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喜歡這段時間最炙手可熱的美劇《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追看了三遍。

劇中講了三段婚姻的故事，分別對應1960年代，1980年代，和2019年的當下。

第五集的片頭，畫面追溯到三位女主的童年，一個話外音分別問她們：

“長大之後你想做什麼？”

1964年的女主Beth Ann說：“想做一個媽媽。”

1984年的女主Simone說：“我想當個電影明星。”

到了2019年的女主Taylor，一位女權主義黑人女律師，她的回答是：“我想當超級英雄。”

這些都是非常富有特徵的回答。

時光如果再往前倒流一些，無法想象，在美國一個普通家庭的黑人小女孩，能夠勇敢地夢想成為拯救全人類的超級英雄。

就像劇中中Beth Ann成長的那個年代。社會的各種“聲音管道”都在告訴你：做家庭主婦、為丈夫生兒育女，就是一個女人生來的全部使命，而身邊所有高貴的女性，也都在做著家庭主婦。所以一個小女孩，能夠想象到的未來與人生設計，自然也只能是——當一個媽媽。

直到1963年，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的奠基之作《女性的奧秘》驚雷般問世，一個新的時代拐點終於來臨。

但在當時，無數家庭主婦們已經並不甘心於自己被分配的社會角色，卻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無處可逃，只能無聲吶喊。

到了1980年代的美國，出現了像奧普拉·溫佛瑞這樣的傑出女性，從底層開始奮鬥，向全社會示範了黑人女性獲得巨大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沒有她，相信那時的美國黑人小女孩們，根本不敢去做“超級英雄夢”。

Oprah Winfrey 奧普拉·溫佛瑞

“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女人”，固然是個人選擇，但其實更是被時代所塑造的。

2019年10月14日，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設立以來，誕生了第二位女性獲獎者，她就是執教於麻省理工的Esther Duflo。

Esther與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同事、事業拍檔Abhijit Banerjee，以及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Michael Kremer，共同被授予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Esther與她的丈夫Abhijit Banerjee

左一為Abhijit Banerjee，中間為Esther Duflo，右一為Michael Kremer

可以預見，Esther的獲獎，會激勵影響更多女性投身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

正如她所說的：

“我的獲獎說明，女性在經濟學研究領域取得成就、並被獎項所肯定，皆是可能的。

我希望我的獲獎，能夠激勵更多的女性不要放棄、持續耕耘；

也能讓更多男性給予這些努力的女性應有的尊重，不因她的性別而有所差異。”

這麼多年來，為什麼甚少有女性在經濟學領域有所建樹？

不是因為女性“數學不好”，也不是因為學術界和評委們歧視女性，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從事研究的女性太少了，能做出榜樣的女性也太少了。

比起選出“誰是最牛的”，“諾獎頒給誰”所帶來的巨大示範引導效應，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Esther自己就有一項研究：

她發現印度1993年的一條憲法修正案強制性規定了：全國三分之一的村子在選“村長”時，必須選出一位女性來當一把手。但具體是由哪些村子選出“女村長”，卻是隨機的。

於是，她通過實驗研究發現：

在那些有過女性領導擔任“村長”的村子，女生從學校的畢業率明顯更高，父母對孩子的未來期許，不會因性別而有太大差異，包括孩子們自己，對於人生未來的規劃與抱負，因性別而產生的鴻溝明顯更小。

這證明了什麼呢？

設計一個對於女性有利的“社會獎賞系統”，對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受重視程度，對女性在教育和職業方向等重大人生問題上可能做出的選擇決策，都會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

所以，要打破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壟斷型生態”，需要在儘可能大的範圍內，推動遊戲規則的修改、獎賞系統的重設。

從《致命女人》裡的Beth Ann時代，發展到今天這個誕生46歲諾貝爾經濟學獎女得主的時代，社會對於女性的“性別角色設計”，已經發生巨大的變革。

但是依然還不夠。

下面我想談談，如何從自我感、價值感、力量感這幾個方向，讓我們從自己做起，從自己的家庭做起，起到女性榜樣的示範作用。

自我感

先說“自我感”吧。從最表層的意思理解，“自我感”就是一個女人知不知道她是獨立的生命，是獨一無二的生命，是不需要從屬於任何一個人的生命。

可是你想想，平日裡的女人，都是怎樣感知自己的存在的？——父母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親，朋友的朋友……唯獨缺了一個“我”。

前些天有個79年的女生髮帖徵婚，就因為她說自己“去過20多個國家”“興趣廣泛”，被評論一邊倒地嘲笑，說她“心智不成熟”。

這個女生有著這樣豐富的經歷，並且她研究過心理學，應該非常享受單身的生活並知道自己要什麼，那她為什麼還要以明明知道會被嘲笑的公開徵婚的方式去找個伴侶呢？還不是因為，不管一個女生的教育背景、職業、愛好如何，整個社會都在企圖教導她們：如果不被男性愛，如果沒生孩子，你就是失敗者。

比如郭晶晶和楊麗萍，這兩位都是在各自的領域做到頂尖的女性，但看看我們的新聞是怎樣評價她們的？前者是“嫁入豪門，兒女雙全的人生贏家”，後者是“為藝術奉獻一生，膝下無子晚景淒涼”。

