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喜欢这段时间最炙手可热的美剧《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追看了三遍。

剧中讲了三段婚姻的故事，分别对应1960年代，1980年代，和2019年的当下。

第五集的片头，画面追溯到三位女主的童年，一个话外音分别问她们：

“长大之后你想做什么？”

1964年的女主Beth Ann说：“想做一个妈妈。”

1984年的女主Simone说：“我想当个电影明星。”

到了2019年的女主Taylor，一位女权主义黑人女律师，她的回答是：“我想当超级英雄。”

这些都是非常富有特征的回答。

时光如果再往前倒流一些，无法想象，在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黑人小女孩，能够勇敢地梦想成为拯救全人类的超级英雄。

就像剧中中Beth Ann成长的那个年代。社会的各种“声音管道”都在告诉你：做家庭主妇、为丈夫生儿育女，就是一个女人生来的全部使命，而身边所有高贵的女性，也都在做着家庭主妇。所以一个小女孩，能够想象到的未来与人生设计，自然也只能是——当一个妈妈。

直到1963年，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女性的奥秘》惊雷般问世，一个新的时代拐点终于来临。

但在当时，无数家庭主妇们已经并不甘心于自己被分配的社会角色，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无处可逃，只能无声呐喊。

到了198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像奥普拉·温佛瑞这样的杰出女性，从底层开始奋斗，向全社会示范了黑人女性获得巨大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她，相信那时的美国黑人小女孩们，根本不敢去做“超级英雄梦”。

Oprah Winfrey 奥普拉·温佛瑞

“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固然是个人选择，但其实更是被时代所塑造的。

2019年10月14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诞生了第二位女性获奖者，她就是执教于麻省理工的Esther Duflo。

Esther与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同事、事业拍档Abhijit Banerjee，以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Michael Kremer，共同被授予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Esther与她的丈夫Abhijit Banerjee

左一为Abhijit Banerjee，中间为Esther Duflo，右一为Michael Kremer

可以预见，Esther的获奖，会激励影响更多女性投身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

正如她所说的：

“我的获奖说明，女性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成就、并被奖项所肯定，皆是可能的。

我希望我的获奖，能够激励更多的女性不要放弃、持续耕耘；

也能让更多男性给予这些努力的女性应有的尊重，不因她的性别而有所差异。”

这么多年来，为什么甚少有女性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

不是因为女性“数学不好”，也不是因为学术界和评委们歧视女性，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从事研究的女性太少了，能做出榜样的女性也太少了。

比起选出“谁是最牛的”，“诺奖颁给谁”所带来的巨大示范引导效应，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Esther自己就有一项研究：

她发现印度1993年的一条宪法修正案强制性规定了：全国三分之一的村子在选“村长”时，必须选出一位女性来当一把手。但具体是由哪些村子选出“女村长”，却是随机的。

于是，她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在那些有过女性领导担任“村长”的村子，女生从学校的毕业率明显更高，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期许，不会因性别而有太大差异，包括孩子们自己，对于人生未来的规划与抱负，因性别而产生的鸿沟明显更小。

这证明了什么呢？

设计一个对于女性有利的“社会奖赏系统”，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受重视程度，对女性在教育和职业方向等重大人生问题上可能做出的选择决策，都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所以，要打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垄断型生态”，需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推动游戏规则的修改、奖赏系统的重设。

从《致命女人》里的Beth Ann时代，发展到今天这个诞生46岁诺贝尔经济学奖女得主的时代，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角色设计”，已经发生巨大的变革。

但是依然还不够。

下面我想谈谈，如何从自我感、价值感、力量感这几个方向，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起到女性榜样的示范作用。

自我感

先说“自我感”吧。从最表层的意思理解，“自我感”就是一个女人知不知道她是独立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是不需要从属于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可是你想想，平日里的女人，都是怎样感知自己的存在的？——父母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朋友的朋友……唯独缺了一个“我”。

前些天有个79年的女生发帖征婚，就因为她说自己“去过20多个国家”“兴趣广泛”，被评论一边倒地嘲笑，说她“心智不成熟”。

这个女生有着这样丰富的经历，并且她研究过心理学，应该非常享受单身的生活并知道自己要什么，那她为什么还要以明明知道会被嘲笑的公开征婚的方式去找个伴侣呢？还不是因为，不管一个女生的教育背景、职业、爱好如何，整个社会都在企图教导她们：如果不被男性爱，如果没生孩子，你就是失败者。

比如郭晶晶和杨丽萍，这两位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做到顶尖的女性，但看看我们的新闻是怎样评价她们的？前者是“嫁入豪门，儿女双全的人生赢家”，后者是“为艺术奉献一生，膝下无子晚景凄凉”。

