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生：強制投票與美國民主制度
作者：黃亞生，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
隨著2016年特朗普的當選和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的快速崛起，很多學者都表達過對西方民主制度未來的擔心，甚至是質疑。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一位政治學教授更是在今年九月份發表了一篇很有爭議性的文章，表示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公民往往缺少維繫民主制度運行的認知和心理能力。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表示他雖然不認同這名教授的結論，但他也認為現有民主制度的運行機制，尤其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運行機制有自身脆弱的地方，需要完善。但與其說完全否定民主制度，黃教授認為民主制度可以完善，但這樣的完善有時會需要我們犧牲一定的自由，包括我們不投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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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4804字，閱讀時長約7分鐘。
前言
今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政治學和心理學教授肖恩·羅斯伯格（Shawn W. Rosenberg）發表了一篇名為“民主吞噬自己”的學術論文，引起了一定的爭議。在論文中，羅斯伯格總結回顧了歷史上對於民主機制和右翼民粹主義概念的定義得出結論：民粹主義崛起的根本原因是民主制度的本身缺陷——公民往往缺少維繫民主制度運行的認知和心理能力。民主制度假設每個公民都是理性的、獨立的，可以根據存在的信息和證據，就社會中發生的事情做出理性且有邏輯的分析和判斷。但羅斯伯格認為，這樣的期望是不現實的。羅斯伯格認為現實生活中的公民往往是脆弱的且易受外界影響的，這使得他們很容易受到右翼民粹主義煽動性言論的影響。羅斯伯格談到，之所以之前民主制度一直可以較為良好的運行是因為社會里的精英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希望維護民主制度，他們會引導民眾如何參與民主生活。比如，“公正”是一個相對複雜和抽象的概念。社會精英可以將這個概念具體化為需要採取的措施，比如“拒絕性別上的工資歧視”等，幫助民眾理解，並指引民主如何參與到民主制度運行中來（比如上街支持“拒絕性別上的工資歧視”的法案）。“然而，現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社會精英對於民眾思想上的絕對控制和引導在瓦解。
我不完全同意羅斯伯格的觀點。原因很簡單：如果人性的唯一本質真的是羅斯伯格所說的，是脆弱的且不經自己思索就極易受外界影響或的，那麼在如今這個高速變化的社會里，每個人，或者至少是遠高於現有比例的人，應該都會倒向右翼民粹主義。但事實不是這樣的。這個世界上有相當一部分人，比如華川粉，確實像巴甫洛夫效應一樣倒向右翼民粹主義，但是確實這個世界有很多人並非如此。。
羅斯伯格的論點中有一點我是贊同的，那就是現有的民主制度運行機制，尤其是美國的民主制度運行機制，有自身脆弱的地方，需要完善。在我看來，美國民主最大的問題是它有一個巨大的偏差， 就是那些最容易被煽動的選民是最積極參與政治的，而理智的選民參與政治的成本高，參與度低。這是美國民主制度最大的問題。
本公眾號在羅斯伯格文章發表之前就討論過這個問題。《黃亞生：民主的“代價”——為什麼美國應該強制投票》提出要提高年輕人和教育程度高的群體以及中層選民的投票率。第一，在設置民主制度的時候，要降低投票的門檻，比如施行電子投票（我在之前的文章《黃亞生：楊安澤，一個“另類”的總統競選者（2）》中提及過電子投票的可行性）。第二就要求我們犧牲一定的自由，包括我們不投票的自由。《黃亞生：民主的“代價”——為什麼美國應該強制投票》可以被認為是對羅斯伯格提出的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案。我們在這裡再次登出這篇文章。
以下為《黃亞生：民主的“代價”——為什麼美國應該強制投票》原文正文：
長期以來，美國選舉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投票率很低。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是60.2%左右（不同統計機構得出的百分比略有不同）。全球有32個經合組織國家（OECD）在2014到2017年之間進行過國家大選，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統計，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的投票率在這32個經合組織國家中排行在第26位。而相比美國總統大選，美國中期選舉的投票率則更低，長期維持在35%到50%之間。美國2018年中期選舉的投票率是49.3%，這已經是1914年以來中期選舉最高的投票率了。
投票率低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投票結果不一定反映真正的民意。投票是有時間和機會成本的。投票需要時間，有時甚至會影響上班，賺錢，而美國的選舉設置又非常不合理，投票定在11月的第一個星期二，是個週中時間。投票還有心理和精力成本，投票需要你去研究侯選人的政策主張和立場等等，這需要投入精力，時間和一定的認知。
