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的考古發掘看，尚未明確證實發現有關夏代的文字資料。但種種跡象表明，夏朝的文字是存在的。

國內學者馬賀山認為夏朝傳世的官方文字是夏篆。這些文字主要以甲骨文的形式存在。商代的甲骨文已是一種相當完備的文字，傳統文字學所謂的“六書”在甲骨文中大多具備，是其文字發展進入成熟階段的重要標誌。文字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商代甲骨文的出現決不會是從天而降的，在它之前應有其發生演變的過程。因此，在先商時代，文明程度高於商族的夏族統治者，也應有文字的發明與使用，這才符合文字發生與演變的規律。

夏朝的文字存在證據

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已發現的一些陶器符號，具有明顯的文字特徵，有的還被釋讀。而龍山時代從年代學上看正處在夏朝之前，那麼與其緊相連接的夏朝亦應有其文字使用，且應比龍山時代的陶符文字更為發展和進步。其三，在夏代的考古材料中，如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亦發現過許多“刻畫符號”。“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這些情況表明，夏朝有文字使用，當不是鑿空之談。

關於夏朝文字的記載呢，請看如下史書：

最早提及倉頡者，是戰國時期的荀卿。其後是《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在荀子“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的基礎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觀點是“倉頡作書”漢代後，在《淮南子》和《論衡》中，都提到了“倉頡造字”。尤其是漢代的緯書，也記載了倉頡“生而能書，又受河圖錄書，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視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魚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春秋元命苞》)。

《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稱：“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西漢《淮南子·修務訓》記載：“史皇產而能書。”高誘注：“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許慎《說文解字·敘》也稱：“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在《春秋元命苞》一書中，記載倉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

許慎《說文解字》：“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等等，許多史書上已作記載，看來倉頡造字是無庸置疑的，也是今天的某些人所反對不了的，儘管他們提出了各種藉口，也無濟於事，倉頡造字就是倉頡造字，中華民族的祖先倉頡早在五千年前，不僅造字，還整理了文字，還推廣了文字，流傳至今的[倉頡書]，就是黃帝時代有文字的一個確證，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至於夏朝有文字，史書上同樣有記載，。[淮南子。汜論訓]載：'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呂氏春秋。先識覽]：'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於商’。這裡的圖法指的是圖書，是法律文獻，是約束天子的法典。從以上的引文中，我們可知：夏朝有史官，夏朝有書籍，夏朝有文字，這是不容置疑的。另外[尚書。多士]篇記載周公對商朝遺民說的一段話：'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從這裡可知，殷先人的冊、典是從夏朝那裡繼承並經過改造而後為商朝所用。[夏禹書]、[禹王碑]是夏朝文字，是夏篆。夏篆帖，正是夏朝的官方文字。

夏朝官方文字與商周文字的關係

從文字整體來看，夏、商、週三代文字可成為祖孫三代，屬於同一個體系，一脈相承，同根同源，都來自於黃帝時代的倉頡造字，來自同一個家族，屬於近親，是割不斷的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近親。

為什麼古代學者總是將夏、商、週三朝連在一起，相提並論，就是因為它們之間有不可分割的東西，那就是相同的文字，相同的文化，相同的文明將它們緊緊的扭在了一起。這裡應該指出的是，商朝的先民原是黃河下游的一個少數民族，是一個遊牧民族，無文字，當成湯趕走夏桀之後，並沒有繼承和使用夏朝的官方文字，因為他們對文字文化並沒有多少認識，也不重視，到了盤庚時候，將都城遷至殷以後，才大範圍的使用夏朝遺傳下來的民間俗體文字，這也正是造成夏朝的官方文字與商朝的民間俗體字之間相差懸殊的真正原因，儘管相隔三百多年，夏朝的官方文字仍保留著比商朝的民間俗體字先進的優勢，用一個不確切的比喻，儘管是三百年前的京城女子，也比三百年後的鄉野丫頭時尚得多，這正是為什麼造成夏朝文字比商朝甲骨文進步的根本原因。

周朝的甲骨文是沿習和繼承了商朝的甲骨文，並無多大發展。周人原是生活在岐水一代的姬姓民族，農耕發達，與姒姓同根同源，人少無文字，夏時使用夏文字，商時使用甲骨文，周武王討紂伐商時，是打著奉帝命復有夏的旗號，當把商紂趕走，建立周朝的時候，周天子又恢復和使用了夏朝的官方文字——夏篆，這就是周篆為什麼與夏篆如此接近和相似的真正原因。

夏篆的成熟和進步

這些夏篆字體非常成熟，非常規範，筆道圓潤，講究對稱，是一種非常進步的文字。而甲骨文則顯得很原始、很落後，異體字很多，這正是民間俗體字的特點。文字和人一樣，不進則退。不常使用，或很少使用，文字就會落伍，就會退化。儘管商朝有國六百餘年，但在前三百多年裡，商朝各王一直在東拼西殺，處於經常遷都的狀態，商民族人較少，又是以遊牧為生，無文字，又不重視文化，所以造成了整個夏朝文字的荒廢。盤庚遷殷後，由於占卜的興盛，這才讓夏朝的民間俗體字派上了用場，將占卜過程及結果，用夏字刻在龜甲和獸骨上，這才有了甲骨文。

夏篆帖的發現，讓我們看到了真實的夏朝的官方文字的本來面目，它不但不比商朝甲骨文原始，落後，還比商朝甲骨文進步，成熟，美觀。

部分現存夏篆

公元九百九十二年，翰林學士王著受宋太宗趙匡義之命編著刻印[淳化閣帖]十卷，其中在卷五內，有[倉頡書]二十八字，[夏禹書]十二字。另外在湖南衡山岣嶁峰有[岣嶁碑文]七十七字，總共一百一十七字。

其中[倉頡書]，歷史上曾有記載，南宋鄭樵[通志。金石略]說；‘倉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倉頡北海墓中，士人呼為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後李斯識其八，叔孫通識其十三，孔子至齊嘗訪焉’。至於衡山[岣嶁碑文]，最早見諸三國魏人張揖選編的[廣博]一書。內有‘岣嶁峰上有岣嶁碑’之句。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一文中，也記載了‘禹碑皆蝌蚪字’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