出了嚴格要求。接著諸老師就給我說了如何唱好這段唱腔的經驗之談，什麼唱戲要先解意啦，如何把姜秋蓮受繼母虐待，被迫到荒郊揀柴的抑鬱苦悶心情唱出來啦，怎樣才能做到行腔正、吐字準、規矩嚴啦，諸老師講得頭頭是道，我聽得津津有味。教完戲，我媽當場給了諸老師兩毛錢，他見爐子蓋上烤著幾塊窩頭片,伸手拿了兩片,高高興興地走了。
諸老師每天來我家教戲，先是連說、帶唱、加表演地教一陣，然後就讓我自己練習，他坐在一旁，不是跟我媽要塊鋪襯補破衣衫,就是脫下襯衣來捉蝨子,可一旦我在練習中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便馬上給糾正。就這樣，我跟諸老師學會了《花田錯》、《春秋配》、《破洪州》等許多戲。有些戲，後來成了我的拿手戲。回想起來，諸老師真有戲。但舊社會埋沒人才，糟踐人才，多可惜呀！
1982年的秋天，我在瀋陽演出，見到了諸如香的兒子諸世芬同志，論起來他是我的師哥。世芬師哥特意請我到他家吃飯，我們想起了諸老師，也談到現在的生活。諸老師要是活到現在，一定會有一個幸福的晚年，他可以把他的一身技藝全部貢獻給青年一代。
趙燕俠
第一次正式演出
歲月，伴隨著勤學苦練的汗水偷偷流走,不覺到了1943年的初夏,我已經十五歲了。一個演員，長期關門練功，不登臺演出，功夫練得再好，在舞臺上也是難以站得起來的。
當時，在北京由戲劇界的戲把頭霸佔著舞臺。一個演員，特別是沒有名氣的演員，要想搭班唱戲，就得由他們開“綠燈”，這就必須得對他們拍馬屁，進行賄賂。否則，你就別想吃這碗戲飯。因此，一些演員既恨他們，卻又不敢得罪他們。我父親為人正直，一向不善於拍馬，家裡又窮得叮噹響，無錢做“社交”活動。再加上北京的梨園界“欺生”，父親在南方雖說小有名氣，可到了北京，在舞臺上根本沒有什麼地位，自己搭班唱戲都十分困難，更不要說像我這樣社會上不知名不知姓的孩子了。可總得設法讓我在舞臺上露一露，創創牌子，好掙錢吃飯呀。為這事，我父親和母親確確實實為了難。一天晚飯後，兩人愁眉不展，打起主意來。父親說：“咱們已在燕俠身上花了十
來年的心血，就是窮死，沿街乞討，也得想辦法讓她唱一場。”
“沒有錢唱不了呀。你也不是不知道，家裡惟一值錢的幾件行頭早就當賣光了，再也沒有變錢的路子啦！”母親回答說。
“我來想辦法，先出去聯繫一下看。”父親說。
“如果能打通路子，讓燕俠唱一場。唱好了，燕俠也就在北京站得住腳了，咱們就繼續吃這碗戲飯。要是唱‘砸’了，咱們就……”話到這裡，母親像突然被什麼東西攪痛了心，說不下去了。
“砂鍋搗蒜，就看這一下子啦。這也看她個人的造化如何了。”父親說著按上了一鍋子煙，點著火叭達叭達地抽了起來。
“唱不好，咱們還回南方，給燕俠找個主，有個安身吃飯的地方也就算了。”說著，母親偷偷抹了一把眼淚。
這一宿，一家三口人誰也沒睡好覺。第二天，父親一起早就出去了。
父親來到了前門外的大柵欄，找到了三慶戲園子裡的經勵科。這是當時京劇班社後臺服務人員的一種組織，為“七行七科”之一，其任務是在組班時邀角請人，俗稱“管事”或“頭兒”。但與舞臺上的文武總管等管理人員不同，他們對前臺演出不負任何實際責任，只在幕後操縱人事。他們大都是後臺經理的親信。說來，這種經勵科是盤剝演員的一種“小衙門”。他們養著一批人，稱為“學生”，自己不會唱戲，可跟各個戲園子都有密切的聯繫。邀什麼角唱戲，在哪個戲園子裡唱，都得由他們出面溝通聯繫。他們就是通過這種工作從中漁利，賺大錢。