說回到“自我感”。唯有當一個女人意識到自己是為自己才生而為人的時候，她才能真正的綻放。

這次的諾獎得主Abhijit與Esther夫婦就做出了很好的示範，他們充分證明了，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屬，一個非常繁忙而有成就的丈夫，可以有一個同樣繁忙併且有成就的妻子。

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七歲。用Esther的話講，還是兩個“認為全世界都該以他們為中心”的孩子。

所以，誰工作更繁忙一點，誰掙得更多一些，不是決定“夫妻家庭分工”的根本原因；怎麼看待男女在家庭裡的性別分工，“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觀念才是。

如此繁忙的兩位著名學者，經常一起做飯，共擔家庭責任。

如果追問印度裔的Abhijit為何不像大多數印度男人那樣，認為女人就該在家當好主婦，很可能是因為Abhijit的父母，雙雙都是印度知名的經濟學家，他從小就見識到了另一種女性角色的存在，另一種夫妻模式的可能性。

這就是“示範”的力量。

我們需要做的，是不斷變革“社會的獎賞機制設計”，創造一個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可以創造自己的事業，而不是去鼓吹，嫁給一個事業有成的男人，就是女人的大幸運和幸福未來。

價值感

我們再來說“價值感”。身為女性，你不喜歡自己的這個性別身份，除了對於女性只能做“賢妻良母”的單一認知，也可能是因為社會和家庭告訴你“重男輕女”的那些觀念，讓一個女性體會不到自己的價值。

這裡想給你講一個故事：

黑人女孩米歇爾·羅賓遜，出生在美國芝加哥南部平民區，她的父母出身於家境更貧寒的黑人家庭。

儘管經濟捉襟見肘，父母還是會讓孩子出門時，衣著整齊得體。平日裡，父親喜歡開著他普通的別克汽車，載著孩子，去附近街區的富人區參觀。那裡，生活著很多生活優渥的黑人醫生家庭。一般，他們的家門口車道上停著兩輛轎車，兩側的草坪上鮮花盛開。

他並不多說什麼，既不會說：“這就是你們努力的方向，你們必須好好學習改變家族的命運。”也不會說：“有些人就是生來命好，我們沒這種命。”他只是帶著孩子去看，去感受。

這個女孩回憶道：“我想，父親是有意為之，他向孩子們展示良好教育帶來的前途和機會，激勵孩子們出人頭地。”

高中時期，這個女孩就讀於芝加哥一所富裕社區的高中，有一次，學校組織學生去巴黎遊學。女孩想，這根本就是她的家庭負擔不了的一筆支出，回家連提都沒有提過。但是，她的母親還是從另一位同學的媽媽那裡聽說了。他們夫婦把女兒叫到跟前談話。

父親說：“錢的問題，不是你該考慮的事情，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你起碼要告訴我們，讓我們知道有這件事，好讓我們有所選擇，才好做出決定。”最後，父母想辦法，真的讓女孩去巴黎遊學，親身體驗一個更大的世界。

而女孩兩年後考入了普林斯頓大學，後又考入哈佛法學院，成為一名律師。她進入芝加哥最好的律所工作，衣著入時，在47層的摩天大樓裡工作，年薪超過父母一輩子賺的錢，25歲就擁有了私人助理。後來她換了工作，伴隨丈夫進入政壇，她成為美國曆史上首位黑人“第一夫人”，在公眾舞臺上施展她獨特的影響力。

她成為了米歇爾·奧巴馬。

正是價值感，正是“人生永遠可以更好”的嚮往與願景，為這個平民區女孩撐開了一片可以高飛的天空。

力量感

力量感，就是你有沒有對你想做的事全力以赴。

很多人抱怨社會對女性不公，但你為你的工作目標究竟肯付出多大的努力呢？

《向前一步》的作者桑德伯格女士說，在職場中她觀察到一個現象，很多女性時刻準備著迴歸迴歸家庭，準備懷孕，準備生子，這是妨礙她們在事業上向前一步的最重要心理原因。有一次，她想提拔一位女下屬升職，但是對方非常躊躇，原因是她不希望升職後更繁忙的工作會影響她的家庭生活和成為母親的計劃。問題是，當時這位女下屬連談戀愛的對象都沒有，卻已經在為未來的未來在準備“退後一步”了。

我自己也常常冒出這樣的想法：“哎呀，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不擅長在事業上發揮，我更不懂創業，怎麼辦？不幹了，老公救我！”

身邊也不斷有聲音說，女人不能那麼累，你就四處遊山玩水輕鬆度日吧，工作是做不完的………我只是笑而不語，因為，他們不懂我真正想要什麼。

沒有一個人，能一邊渾渾噩噩、三心二意，一邊又綻放璀璨的光。沒有一個人能這樣好命。好命，從來都是靠自己活出來的。

希望你敢做夢，並且敢於圓夢。多多鼓勵自己和同性夥伴在母親、妻子身份之外尋求和實現個體價值。

希望我們這個社會，能給個人志趣遠在愛情婚姻育兒之外的女性多一句認同，能抱著巨大地熱忱傳播更多女性經營管理們的經驗和故事，樹立更多的女性榜樣

願我們關於未來的想象力和設計力，不被眼前的苟且與利益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