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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生：穆勒報告公佈——論法律和政治的準繩
作者：黃亞生，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
美東時間今天（4月18日）上午11點，備受關注的穆勒報告全文正式向外界公佈。就在報告公佈前的幾個小時內，美國司法部長巴爾舉行了新聞發佈會，再次重申穆勒報告沒有發現特朗普團隊與俄羅斯方面共謀的證據，併為特朗普辯護，表示其在這兩年裡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處境”。巴爾在公佈報告前舉行發佈會的行為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不免讓人懷疑他想要試圖影響報告公佈後的輿論。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表示，法律和政治準繩是不一樣的。即使穆勒無法在司法層面上認定特朗普犯了罪，但是，這並不表明特朗普在政治上是清白的。黃教授希望讀者們可以思考，“當你在讀穆勒的調查報告時，我希望你問你自己這個問題：當年因為克林頓在婚外戀上撒了一個謊，共和黨因此全面推動一場彈劾克林頓的議案。今天當你在穆勒報告裡讀到特朗普一系列和俄羅斯之間可疑的緊密接觸以及他一再又一再在和俄羅斯有關的事情上撒謊和掩蓋行為，雖然可能夠不上法律意義上的犯罪，但你認為他應該不應該被彈劾？”
今天，美國司法部向國會和公眾公佈了特別檢察官穆勒的“通俄門”調查報告被刪節的報告原版。司法部表示，公佈的報告稱除了將大陪審團的證詞、機密信息、與正在進行的調查有關的材料和其他敏感信息進行了刪除外，盡最大可能保持了原版報告的完整性。
穆勒報告的公佈給予了國會及美國社會各界瞭解“通俄門”調查細節的機會。我們現在對這份報告的理解都是基於美國司法部長巴爾3月24日對於穆勒報告主要結論的概述。巴爾聲稱穆勒調查沒有發現特朗普競選團隊及相關人員與俄羅斯共謀。另外，在巴爾所做的概述裡，他自己提供了一個特朗普沒有妨礙司法的結論。
今天（美國時間4月18日），美國司法部正式公佈了穆勒報告
而報告公佈後，我們可以直接知道穆勒對“通俄門”的結論。現在爭議的焦點集中在特朗普是否妨礙司法。巴爾結論說特朗普沒有妨礙司法，但是從巴爾引用穆勒報告原文的一段話裡，我們很清楚看出巴爾的這個結論和穆勒原意是有差距的。穆勒的報告是對於特朗普是否妨礙司法未作出結論，而不是特朗普沒有妨礙司法。
穆勒報告公佈後我們自己就可以對這個問題做判斷。爭議有兩個：一個是穆勒未作結論是因為在美國司法部現有的政策架構下總統被認為是免予起訴的。如果是這個原因，穆勒可能會建議這個問題應該是在政治領域解決而不是在法律領域。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穆勒沒有找到達到法律標準的證據。
這兩個爭議都說明一個問題：法律和政治準繩是不一樣的。即使穆勒無法在司法層面上認定特朗普犯了罪，但是，這並不表明特朗普在政治上是清白的。美國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然而在政治上，“排除合理懷疑”的思維方式和標準是不存在的，這是司法程序和政治程序的主要區別。
穆勒報告剛剛公佈，我還沒讀，但是我相信這個報告裡將有特朗普做的大量壞事和問題行為細節的描述。從這個角度來看，特朗普和川粉對巴爾3月24日對穆勒報告的概述歡呼雀躍是一個非理智的行為， 就是說法律上認定你不是個秦檜，但這不能證明你是個岳飛。
“排除合理懷疑”
18世紀英國著名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曾表示：“與其讓一個無罪的人受到懲罰，不如讓十個有罪的人逃避懲罰。”這句話對英美國家刑事制裁的司法程序影響極大。因為刑事制裁的後果極為嚴重，美國對於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極其嚴格的，也就是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什麼是“排除合理懷疑”？美國法律界對於“排除合理懷疑”有著很多版本的定義。簡單來說，合理懷疑是仔細衡量所有證據後，基於理性和常理（常識？）產生的懷疑。排除合理懷疑就是要超越合理懷疑，即如此確信，就好像毫不猶豫處理自己生活中相當嚴肅、重要的事務一樣。也就是說，你要百分之一百相信被告是有罪的，而不只是停留在一定程度的懷疑。