這些成本對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不一樣的人群影響是不一樣的。對於高收入和受過教育的人群來講，心理和精力成本較低，但對低收入，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來講，這個成本很可能是很高的，這會減低他們的投票率。而時間成本對高收入的人群則是影響更大，因為他們的時間的機會成本高。這就是為什麼在美國歲數大的，退休的人群投票率高，因為他們的時間機會成本接近於零，而年輕人投票率低，因為他們的時間機會成本高。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說明投票率對影響選舉結果的一個範例。那年大選，年輕人投票率低，而老年人和低收入藍領白人的人投票率則相對較高。原因很簡單：投特朗普的票不需要你做任何的盡職調查，他的口號都是煽動性的，都是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這對美國大約30%的選民來說節約了他們的心理和精力成本，使他們的投票率達到一個新高。但是投票的時間成本依然是固定的，不會因人而異的。時間成本降低了年輕人的投票率。結果就是特朗普的出奇獲勝。
2016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出奇獲勝
在2016年的大選中，低收入群體普遍投共和黨，而高收入群體投民主黨，但是相當一部分中間的選民選擇了不投票。一個深層的原因是這些低收入的白人藍領投票的機會成本低，另外有更強的動力，投票是他們用政治手段去改變他們的經濟狀況的機會。這是堤外損失堤內補。這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任何階層的選民都有權利用政治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就是民主的精髓。
但在有很多人選擇不投票的情況時，民主的體制會有發生系統性的偏差。第一，在有煽動性的政治家參選的情況下，會有更多無知的選民出來投票，使整個政府決策質量下降。第二，很多人不投票還會降低民主選舉過程的質量。候選人會將他們的時間和精力花在蠱惑人心的事情上而不是做理性的政策討論。第三，會使激進的候選人得利。越極端，越激進的，越不負責任的競選綱領往往會使自己的鐵桿支持者出來投票。候選人為了提高投票率往往會選擇所謂“牆角主張”（Corner Solution）。這三個系統偏差最大的輸家是投票率低的中間選民。特朗普和英國脫歐都是在犧牲經濟地位較高的白領，中上階層的利益。
我認為民主國家應該施行強制投票制度。我們常說投票是一個公民的神聖義務，但從數據上來看，顯然美國有相當多的選民不這樣看投票。他們常年不投票，不關心政治和政策的細節討論。這類選民尤其容易受煽動性的政治家影響，如果投票的話，只是靠著直覺，感情和偏見投票。華川粉都是屬於這個類型。
強制投票會幫助解決這個問題。它當然不會降低無知選民的投票率，但是它會提高收入高的和教育程度高的群體以及中層選民的投票率。反對強制投票的群體的主要觀點就是強制投票違反了民主的原則，即投票是一種權利，公民有權利選擇投票，也有權利選擇不投票。也有人把投票比作言論自由的一種，指出言論自由的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可以選擇不說話。
但這個理由是站不住腳的。投票和不投票都可以是言論的一種，但兩者的區別是投票作為言論來說它的信息是很清晰的。你投A就表達你支持A而不支持B。但是不投票的信息是模糊的，是不清晰的。舉個例子，兩個人，張三和李四，這次都不投票。張三是因為兩個參選人他都不喜歡，但是李四不投票的原因是因為他那天正好要完成一個任務，沒有時間來投票，其實李四是支持兩個參選人之一的。但是我們完全無法從投票率區分張三和李四的情況，我們可能認為張三和李四都不喜歡這兩個候選人，但實際上情況不是這樣的。也就是說，用不投票來表達言論實際上是非常不準確的，這是一個很無效的言論自由的工具。
在設置民主制度的時候，應該給它制定一定的門檻。要提高民主制度的質量可能就要求我們犧牲一定的自由，包括我們不投票的自由。
要提高民主制度的質量可能就要求我們犧牲一定的自由，包括我們不投票的自由
強制投票如何運轉
目前全世界上有超過二十個民主國家實行強制投票，即國家內符合投票資格的選民在選舉日必須投票，否則就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主要是罰款）。
澳大利亞就是強制投票的代表國家。澳大利亞最早在1924年就引入了聯邦選舉層面的強制投票。但在當時，強制投票的對象只包括“21歲以上的大英帝國的子民”，不包括澳大利亞原住民。1974年澳大利亞把強制投票年齡調整至18歲。1984年澳大利亞原住民也被要求需要強制投票。
在澳大利亞，如果符合投票資質的選民不參與投票，就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罰款。缺席一次聯邦層面的選舉投票會收到約合17美元的罰金。當然，這個規則也不是完全不近人情。《紐約時報》在2018年曾針對強制投票問題採訪過澳大利亞珀斯的居民，其中有人表示在缺席了一次地區投票後收到了罰單。但因為他提供了他當時在外出差的合理解釋，而被免予罰款。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因為不記名投票，強制投票只能要求公民出現在投票地點，但公民依然可以選擇投出空白票。
澳大利亞的強制投票機制還有一點值得借鑑，不同於美國的投票日設在星期二，澳大利亞的選舉日設在週末，這為澳大利亞公民投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也把投票變成了一個節日。澳大利亞國家辭典中心曾在2016年將"民主香腸"(Democracy sausage) 命名為澳大利亞年度詞彙。這個詞彙指的是聯邦大選當天投票站外販賣的麵包夾香腸。在澳大利亞，投完票後進行慶祝，吃燒烤和香腸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可以說，投票日在澳大利亞已經成為了一個值得慶祝的假日。
