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要從十八世紀的蘇格蘭，來到十九世紀的倫敦，聊聊古典經濟學，是如何完成學派的建立的。這次主角是個猶太人，他就是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4.18-1823.9.11）。他可能是投資回報率最高的經濟學家。靠著800英鎊起家，去世時積累了72萬英鎊，放在今天，那就是億萬身家。

你可能會問，學好經濟學，還可以做好投資？對不起，你有點想多了，李嘉圖的發家經歷和經濟學不太大，他接觸經濟學純屬偶然。他生於1772年，等到他長大，成為成功的投資家，這時候《國富論》已經出版23年。有次度假，他隨手翻到《國富論》。一下子覺得，這種研究比投機賺錢有意思多了。從此，這世界才多了一個天才經濟學家。他教給我們的第一課，可能就是，任何時候學經濟學都不算晚。

大衛·李嘉圖

1、荷蘭帶來的震撼

說回來，李嘉圖投資做得好，和經濟學關係不大，倒和他的荷蘭背景關係更大。李嘉圖父親和祖父都是荷蘭有名的證券經紀人，他12歲去荷蘭留學。你可能會奇怪，倫敦不是世界金融中心麼，還用得著去荷蘭留學？這是因為，當時的荷蘭，說起來可不簡單。

我們知道，荷蘭曾有海上馬車伕的稱呼，斯密就曾評價過，配稱為自由港的國家只有荷蘭，這個國家的財富全來自對外貿易。很多人不知道，荷蘭最厲害的還有金融，不少創新最早就出現在荷蘭，比如現代意義上的存款銀行與公債。荷蘭的成功，其實就在於利用自由貿易，大力發展金融。

荷蘭那麼牛，英國這樣的國家自然會跟在後面學，荷蘭人也源源不斷來到倫敦傳播經驗。李嘉圖父親因為要來處理公債，後來移民倫敦，李嘉圖不少投機也和公債有關。

荷蘭的經驗，幫助了英國，也刺激了李嘉圖這樣一批支持自由貿易的思想者。另一位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出生於1723，和李嘉圖相差不到五十年，卻屬於兩個時代。斯密的時代，工業革命還沒正式開始，李嘉圖的時代，英國已站在產業起飛的階段。第一臺機械織布機出現在1786年，紡織業成為英國第一個現代行業，經濟週期開始出現。身處其中的李嘉圖，所採取的觀察視角，帶有強烈的現代意義，主要關注19世紀的公共話題。

2、《穀物法》刺激下誕生的比較優勢

當時最大問題就是戰爭。當時，法國大革命的一片混亂中，拿破崙崛起，在歐洲大陸所向披靡。 1805年，拿破崙嘗試登陸英國失敗，這導致他改變徵服方式，決心用經濟封鎖摧垮英國，下令歐洲各國不準與英國發生貿易關係，英國貨物商船全部沒收，這就是“大陸封鎖”。

拿破崙將歐洲與英國的戰爭，看成陸地與海洋的霸權爭奪。站在今天來看，拿破崙其實有點類似特朗普，大陸封鎖，也有點像特朗普用與盟友的雙邊貿易來圍堵多邊貿易。英法戰爭，自古以來都是爭奪世界統治權的戰爭，恰恰是戰勝了法國，奠定了英國在十九世紀統治地位。海洋戰勝了陸地，也意味著自由貿易理念戰勝了保護主義。

拿破崙在1815年失敗了，但他代表的保護主義卻沒有馬上退散。同一年，英國出臺了《穀物法》，規定如果國內穀物平均價沒有達到一定標準，就不能進口穀物。明眼人一看就知，這是為了保護鄉紳貴族利益，議會主要被這些人把持。當時城市工人，已經面臨通貨膨脹壓力，再加上《穀物法》導致穀物價格上漲，讓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

這時，李嘉圖作為國會議員拍案而起。儘管他也有很多土地，《穀物法》符合他的利益，但是不符合他的自由貿易理念。因此他對《穀物法》非常義憤，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這本書，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版。這本書被認為《國富論》後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其中的比較優勢理論，也成為自由貿易最強大的理論支持。