著名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曾表示：“與其讓一個無罪的人受到懲罰，不如讓十個有罪的人逃避懲罰。”
圖片來源：Lapham's Quarterly
“排除合理懷疑”是一個十分嚴苛的標準，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刑事制裁的錯判。然而，政治思維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說“排除合理懷疑”是一種證偽的思維方式，就是你在判罪之前，你要對有罪這個假設進行證偽。在證偽失敗以後，也就是在“排除合理懷疑”以後，假設才能成立，才能成為結論。
某種意義上，政治思維是相反的。政治思維是要證真，就是要收集和宣傳有利於己方的證據和觀點，而不是去推翻這些證據和觀點。另外，在政治標準比法律標準低。在政治上，相比“排除合理懷疑”的思維方式，更多被採用的是“合理懷疑”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說，可疑行為和相關證據的存在就可以讓國會議員對總統產生不信任，開啟和推動更多調查。能不能完全證明特朗普有罪是一回事，有沒有可疑行為和相關證據是另一回事。
穆勒報告的公佈所引發的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把整個“通俄門“事件從法律領域轉換到政治領域。
民主黨的政治準繩
我在之前的文章《黃亞生：從穆勒調查結論的兩黨反應看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中談到，穆勒調查結束後，共和黨對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民主黨人亞當·希夫（Adam Schiff）進行了聲討，要求他辭職。這些共和黨議員指責希夫在穆勒報告結論出來前曾多次表態過他相信特朗普團隊在競選期間與俄羅斯方面進行了勾結。3月28日，特朗普更是自己公開在社交媒體上要求希夫辭職。
希夫在對共和黨議員的聯名信的回應中表示，他認為穆勒調查中涉及到的一系列事件都讓他有理由認為特朗普團隊在競選中存在不當的行為。比如，特朗普的大兒子小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在2016年於特朗普大廈與俄羅斯人會面時，對方提出了可以向特朗普團隊提供俄羅斯政府收集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醜事”。而小特朗普當時的回應時願意聽一聽對方能提供什麼樣的信息。希夫聲明，“有沒有可疑行為和證據是一回事，而是否有足夠有力的證據證明共謀是另一回事。特別檢察官能否毫無疑義地證明這一罪行，取決於特別檢察官，我接受他的論斷。”
民主黨人希夫表態，“有沒有可疑行為和證據是一回事，而是否有足夠有力的證據證明共謀是另一回事。”
希夫其實就是在針對小特朗普會見俄羅斯人等可疑行為進行合理懷疑，這是沒有問題的。而希夫也完全接受了穆勒的調查報告的結論，因為他明白在司法程序上，不同於政治上，僅僅是“合理懷疑”是不夠的。可以說，希夫這個思維模式一方面是理性和剋制的，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法律和政治思維的區別。
什麼是“赤裸裸“的黨派政治？
上面的討論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法律和政治準繩是不一樣的，那是不是說政治領域可以肯本不講證據和原則？
回答否定的。剛才我們已經討論了“排除合理懷疑”和“合理懷疑”這兩種思維方式的差異。一個良好運作的政治體制還是要依據“合理懷疑”的思維方式的，而不是沒有任何合理性質的懷疑。懷疑是否有合理性就是 “赤裸裸”的黨派政治和正常的黨派政治之間的區別。
這也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區別。上文指出，共和黨指責了希夫作為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的“失職”，那我們就回顧下前任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德文·努內斯（Devin Nunes）的“政績。”