"民主香腸“已經成為澳大利亞投票日的象徵
強制投票的效果和好處
強制投票對於選舉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投票率的提升。根據國際民主和投票協助中心的統計數據，澳大利亞的投票率遠高於英國、加拿大和美國這三個不強制投票的國家，達到九成。同樣的高投票率也出現在其他實行強制投票的國家。根據“美洲指標”的統計，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實行更嚴格的強制投票的國家，有更高比例的選民計劃參與投票。
除了投票率的提升，強制投票的另一大好處就是可以極大地改善政治環境。目前美國的選舉環境越來越兩極化，選舉日出來投票的大都是兩黨的核心支持者，中間選民和少數族裔群體很少出來投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威廉·加爾斯頓（William Galston）曾發文設想了一個實行強制投票的美國。在那個假設的未來，加爾斯頓認為競選活動將吸引更溫和，搖擺不定的選民。兩黨議員也會“跨越兩黨的分歧，重新認識妥協的藝術。”在這樣的一個未來，通過激進的言論煽動核心選民的策略將不在能夠幫助黨派獲得勝利。
我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黃亞生：美國的民主怎麼了？》中也指出，為什麼投票率這麼重要？就是說，假如你我是總統候選人，如果我們知道投票率是100%，這時候我們花的精力和時間要考慮我們怎麼迎合中位選舉人。但在美國體制下面投票是自願的，選舉人要考慮怎麼讓支持我的那些人在選舉那天能夠出來投票，而不是在家裡待著看電視看球賽。這時候如果有一個法律規定，你如果不投票你是一個犯罪的行為，要對你進行懲罰，這時候我想就不是說只是讓支持我的那些人在選舉那天能夠出來投票，而是一個平均概念，一箇中位概念。在任何社會里如果你是一箇中位的人，這個人基本上是比較溫和的，比較有理性的，而狂熱分子是很難獲得最終勝利的。
強制投票還有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好處，即很多人在反對強制投票時表示，強制投票會使得很多完全不瞭解選舉人背景、缺乏相關政治知識的人隨便投票，反倒對民主制度造成損害。然而，事實上，有多項研究表明，強制投票會在一個國家廣泛增強公民的政治理解和政治知識，從而推動了民主制度的普及和發展。澳大利亞政治學家吉爾·夏派德（Jill Sheppard）曾在2015年做了一項研究中發現，在強制投票的國家中，有更多的公民瞭解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時下的政策走向，這樣的普及情況在不同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群體中保持一致。夏派德也在研究中指出，相比實行強制投票的國家，在不實行強制投票的國家，只有教育程度高的群體會了解如何解讀當前國家的一些政治政策。原因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對於他們獲取知識的成本低。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美國的白人藍領階層會被煽動成為特朗普的狂熱支持者了，實際上很多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對他們都是十分有害的。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教授馬爾科姆·邁克拉斯（Malcolm Mackerras）在1999年的一項研究中也得出過類似的結論，他指出“強制投票可以強迫或者說潛移默化裡促使公民去思考政治問題和評判國家政黨。”
在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四國中，澳大利亞的投票率遙遙領先
圖片來源：Jill Sheppard
結語
美國政治的兩極化目前越來越明顯。美國政治的極端化催生了特朗普的出現，而特朗普的出現又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政治的極端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引入強制投票制度，讓全國更多民眾，尤其是中間溫和選民更多發聲，可以平衡美國政治的極端化。在強制投票的設置下，依靠極端政策煽動核心選民的方法會變得更難，只有更平衡的，更溫和的和更理性的政策才會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
參考文獻
[1] Sheppard, J 2015, 'Compulsory voting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Testing a 'compelled engagement' hypothesis', Electoral Studies, vol. 40, pp. 300-307.
[2] Mackerras, M 1999, ‘Compulsory voting, party stability and electoral advantage in Australia’, Electoral Studies, Vol. 18, pp. 21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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