荀慧生
為了讓我能有個“亮相”的機會，父親只得向管事的說好話。他介紹了我的情況，並請管事的多栽培，給予方便。當我父親向他提出讓我掛頭牌演出時，管事的一見父親穿戴得滿身寒酸氣，待答不理地問：“拿得起紅票和包廂嗎？”
那時的戲園子，樓下的座叫“池子”，每張戲票差不多要偽幣一塊錢。樓上的座是雅座，都是一個格一個格的，每個格就是一個“包廂”，可坐五六個人，少說也得五六元錢。一些名演員演出時上座率高，票賣得出去，唱戲時不需要自己帶票。像我這樣剛要“露面”的演員，沒有名聲，要掛頭牌唱戲，人家怕票賣不出去,賺不著錢,因此必須自己帶一部分票,票錢自己拿,這叫“紅票”。
父親問管事的：“需要拿多少？”
“二百張‘紅票’，二十個包廂。”
“我一定想辦法。”
事情雖說談妥了，可這二百張“紅票”，二十個“包廂”，就得三百多元錢呀，我們家哪裡拿得出來。沒辦法，只好去求在北京的惟一的一家親戚——我的七姑夫。
這位七姑夫是北京的一個大商人，家裡富得流油，光皮貨店、鐘錶店、金店就開了幾座，就連當時赫赫有名的豐澤園飯館，還是他做老闆呢。我七姑媽趙玉英十六歲上只唱了一齣戲，就被迫嫁給這位四十多歲的商人做了二房。儘管七姑夫錢多得數不過來，可是一個勁地虐待我這位戲子出身的姑媽，放著大米、白麵黴了爛了，也不讓她吃，淨給窩窩頭吃，弄得我七姑媽整天哭，埋怨自己命苦，不該嫁給這樣一個人，真是後悔莫及。
七姑夫自從和我們趙家結了親,總覺得和一家唱戲的來往不體面,不願見我們趙家的人。因此，他和我們家雖然同住在北京，卻如同相隔千里萬里，基本上不來往。只有我七姑媽心裡老惦記著我的學戲練功，常常把自己積攢下的三元兩元的錢瞅機會偷偷塞到我父親手裡。
就為那二百張紅票和二十個包廂，父親連著找了七姑夫三趟。怎奈這位勢利眼的商人，概不相見，一次次拒父親於門外。第四次上門，七姑夫總算見了我父親的面。話不投機半句多，兩人見面後，也沒有多少話好說的。父親開門見山地說：“我已在戲班裡聯繫好了，準備讓燕俠……”
“什麼戲班長戲班短的，我不愛聽！”父親話還沒說完，不想“戲班”兩個字眼卻重重觸著了七姑夫的疼處，他話裡夾槍帶棒地把我父親的話一下子給堵了回去。
“七弟，我準備讓燕俠登臺唱一齣戲試試看。如果這孩子戲唱成了，在北京就有立足之地了，以後靠她養家餬口。我們從此就不麻煩你了。如果這孩子唱‘砸’了，站不起來，我們全家就離開北京，決不連累你，就再也不求你了。
看在七妹的面上，只求你幫這一次忙，給拿二百張紅票，二十個包廂。”
儘管七姑夫話裡帶了許多的“刺”，可父親一點沒有發火，仍是寄希望於七姑夫發“善心”，懇求七姑夫的幫助。七姑夫躺在沙發上沉思了許久，最後才慢條斯理地說：“好吧，誰叫我有這門子窮親戚呢。咱們把話說在頭裡，只此一次，下不為例。有錢我也不會往你們戲班裡放，以後少在我身上打主意！”
“以後決不再來麻煩你。”說完，父親起身就要走。
“等一等。”七姑夫態度嚴肅而又冷淡地說：“以後，在人面前不要提起跟我是親戚！”