说回到“自我感”。唯有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是为自己才生而为人的时候，她才能真正的绽放。

这次的诺奖得主Abhijit与Esther夫妇就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们充分证明了，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属，一个非常繁忙而有成就的丈夫，可以有一个同样繁忙并且有成就的妻子。

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七岁。用Esther的话讲，还是两个“认为全世界都该以他们为中心”的孩子。

所以，谁工作更繁忙一点，谁挣得更多一些，不是决定“夫妻家庭分工”的根本原因；怎么看待男女在家庭里的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才是。

如此繁忙的两位著名学者，经常一起做饭，共担家庭责任。

如果追问印度裔的Abhijit为何不像大多数印度男人那样，认为女人就该在家当好主妇，很可能是因为Abhijit的父母，双双都是印度知名的经济学家，他从小就见识到了另一种女性角色的存在，另一种夫妻模式的可能性。

这就是“示范”的力量。

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变革“社会的奖赏机制设计”，创造一个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创造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去鼓吹，嫁给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就是女人的大幸运和幸福未来。

价值感

我们再来说“价值感”。身为女性，你不喜欢自己的这个性别身份，除了对于女性只能做“贤妻良母”的单一认知，也可能是因为社会和家庭告诉你“重男轻女”的那些观念，让一个女性体会不到自己的价值。

这里想给你讲一个故事：

黑人女孩米歇尔·罗宾逊，出生在美国芝加哥南部平民区，她的父母出身于家境更贫寒的黑人家庭。

尽管经济捉襟见肘，父母还是会让孩子出门时，衣着整齐得体。平日里，父亲喜欢开着他普通的别克汽车，载着孩子，去附近街区的富人区参观。那里，生活着很多生活优渥的黑人医生家庭。一般，他们的家门口车道上停着两辆轿车，两侧的草坪上鲜花盛开。

他并不多说什么，既不会说：“这就是你们努力的方向，你们必须好好学习改变家族的命运。”也不会说：“有些人就是生来命好，我们没这种命。”他只是带着孩子去看，去感受。

这个女孩回忆道：“我想，父亲是有意为之，他向孩子们展示良好教育带来的前途和机会，激励孩子们出人头地。”

高中时期，这个女孩就读于芝加哥一所富裕社区的高中，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巴黎游学。女孩想，这根本就是她的家庭负担不了的一笔支出，回家连提都没有提过。但是，她的母亲还是从另一位同学的妈妈那里听说了。他们夫妇把女儿叫到跟前谈话。

父亲说：“钱的问题，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你起码要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有这件事，好让我们有所选择，才好做出决定。”最后，父母想办法，真的让女孩去巴黎游学，亲身体验一个更大的世界。

而女孩两年后考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后又考入哈佛法学院，成为一名律师。她进入芝加哥最好的律所工作，衣着入时，在47层的摩天大楼里工作，年薪超过父母一辈子赚的钱，25岁就拥有了私人助理。后来她换了工作，伴随丈夫进入政坛，她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第一夫人”，在公众舞台上施展她独特的影响力。

她成为了米歇尔·奥巴马。

正是价值感，正是“人生永远可以更好”的向往与愿景，为这个平民区女孩撑开了一片可以高飞的天空。

力量感

力量感，就是你有没有对你想做的事全力以赴。

很多人抱怨社会对女性不公，但你为你的工作目标究竟肯付出多大的努力呢？

《向前一步》的作者桑德伯格女士说，在职场中她观察到一个现象，很多女性时刻准备着回归回归家庭，准备怀孕，准备生子，这是妨碍她们在事业上向前一步的最重要心理原因。有一次，她想提拔一位女下属升职，但是对方非常踌躇，原因是她不希望升职后更繁忙的工作会影响她的家庭生活和成为母亲的计划。问题是，当时这位女下属连谈恋爱的对象都没有，却已经在为未来的未来在准备“退后一步”了。

我自己也常常冒出这样的想法：“哎呀，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不擅长在事业上发挥，我更不懂创业，怎么办？不干了，老公救我！”

身边也不断有声音说，女人不能那么累，你就四处游山玩水轻松度日吧，工作是做不完的………我只是笑而不语，因为，他们不懂我真正想要什么。

没有一个人，能一边浑浑噩噩、三心二意，一边又绽放璀璨的光。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好命。好命，从来都是靠自己活出来的。

希望你敢做梦，并且敢于圆梦。多多鼓励自己和同性伙伴在母亲、妻子身份之外寻求和实现个体价值。

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给个人志趣远在爱情婚姻育儿之外的女性多一句认同，能抱着巨大地热忱传播更多女性经营管理们的经验和故事，树立更多的女性榜样

愿我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力和设计力，不被眼前的苟且与利益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