圖左為努內斯，圖右為希夫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使命是保護國家安全，歷史上它是所有國會委員會里面比較中性的和最不具有黨派性質的委員會。但是努內斯把這個委員會變成了一個赤裸裸的黨派組織。在2018年8月曝光的一段秘密錄音中，在一場籌款活動上，時任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努內斯向一群共和黨捐款人表示，眾議院的共和黨多數派過去和現在的使命就是保護特朗普。他表示他是穆勒的調查和特朗普之間的防火牆。努內斯在接受捐贈者採訪時表示：”如果穆勒無法證明總統是清白的，我們就是總統的最後一道防線……我們必須保留所有的議會席位。我們必須保持多數。如果我們不保持多數，（這些對特朗普的保護）都會消失。” 在當時，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也正在對特朗普通俄進行調查。努內斯的話說得很清楚，他的委員會和眾議院的共和黨議員的首要目標是保護特朗普，而不是調查特朗普是否有過違法行為。
上世紀對於克林頓的彈劾案是另一個例子。1994年，美國獨立檢察官肯·斯塔爾(Ken Starr)被委任調查時任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其夫人希拉里·克林頓（Hilary Clinton）是否與一家名叫白水公司的金融欺詐行為有關。然而，白水事件調查期間，克林頓被意外發現存在婚外情行為，斯塔爾的調查方向也隨之轉向了和最初調查目的毫無關係的克林頓的婚外情問題，而白水事件本身沒有查出任何問題。
斯塔爾的調查在後期轉向了克林頓的婚外情問題
1998年，肯·斯塔爾就其對克林頓婚外情的調查向國會提供報告，指控克林頓試圖掩飾他的婚外情，存在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雖然斯塔爾的調查是獨立進行的，但他的這份報告被廣泛認為具有極強的黨派政治色彩，因為他的調查把一個完全屬於一個政治家家庭內部的私事和個人隱私問題高度政治化。
隨後，在10月份，眾議院的共和黨人開始對彈劾克林頓。領導彈劾的是當時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紐特·金裡奇（Newt Gingrich）。（順便說一下，金裡奇在進行對克林頓的彈劾期間一直維持著他自己的婚外情。）他所做的民意調查發現，克林頓的醜聞會使共和黨在1998年的中期選舉中獲得6到30個額外的眾議院席位。這也是金裡奇極力推動彈劾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把民主黨拉下馬。然而，根據當時10月初的一項公開民調顯示， 儘管70%的美國人認為克林頓曾在面對婚外情問題上撒了謊，但只有36%的人希望他因此被彈劾。大多數人表示婚外情不是一個國會應該介入的事情。大部分的法律專家也都認為克林頓嘗試掩飾婚外情的行為根本沒有達到應該被彈劾的嚴重程度。
對克林頓的彈劾最後在參議院沒有通過。
結語
我們從共和黨對克林頓和對特朗普的態度差別上就可以看到合理懷疑和沒有合理懷疑思維的區別。共和黨的黨派政治是不基於任何證據和原則的。只要是敵人反對的，我就擁護。克林頓是民主黨，我就反對。特朗普是共和黨，我就擁護。
當你在讀穆勒的調查報告時，我希望你問你自己這個問題：當年因為克林頓在婚外戀上撒了一個謊，共和黨因此全面推動一場彈劾克林頓的議案。今天當你在穆勒報告裡讀到特朗普一系列和俄羅斯之間可疑的緊密接觸以及他一再又一再在和俄羅斯有關的事情上撒謊和掩蓋行為，雖然可能夠不上法律意義上的犯罪，但你認為他應該不應該被彈劾？
如果你認為特朗普沒有被穆勒指控犯罪，所以就不應該被彈劾，那說明你沒搞明白“排除合理懷疑”和“合理懷疑“的區別。如果你支持彈劾那個偷情的克林頓但是不支持彈劾裡通敵國嫌疑的特朗普，那你還沒搞清”合理懷疑“和”非合理懷疑“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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