七姑夫的話，像一把大火在父親胸中燃燒。不過，他沒有跟這位商人吵，強按著怒火，難過地低頭走出了大門，長嘆了一聲說：
“天哪！親戚尚且如此。難道說唱戲的就比別人矮了一頭？”
趙燕俠
父親經過幾天的艱難奔波，我唱戲的事終於有了些眉目，打炮戲是《十三妹》。
這是根據小說《兒女英雄傳》編寫的一齣戲，當時是八本連臺本戲。戲的大體內容是說，有一位叫紀獻唐的大將，手下有位中軍官何紀。何紀有女玉鳳，生得聰明伶俐，且又漂亮。紀獻唐給兒子提婚，何紀不應，被陷入獄，憂憤而死。其女何玉鳳化名十三妹，去紅柳村鄧九公那裡學了一身好武藝，伺機為父報仇。行至悅來店碰上了安驥安公子,細問情由,方知安公子之父出任淮陽縣令，被上司所參，下了獄，需銀六千兩贖罪。安驥攜銀三千兩前往營救，驢夫見財起意想害安公子，一同誤入能仁寺，被惡和尚綁縛要殺。正在這時何玉鳳也趕到能仁寺，殺死寺僧，救出安驥與被擄搶的農家女張金鳳及其父母，併為安、張聯姻，贈金借弓，使他們前往淮安。
戲裡的女俠何玉鳳，穿紅色打衣、打褲，戴紅色風帽，胸前盤紅十字，腰上挎刀，帶鏢囊，身上背弓，手持馬鞭，機警、靈活、武藝高強。要把這樣一個具有俠骨義膽、疾惡如仇的少女演好，既要有好嗓子，好嘴皮子，又要有拿手的短打武功，特別是要把一口說京白又不完全是京白，說北京話又不純粹是北京話的不同於一般花旦的唸白說得清楚流利，恰如其分地表達“戲理”，更是不容易，不能不說是旦角中很“吃功”的一出“身份戲”。我們是從悅來店演起的，我演何玉鳳，安驥由著名小生葉盛蘭飾演，名花臉侯喜瑞演鄧九公，名醜馬富祿演彩婆子賽西施。多麼硬幫、齊整的班子啊！誰知道我能不能把何玉鳳這個角色演好呢？要知道，這是決定我“命運”和全家生活出路的一次演出啊，連日來父親和母親總是提心吊膽。
聽說我要演戲，四姑媽趙美英放著自己的戲不演，專程從天津趕來北京，抓緊一切時間幫我排戲。此時我的老師何佩華更是巴不得讓自己的弟子一舉成名，整天手把手地教，在我身上下了大工夫。為了教我把劇中人的身段走得準確漂亮，他在前邊反反覆覆地一面走，一面做，讓我跟在後邊一點一點的模仿。哪料想，教的有心，學的卻無意，何老師前面認認真真地做動作，我卻以為自己早會了，心不在焉地粗略比劃一下就算了事，臉上沒有表情，動作當然也就死板，何老師直著急，說：“你跟著我走呀。”我說：“您先走呀。”我父親、母親、四姑媽和七姑媽看了這般情景，也不知道怎麼是好。父親後悔不迭地說:“糟了,當初不該提出演這出戏，應唱《大英傑烈》就好了，能看出燕俠的功夫來。”四姑媽也說：“這出戏不藏拙，真不該讓燕俠唱《十三妹》。”
時間在一片擔心、憂慮中一天天過去了，演出的日子來到了。這天，父親和母親裡裡外外忙得也沒顧上吃晚飯，只給我弄了點吃的，便一同趕到了三慶戲園子。
各行當的角色都來了。何佩華老師和他的夫人也來了，進了戲房就幫著我化妝。可以看得出，當時何老師對我也是心中無數，不免有些擔心,怕我唱“砸”了。他顯得有些緊張,拿起一朵花來，剛要往我頭上插，不料手哆嗦了起來，強自笑了笑說：
“今天我是怎麼了，心裡咚咚直跳，手也不聽使喚了。自己唱戲也還從來沒出現過這種情形呢。”
