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两票制的逐步推进，原本的底价代理模式终结，生产企业不得不选择高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合作惯性及带金销售之风尚未能完全有效得到遏制，导致接受CSO、CSP发票被视为终极合规出路。随着征管方式和技术手段的日益完善，伪CSO、CSP为药企虚开“技术咨询费”、“推广费”的问题愈发严重，可能会被一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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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状
“两票制”实施后，过票公司销声匿迹，但与此同时，为了应付两票制，大量冠以“咨询管理服务”、“医药科技咨询”、“信息科技”等头衔的第三方服务公司出现。
这些第三方服务公司，普遍是由县市区企业孵化器引入，基本为原医药经销商注册成立，并且是一对多，即一个经销商利用亲朋好友的身份证件或以支付极少费用利用农民身份证件，办理多家个人独资医药咨询公司，继续为两票制后医药生产企业和药品经销商加价提供服务，形成新兴的医药咨询公司。
部分地区冠以“总部经济”名义，存在通过财政返还鼓励医药咨询行业发展的情况。医药咨询行业不仅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同时也伴随着虚增医药生产企业和药品经销商企业所得税成本列支的问题，并有向广告业渗透的趋势。
2018年1-5月份，湖北全省共有5397户医药咨询行业纳税人，涉及开票金额30.9亿元，税额9258.2万元，其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766份，金额5.3亿元，税额1592.7万元，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50712份，金额25.6亿元，税额7665.5万元。
以武汉市国家税务局挂网公示的广告公司虚开服务费发票案例为例，涉及的广告、咨询公司包括武汉南瑞洋广告有限公司、武汉钡之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武汉栗之值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等十余家。
上述广告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对下游医药生产/经销企业以“广告服务费”、“设计服务宣传费”等名目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上述发票流向包括同济堂、江苏豪森、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佛山手心制药有限公司、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医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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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重点
医药服务公司是否有实际经营是对医药服务公司核查的第一步，税务机关可通过约谈业务负责人与实地核查的方式，了解医药服务公司是否有真实经营，并要求服务公司提供经营场地证明，如提供房产证明、租赁合同、孵化合同等；要求服务公司提供人员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记录、个税申报记录等核查企业是否存在实体经营。
（一）通过实地核查场地人员、约谈业务负责人等方式核查业务真实性
医药服务公司是否有提供咨询/广告/业务推广的能力，及是否真实提供了服务，是对医药服务公司核查的第二步，税务机关可能要求服务公司提供，业务开展流程，说明向医药企业提供咨询/会议/市场推广/广告服务等具体流程，要求企业说明各个环节的具体负责人员，并要求提供与服务相对应的合同、工作记录、会议签到表、工作成果等资料。
（二）通过梳理企业的账簿、记账凭证、关联账户方式核查业务开展真实性
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规定，稽查局可以采用调取企业账簿资料、实地调查、外调等方式核查企业是否存在税收违法行为。就医药服务公司而言：
（1）通过对 “主营业务收入” “银行存款”、“现金”、相关科目、记账凭证以及相关附件进行检查，核查医药服务公司收入实现、开具发票的真实性；
（2）要求企业提供开具发票对应的购销合同、记账凭证、发票记账联、服务达成的证明材料，核查业务开展真实性；
（3）通过对企业银行存款账户、实际控制人账户、员工账户等资金往来的调查，核查医药服务公司与下游企业之间资金交易是否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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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要求
1、制药/经销企业应建立服务商选取、商业服务管理与考核评价等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可以筛选服务商，避免服务商集中开票、走逃失联，受到牵连。在服务商走逃、失联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企业取得发票主观上为善意的证据支持。
2、建立咨询服务必要性审查制度，综合考量接受的服务，是否可自行实施，服务提供方是否具备服务提供资质及服务提供能力，并要求服务提供方对服务过程及结果进行必要记录，并作为服务成果予以提交。
3 、无论是服务提供商，还是制药企业自行举办学术会议，应确保会议地点、人员、标准、讲师的选择以及费用的合理性；讲师选择、费用支付等应有规范流程，讲师费用与劳务相匹配，标准合理，避免现金支付；应注意留存会议签到表、课件资料、照片、录像、新闻稿等以证明授课行为真实发生，付出真实劳动。
4、及时开展费用、开票等涉税风险自查，化解虚开刑事风险。制药企业应对服务费、咨询费、广告费等进行自查，以服务提供商为依据，区分发票类型，逐笔梳理，对费用报销制度、销售费用列支政策执行情况、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发票、合同、银行付款凭证等开展自查，预判风险，端口前移，避免偷税、虚开的行政刑事责任。
简而言之，简单粗暴的”过票洗钱“行为已成历史，大家切莫有侥幸心理，唯有合规转型成为以专业化推广服务类的公司，做到真实性组织，真实性业务，才是健康永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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