3、比較優勢會被顛覆嗎？

比較優勢誕生於工業時代前期，到今天是不是被顛覆了呢？然而比較優勢的生命力是相當頑強的。

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討論課，開篇就有一個有意思的故事。主角是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1915.5.15－2009.12.13）和他的朋友數學家斯烏拉姆（Stanisław Marcin Ulam,1909.4.13－1984.5.13），斯烏拉姆問薩繆爾森，在所有社會科學中，是否存在一個既成立而又有意義的理論？這個問題不好回答，甚至都不是在問經濟學，而是問所有的社會科學。

薩繆爾森是美國首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聰明程度不用說了，可他也想了幾年，才謹慎給出答案，就是“比較優勢”。

今天比較優勢並沒過時，但對比較優勢的理解，卻需要不斷複習更新。

說到比較優勢在當下的運用，不少人第一反應是，中國的優勢是人工，美國的優勢是技術，所以中國要出口低端產品，美國要出口高端產品，說白了就是中國產襪子美國造飛機，才符合比較優勢。這其實大錯特錯，人工或者技術其實是直接優勢，而不是比較優勢。

那比較優勢是什麼意思呢？比較優勢是說，就算是美國工人生產襪子比中國效率比中國便宜，美國也不應該生產襪子，因為低端製造業很可能屬於美國的比較劣勢。

再複習一下李嘉圖版的比較優勢。

當然，今天的世界不是毛呢和葡萄酒那麼簡單。當主導行業變成疫苗、芯片、智能手機之後，比較優勢還適用麼？邏輯沒變，但需要完善，克魯格曼等人也正是從中發展出新理論。

2004年，前面提到的薩繆爾森寫了篇論文，對中美貿易提出一些看法，他認為中國原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如果意外地提升了生產率，貿易可能並非雙贏。翻譯一下，就是如果中國繼續生產襪子美國繼續造飛機，是雙贏，但如果中國開始生產飛機，那麼美國可能受損。

這篇文章被很多人看作中美貿易戰的理論基礎，甚至認為顛覆了比較優勢。真的是這樣嗎？其實薩繆爾森的文章，可以認為從反面，也就是從比較劣勢的角度論證了比較優勢。

保羅·薩繆爾森

假設中國的比較優勢真的從生產襪子轉移到飛機，這意味著美國的比較優勢也必然發生改變，飛機可能就不再是美國的比較優勢，反而可能是比較劣勢；如果繼續生產，那麼自然會利益受損。在這個模型中，當中國生產優勢改變，中國需要重新思考，是不是要繼續生產襪子，美國也應重新思考，要不要繼續生產飛機。

並且，當年李嘉圖對比較優勢模型，是做了簡化的，模型中假設的商品和國家只有兩種，薩繆爾森模型也有類似侷限。真實世界不會只有飛機和襪子兩行業，也不是隻有中美，這意味著理解比較優勢要從全球出發。

假定美國造飛機不具備比較優勢，甚至不造飛機，美國真的吃虧了麼？也許飛機制造業確實吃虧了，但其他行業未必。中國飛機勝出，意味著中國製造的飛機可能更安全更舒適更大，這進一步意味著航運生產率提升，乘客和航空公司都能夠從中獲益。其他行業的收益，很可能大於美國飛機業損失，幫助美國經濟整體產出效率提升。可見中國飛機效率提升，最終有利於美國其他行業，紅利可以蔓延到全球。

那麼美國應怎麼做？當然尋找新的比較優勢。要麼新行業，比如新型飛機或者火箭，或者改造舊行業，比如引入機器人將製造業變得更智能。整個全球經濟效率，就在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中，得到提升。

最後要區分兩個問題，一是比較優勢，二是自由貿易。比較優勢是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研究怎麼把全球經濟蛋糕做大，但如何切蛋糕是另外一個問題，取決於你支持自由貿易還是公平貿易，這背後的含義，是經濟學和政策，永遠不能完全一致，就像李嘉圖呼籲自由貿易，但生前沒能看到廢除《穀物法》。

1823年9月11日，李嘉圖去世，原因是一隻耳朵感染，年僅51歲。如此富有的天才人物，卻因為小小的意外，如此脆弱地結束生命。這事放在今天，可能就一片消炎藥就能解決的事。

但這就是歷史，我們當下習以為常不少事物，在當時是何等非凡創造，比較優勢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