何師孃看了何老師那副樣子，憋不住地笑了，說：“瞧你那樣子，燕俠都不緊張，你這當老師的倒怕了起來，這又不是要進殺場，今天唱不好，明天還可以再唱嘛。”
“說得容易，你又不是經勵科的管事的。”何老師還了師孃一句，仍端詳著給我戴花。
此時，父親給我也幫不上忙，揹著手在戲房門外踱來踱去，手裡夾著的半截煙也不知什麼時候在手指縫裡熄滅了，他不但沒有感覺，而且早已搓得粉碎，可見緊張到了什麼程度。
一陣急促的鑼鼓催促著人們走進了戲園子。父親拿了二百張紅票，二十個包廂票，戲園子裡又賣了四百多張票，一共六百多張票，那時的劇場小，八九百人就滿了，上座率達到七八成，一般說來就算不錯了。
荀慧生先生和他的夫人,還有我的七姑媽也都來了,在池前就了座。父親和母親擔心我唱“砸”了，既不敢在前臺看，也不敢在後臺看，兩人扒在戲園子外面的一個窗戶上偷著往裡看。
已經緩鑼鼓了，戲開演了。我冷靜了一下，站在臺簾後邊等著出場。“急急風”鑼鼓突然以強有力的聲響敲打了起來，我一掀臺簾側身出了場，先是來了一個“亮相”，觀眾給我來了個“碰頭好”，臺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接著，在激烈的鑼鼓聲中，我手揚馬鞭，走起“趟馬”來，我越走越快，像一陣風似的，臺下來了個“滿堂彩”。
何玉鳳走完趟馬，接著是大段自報家門的唸白：“我，何玉鳳，父諱何紀，在經略七省紀獻唐將軍麾下充當中軍官。只因那紀賊……”通過這段唸白，既要把何玉鳳的身世講說清楚，又要表現出對仇人紀獻唐的滿腔仇恨，念時要一字一句念清楚，節奏上的抑揚頓挫十分鮮明，尤其強調有節奏的聲調與有節奏的表演動作要互為統一。我小時候練功，有一個時期就每天拿這段唸白磨練嘴皮子的功夫。因此，當我念完這段唸白時,臺下又給我鼓了掌。隨著劇情的發展,戲也就繼續往下演，以後不論是唱、唸白、還是武打，臺下觀眾不斷給我鼓掌。
“悅來店”一場戲，何玉鳳的唱腔不多,只有六句西皮搖板,開始的兩句是“單人獨騎下山嶺，不報父仇氣難平”，第一個下場時的兩句是“催動驢兒趲路徑，常把父仇掛在心”，要通過唱腔表現出何玉鳳復仇心切來。特別是能仁寺一場戲中，何玉鳳與全寺僧人有一場激烈的武打，我把平時所學的縱、跳、翻、躍等各種武功動作都用上了。戲中何玉鳳與惡僧奪刀的一個場面，兩人刀來拳往，寒光閃閃，搏鬥激烈，動作驚險，扣人心絃,演到那熱鬧處,觀眾又是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臺下看戲的荀慧生老師也為我鼓了掌，事後他還誇讚我說：“有挑班的颱風，有發展前途。”
演出總算圓滿地結束了，觀眾在一片讚揚聲中走出了戲園子。荀慧生老師，何佩華老師，還有我的兩位姑媽都到後臺來向我祝賀。趴在窗戶上偷著看我的父親和母親，直到此時才鬆了一口氣。母親抹了一把眼淚說：“這一炮算是打響了。”
父親從衣袋裡掏出了手絹，擦了擦額頭上的汗，十分高興地說：“你我總算沒在燕俠身上白下工夫！”
趙燕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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