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回忆录（十三）

耿飚回忆录（十三）

第二章

锤子 梭镖 钢枪

一九九一年，耿飚重回水口山，讲述当年工人运动的情况

闪光的梭镖

在完成了东洋渡接枪任务后，我们便按照原定计划，到醴陵去开展农民运动。

黄佐同志召集大家开会，研究如何走法。大家认为，全组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还是分散走，到醴陵后在南乡泗汾集合。

于是，我便和同志们告别，自己一人回到离别了十年的故乡醴陵。

由于我全家是仓促离开水口山的，事先并没有和老家的乡亲联系，所以父母带着弟妹们回到醴陵后，没有地方安家。幸亏父亲有一个姓郭的徒弟，也是醴陵人，在他的帮助下，全家人就借住在距县城约二十里的石门口郭碧公祠里。父亲到石门口煤矿做工人，仍是砌匠。

我一到醴陵，就先去石门口看望父母。父亲看见我平安归来，又从我喜滋滋的脸上得知乔生舅舅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十分高兴。母亲不知底细，老是问我这几天到哪里去了；我当然不能把组织的机密告诉她，就用别的话搪塞过去。

探望过父母亲，我急着就要去南乡泗汾和黄佐同志会合，母亲见我匆匆回来，又要匆匆离家，心中不大愿意。父亲对我的行动，心里已明白了几分，所以并不阻拦，他悄悄地问我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这时，我展开了思想斗争：要不要把我参加共青团的事告诉父亲？考虑到父亲是个老工人，在水口山的十年中思想比较进步，同情和支持革命，还积极参加工人斗争，特别是在东洋渡接枪事件上给了我很大帮助；因此，我如果告诉他，不仅不会泄露秘密，而且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得到他更多的帮助。所以，我就如实告诉了他。

果然，父亲听后，慈爱的眼睛里露出了赞许的目光。接着，他对我讲了两点意见：第一，行动要小心，要注意安全；第二，要找一个工作。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找一个工作，不仅可以挣几个钱，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而且可以用公开职业作掩护，避免引起反动密探的注意。同时，我进一步想到：当了工人，可以在工友中广交朋友，为开展革命工作找到一个立足点。

正好我刚刚从一份广告上看到，修筑醴陵到茶陵公路的工地上，正在招收工人。于是，我就去报了名，当了修路工人。修路工很辛苦，但是，对于我这个曾当过敲砂“麻蝈”的人来说，再苦也不在话下。

接着，我就去泗汾找黄佐他们。泗汾虽然不大，但是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找黄佐同志呢？经过反复打听，终于在农会中找到了他。原来，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攻占醴陵县城后，醴陵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县农会、总工会、商会、女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革命团体相继挂牌成立。醴陵各乡的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陆续成立了农会。所以，黄佐同志一到泗汾，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农会工作。

他见我来了，异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长问短。我告诉他已经当了修路工人，他说：“好啊，以后你一面做工，一面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农会工作。”

我也急着要了解农会的情况。他指着进进出出的农民说：“他们都是农会会员，你看搞得多红火！”

就这样，我白天在公路工地做工，下工后就到黄佐同志那儿去，和小组的同志们一道做农会工作。

黄佐同志是我们小组的党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他年龄虽然只有三十来岁，在水口山已经当了十多年工人，很有斗争经验；而且他为人机敏、持重，作风民主，常和大家一起商谈工作。有一次，他主持支部会，讨论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我建议：公路上修路的工人都是穷苦人，我们如果到修路工人中去做工作，发动工人起来和农民一道斗争，力量就更大了。同志们纷纷发言，都赞成我的想法。黄佐同志高兴地说：“我也赞成，来个工农大联合！”最后，支部决议：所有党员（包括我这名共青团员）在做好农会工作的同时，都抽时间到公路工地劳动，广泛接触工人，和修路工人交朋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决定，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和农民一起同地主豪绅作斗争。

当时，醴陵的各个乡镇虽都已有了农会，但有些村庄中，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因此，我们除了在南乡泗汾一带的农会中工作外，还经常到公路两侧的村庄中去发动群众、组织农会。

我们发动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禁烟、禁赌、打菩萨、破除迷信等群众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特权，把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组织起来的农民扬眉吐气，经常拉着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戴高帽子游街，并公开烧掉地主的地契。

对于农民的这些革命行动，各种反动派、包括国民党的右派，都暴跳如雷地加以咒骂、反对，他们疯狂指责湖南的农民运动“糟的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力地驳斥了反动派的这一谬论，并明确指出：农民运动“好得很”！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不妥的口号和做法，例如，上级中有人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等口号。这些口号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反动阶级中不同情况的人。在地主阶级中，固然有很多土豪劣绅和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但是也有一部分在政治上没有劣迹，还有少数人对农民运动并不反对，个别的甚至同情革命。对此应该予以区别对待。

在推翻地主阶级政治特权的同时，我们还动员农民向神权宣战。记得当时我们号召农民打菩萨时，常常引用一套据说是毛委员编的（后来知道是孙孝山编的）顺口溜：

一尊神，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整，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九）坐不动，实（十）在无用。

神权和族权，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权的基础。所以，农民起来反对神权，有利于摧毁农村中的地主特权。同时，农民自己动手打菩萨，也破除了他们自己的迷信思想，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那时，很多农村中的泥菩萨都被搬走打烂，庙宇和祠堂变成了学校或农会开会的地方。农民还自动撤除了家中的神龛和“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农民运动冲击着宗族观念和族规家法，也冲击着陈腐的夫权思想。实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冲刷着农村的每个角落。

（未完待续）